| 宋朝皇帝治国讲“文治”，故而皇帝也注重读书。南宋诸帝中，高宗、孝宗爱读书是出名的。高宗执政时在宫中有损斋藏书室，他说过：朕居宫中，自有日课。早阅章疏，午后读《春秋》《史记》，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尤好《左氏春秋》，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据载损斋内贮经史古书，摒去一切玩好之物。如此说来，高宗每天处理政务外，多数时间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高宗的继位者孝宗也爱读书，特别喜欢读唐诗，常命近侍找唐诗本子。近侍们手忙脚乱找来几百首，差错很多，有的错得离谱，把令狐楚的诗误作王维诗、把薛能的诗误作曹邺诗等等，这让孝宗很不爽。此事为学士洪迈得知，就赶快编了本《万首唐人绝句》进御送给孝宗。孝宗看了很高兴，“赐茶一百銙，清馥香十一帖，熏香二十帖，金器一百两”。孝宗定有什么什么斋的读书处，我留意多年至今尚未找到。 
《洪范政鉴》书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南宋的第五代皇帝理宗也喜欢读书，为此在绍定六年（1233）凤凰山皇宫建造的新殿落成，就将这里作为他和臣子读书、藏书、研究理学的地方，亲自命名题写“缉熙”二字作为殿名。现在人们常说“学者型官员”，理宗是决心当个“学者型皇帝”的了。缉熙殿藏了许多书，其中就有《洪范政鉴》。经过 883年（此本为淳熙十三年即 1186 年的内府缮写本）的时间汰洗，又经过那么多的战乱，这部书居然保存得好好的，确实是个异数。 《洪范政鉴》现在经鉴定为国家一级甲等藏书。此书的版式为全书十二卷，每卷分上下，子卷为二十四，朱丝栏，左右细线，无边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避宋讳至慎字（孝宗名讳），敦字不缺笔（光宗名讳），专家定为宋孝宗时重缮本，厚如梵夹，蝴蝶装，共十二册。说起这部《洪范政鉴》故事多多，约略如下。 寻寻觅觅，书归缉熙 宋朝皇帝除了爱读书、藏书外，有的皇帝还著书。这部《洪范政鉴》是北宋第四代皇帝赵祯（1023—1063 在位）撰于康定元年（1040）的著作。人所共知，北宋“靖康之乱”，金兵破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将北宋皇帝所藏金银财宝、图籍等尽数掳以北去，一些书籍文书档案搬运时遭到人踏马践，损失甚多。 这些残余的典籍文书档案因为金人其时对汉文化知之甚少，就作为战利品分给了酋渠之家。得到的人也不知其价值，就堆在偏屋里任其发霉虫蛀。后来洪迈的父亲洪皓奉高宗命出使金国羁留十五年，当起了金国贵族的家庭教师，看到这些典籍文书档案就讨要了一些回来，送交秘书省。 
图二 高宗建都杭州后，重建秘书省，搜罗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寻觅仁宗皇帝的著作《洪范政鉴》。一是因为此书是祖宗先皇的著作，为治国要道；二是从皇位和执政的合法性来说，高宗千方百计寻觅此书，也是为了表明他是赵家皇朝的嫡系。但一直到他退位都没有找到，孝宗继位后继续寻觅。到了淳熙十三年（1186）终于寻访到一个稿本，就“令秘阁缮《洪范政鉴》一本进纳”。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淳熙重缮本，寻觅此书前后经历了五十八年。这部书按理应藏在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9）重建的仁宗宝文阁里，可能理宗执政后将之调阅藏在缉熙殿里，并且钤上了“内殿文玺”“御府图书”和“缉熙殿书籍印”，这样此书就成为南宋理宗缉熙殿藏书了。 南宋国灭究可哀，典籍千里赴大都 南宋德祐三年（1276）恭宗向元投降，上传国玺及降书，南宋灭亡。但元人对宋文化并未像金人那样一味地抢掠破坏，而是加以保护。以下事实可证： “（元）使者入临安府，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宋史》卷四七）《元史》卷九《世祖纪》还记下如下一些事：伯颜就遣宋内侍王埜入宫，收集宋国衮冕、圭壁、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丁巳，命焦有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三月丁卯……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太常寺图书、祭器等物。”这样一来可说南宋皇宫、政府所有图书皆在搜罗范围之内，由两浙宣抚使焦友直将所有宋宫物品包括图书车载船运至大都。这还不够，至元十五年（1278）元帝接受儒士许衡建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同上《世祖纪》）这样，包括《洪范政鉴》在内的所有理宗缉熙殿的书也一起运到了大都。我相信后来脱脱修辽、金、宋三史定是充分利用了宋宫搜罗去的大批典籍史料。 徐达护书送金陵，成祖迁都复回京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也就是明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奉朱元璋之命攻克元大都，入城后不事杀戮，下令“封府库，籍图书宝物”，他将这些图籍尽数运到金陵（今南京）。《明史•艺文志》记载“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大将军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这样杭州宋宫缉熙殿的《洪范政鉴》又千里迢迢从北京回到了与杭州距离不远的南京。史料上没有具体提到《洪范政鉴》，但我此说是有根据的。图一的右下有“大本堂书”一印，大本堂是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在南京明宫中的读书和藏书室。朱元璋是小沙弥、小叫花出身，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知道文化的重要，当了皇帝后恶补文化，设立了藏书堂，还学文人雅士刻了藏书章，这本来是好事，但他识了几个字，又疑神疑鬼大搞文字狱，禁书、改书、杀读书人，这就不对了。 后来，明成祖朱棣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后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皇宫建成，次年明成祖“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明史》卷九六《艺文志》），《洪范政鉴》在此例，这就又从南京来到北京，藏在明宫的文渊阁内。回到北京的确证实此书曾有内容收入《永乐大典》中，因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是利用文渊阁藏书编纂的。 文渊阁中暂栖身，帝子皇孙入民间 明代晚期《洪范政鉴》流入民间，因此书有“海隅”一藏书印（见图一左下）。海隅何人不详。此书最后的私人藏家傅增湘先生言，“又‘海隅’朱文印，则明人藏印也”。明代宫殿文渊阁藏书怎会流落民间？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文渊阁藏书管理情况就能明白。 
图一 明后期嘉兴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一中说：祖宗以来，藏书在文渊阁，大抵宋版居大半。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闇，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但掌管俱属之典籍。此辈皆赀郎幸进，虽不知书，而盗取以市利者实繁有徒，历朝所去已强半。至正德十年乙亥，亦有讼言当料理者，乃命中书胡熙、典籍刘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繇是为继先窃取其精者，所亡益多……至于今日则十失其八，更数十年，文渊阁当化为结绳之世矣。 这段话加以简化一下有两层意思，一是文渊阁所藏书大多是宋版，十分珍贵，但贮书条件并不是很好，更要命的是那些管理书库的中下级官吏并不懂书，也不爱书，而且不少是偷书的“书老鼠”。这些人进出书库，偷几本书夹在衣服里并非难事，所以到明中后期，文渊阁的书已经被偷去了大半。二是到了正德十年（1515），有人建议藏书要整理一下，皇帝派了三人小组负责清理，其中一个成员是原书库管理官李继先，经过清理，版本精的和完整的一一加以分类，这为李继先这只“书老鼠”创造了条件，专偷那些版本好的。根据沈德符的估计，文渊阁藏书十失其八，他十分感慨地说，数十年后书要被偷光了，这个“书海”要成为结绳记事没有书的原始时代了。 又来清宫进复出，民国傅氏赠国家 根据我的研究和判断，后来《洪范政鉴》又在清宫里出现了。我估计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清兵有个规定，凡在战争中收缴的古籍、字画必须上缴不得截留。 明末浙江嘉兴有位收藏家项元汴，所藏书画、宋版书，海内称得第一。据载清兵入嘉兴后，他的所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掠去，大家以为都毁了，结果有相当部分在清宫中出现了。第二是乾隆皇帝为编《四库全书》，在全国大规模征书，可能于此时又重新流入清宫。我查过编纂《四库全书》的档案，因为没有细目，查不到。只知清末此书在北京的盛昱之手。盛昱是光绪进士，历官编修、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他所任职都和书有关系，有人说他曾为光绪讲过课，同光绪关系很好，可能是光绪赐给他的，但无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猜想。 盛昱爱藏书，家有郁华阁藏书楼。人称所藏宋元古椠、名贤钞校，琳琅溢架，无虑万签。盛昱死后由其继子善宝继承全部藏书和家产。民国元年（1912）盛昱遗书散出，当时海内藏书家如湖州嘉业堂主人刘承干、杭州双照楼主人吴昌绶以及其时藏园主人四川江油的傅增湘都有意这批珍藏，但最终为北京完颜景贤所得。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直到 1928 年才为傅增湘所得。为购此书，他出售了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书三箧，得巨金而议竟成。有了这部《洪范政鉴》加上旧藏的宋版《资治通鉴》，老先生一高兴，就命名他的藏书楼为“双鉴楼”以资纪念。 南宋杭州宋宫缉熙殿的《洪范政鉴》这部宋抄本经历了南宋、元、明、清、民国五个历史时期，数百年南来北往，多次迁徙，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早已化为云烟，世上再无这部书了。此书的完好存在，我想确有天意。尤为可敬的是傅增湘先生在 1949 年初病逝之前，命其子傅忠谟将之捐赠国家。如今此书安然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为杭州人民留下了一件南宋文化的重要物证。 文章原名《<洪范政鉴>的前世今生》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浙江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史研究会顾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