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给丰子恺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大门

丰子恺

我父亲丰子恺在他所作的《桐庐负暄》（1939年）一文中写着：“杭州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世上的一切，都是由一个“缘”字凑合在一起的。父亲与杭州确实注定了很深的缘分。 　　

1898年农历9月26日，父亲出生在浙江省石门县玉溪镇（今桐乡市石门镇）。17岁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石门的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后，经我祖母和校长商量，决定把他送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学校。祖母希望父亲考学费低廉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然后回家当小学教师。吃了母亲为他准备好的糕和粽子（“高中”的谐音，意味着要他以高分考中），父亲第一次踏上了省城杭州的土地。 　　

当初我祖父丰曾三上省城，到贡院考举人，但三次都没考取。1898年，我祖母在有了六个女儿后终于生下了第一个男孩——我父亲丰子恺。或许是心情愉快的关系，祖父第四次终于考中了最后一次科举。但中举后大约才两个月，我太祖母就去世了。按当时的规定，父或母去世后，要服丧三年，期间不得出仕。那段时间虽然可以得到当地的一些供奉，但因孩子太多（后来又生下两儿一女），经济条件也改善不大。更何况中举后才四年，我祖父就因患肺病与世长辞，撇下了孤儿寡母。家道之贫寒，可想而知。 　　

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杭州的。当他看到杭州学校林立，书坊和图书馆里图书堆积如山时，他的求知欲立刻展开翅膀，跃跃欲飞了。一心只想着：“一定要考取！” 　　

为了使考试不落第，他同时报考了三个学校，结果均被录取：中学校录取第八名，师范学校录取第三名，商业学校录取第一名。由于师范学校规模较大，他决定进师范学校。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地址，就在我祖父考举人的贡院。在这所学校里，我父亲受到两位老师的教诲，这两位老师就是教图画音乐的李叔同先生和教语文的夏丏尊先生。 　　

在念预科的时候，父亲很不满足于学校的课程：英文还要从ABCD教起，数学还要从四则运算教起。但预科以后，学校里的知识学科加深了，倒很合他的胃口。期末考试他得了第一名。每次放假回家再重返学校时，母亲照例给他吃糕和粽子。但后来糕和粽子终于失却效力。三年级以后，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到毕业时，平均成绩已排在第二十名了。因为到那时候，课程渐渐注重教育与教授法，那是他所不喜欢的。他热衷于李叔同先生教的图画音乐，和夏丏尊先生教的语文（那时称为国文）。此外，他还热衷于向李先生和夏先生学日文。 　　

李先生教图画，一改以前临摹画帖的画法，教学生画素描。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玩意儿。在画架上用木炭条对着石膏模型画素描，大多数同学都画不好，我父亲却崭露头角，得到李先生的好评。有一次，父亲为了级长的公事到李先生房里去报告，报告完毕要退出时，李先生喊他回来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接着，李先生给他指出了努力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这一席话，为我父亲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大门。后来父亲借钱去日本游学，就是想窥看一下艺术殿堂的全貌。回国后，终于在上虞白马湖画出了自己风格的“子恺漫画”，渐渐成了名闻中外的漫画家。而这第一步正是在杭州跨出去的。 　　

在这以前的语文课，做作文是要求写文言文的。有一次夏先生在教语文时，打破旧框框，要求学生用白话文写一篇“自述”。他关照：“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但学生习惯了写夸大其辞的空话。有一个学生写他父亲客死他乡时，他“星夜匍匐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地上爬去的？”引起哄堂大笑，那学生脸都红了。还有一个学生写道：“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那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他无言以对。这种教法，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改革，自然会受到来自守旧派的阻力。有的学生甚至嘲笑夏先生，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所以不许学生做”。其实夏先生古文做得很好，他只是希望学生的文章里不说空话，要有生活的气息。我父亲非常折服于夏先生这种教法，觉得自己犹如长梦初醒，恍悟今是昨非。就像李叔同先生教学生不要临帖而要画素描一样，都是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的思想，对我父亲后来作画写文的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

杭州使丰子恺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要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才能形成的。学前主要受父母家庭的影响；上学后，则主要受同学老师的影响，另外当然还要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周围的邻居朋友，以及书本等等。但对我父亲来说，一生中给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李叔同先生。李先生不仅教他如何作画，更重要的，是教他如何做人。 　　

在授课时，李先生那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上第一次音乐课时，预备铃刚响过，学生们走往花园中四面凌空的音乐教室，推门进去，吃了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有的学生进门前还在唱着、喊着、笑着、闹着，见此情景，立刻停下来，乖乖地坐到自己位置上去。如果有人在上课时偷看别的书，或者随地吐痰，李先生看在眼里，先不说。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别的同学都走完以后，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对那人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上。”说过之后，向那学生微微鞠一躬，表示“你出去吧”。这样一来，下次谁也不敢再在李先生课上犯这种错误了。

李先生做事非常认真。他原是有钱人家出身，后来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任过教，也当过编辑。在浙一师当教师时，早已没有了当年花花公子和留学生时的模样。他换下西服，穿起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和布底鞋子，完全成了一个朴素的教师。1918年李先生出家当了和尚，又成了一位虔诚向佛的法师。他这种认真处世的态度，给我父亲很大的影响。父亲一生做事，从不马虎，也给子女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先生宿舍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本由明朝刘宗周所著的《人谱》，书中列举了古来许多圣贤的嘉言懿行数百条。李先生在封面上亲笔写上“身体力行”四个字，并在每个字旁加上红圈。就在这本《人谱》中的《唐书•裴行俭传》里有一句话，叫做“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李先生指着这句话对我父亲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读书人应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说得更具体点，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听了这话，我父亲茅塞顿开:原来做人比做文艺更重要！从此以后，父亲做一切都遵循这一原则。抗战时，为了“宁做流浪者，不当亡国奴”，他不避艰险，带了全家老小十余人远走大西南。胜利后，为了追求光明，他在离开江南游了台湾后，又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从厦门赶回江南。 　　

我父亲曾把人生比作三层楼。他说，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一般人都满足于第一层：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脚力大的就往二层楼上爬，专心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但在探究人生问题后，有少数人就爬上了三层楼，探究人生的究竟。他们认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就是宗教徒。李叔同先生便是从一层楼、二层楼爬上三层楼去的。

一直在学问上追随李叔同先生的父亲，并没有追随老师进入佛门。不过，在九年以后的1927年，自己30岁生日那天，他皈依了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先生为三宝弟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也常常“勉力爬上扶梯，向三层楼上望望”。 　　

这以后，父亲就开始画《护生画集》。第一册画50幅，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10年后又画第二册60幅，为弘一大师60岁祝寿。这两册都由弘一大师亲自为每幅画写一幅字。《护生画集》应弘一大师要求，要画到第六册100幅。父亲以极大的毅力提前完成了这一神圣的任务。这部一套六册的《护生画集》从此不胫而走，在国内外到处出版，其印数多得难以计算。（这套《护生画集》的原稿，起初由广洽法师保存在新加坡，后于1985年由法师无偿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 　　

在杭州，还有一位对我父亲不无影响的长者，那就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马先生当时住在杭州弼教坊银锭巷。父亲把马先生比作孔子的弟子颜渊（颜渊“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所以称他的居住地为“陋巷”。父亲第一次到“陋巷”来，是李叔同先生带他来的。李先生比马先生大三岁，但在佛学方面常去请教马先生。我父亲当时还是个学生，不懂得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是1931年他替弘一大师送两枚印石去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那时我祖母去世不久，父亲心中充满了悲伤和疑虑，却没有自我解脱的能力。他在这里得到了马先生的开示。在1933年所写的《陋巷》一文中，父亲说：“我心中似有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丝，因为解不清楚，用纸包好了藏着。”马先生的“态度和说话，着力地在那里发开我这纸包来”。1933年我父亲三访“陋巷”时，感到自己的心已不再像以前那么悲愤了。他说：马先生的一些话“把我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使我感到无限的清凉”。 　　

就这样，父亲在杭州这段时期，受到老师们的种种指点，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杭州给丰子恺带来了富有诗意的生活

1919年从母校毕业，离开杭州后，我父亲就为生活到处奔走。他在1918年就结了婚，后来子女成群。他向亲友借钱到日本去了十个月，像海绵吸水一般吸饱了东洋的文艺知识，还带了不少书回国。此后就执教于上海、浙江之间，为衣食而奔走。他在上虞白马湖开始创作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子恺漫画》，以后又陆续写出《缘缘堂随笔》。稿费渐渐多了起来，终于能够实现我祖母的遗愿，在石门镇上造起自己设计的新“缘缘堂”。 　　

孩子们渐渐长大，前面四个已到了入初中的年龄。父亲就送他们坐船到杭州去考学校，在杭州他们暂时寄寓于里西湖的招贤寺（今已不存）。 　　

我的哥哥姐姐们各自考取了杭州的中学。招贤寺门口就是里西湖。父亲欣赏着西湖美景，不禁动了卜居杭州的念头。他以前常吟南宋杨万里的诗《出净慈送林之放》：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还吟北宋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父亲说，据说这首词传播开去，被金主完颜亮得知，羡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动了兴兵渡江南犯之心。所以宋人谢处厚又有一首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我那时还小，在一旁听着，至今还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能牵惹金兵来犯，自然更能吸引我父亲来杭州做寓公。更何况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杭州寄宿读书，他若能在杭州租屋住下，还可以让孩子们周末有家可归，寒暑假则一同回石门缘缘堂住，岂不是好！于是，和家里商定后，就在杭州租下了皇亲巷6号的房子，从1935年住到了1936年。后一度迁至马市街156号小住，最后又搬到田家园3号。1937年抗战爆发，这才撤销了杭州的别寓，回到石门缘缘堂，然后走上了长达八年的逃亡之路。 　　

在杭州一共度过了三个春秋。这三年可说是最富有诗意的岁月。西子湖春日浓妆，秋天淡抹，浓妆淡抹总相宜。父亲很注重孩子们的兴趣。每逢周末，他总是带他们出去游山玩水。受同学杨伯豪的影响，他喜欢带他们到无名的地方去游玩。同时自己或画速写，或酝酿随笔的题材。著名的随笔《山中避雨》（1935年）就是当时的产物。 　　

友人怪他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来做寓公。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正因为他不在杭州供职，杭州对他来说没有一丝利害关系，他就可以充分地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它。多么有趣的论调！ 　　

父亲平生不善理财，有了钱就要用。经济来源主要就靠笔耕，因此生活并不富裕。但只要开销得过，他就要保持杭州的别寓。寒暑假带孩子回老家时，则留下一个工人照看别寓。他戏称这别寓为行宫。我和二哥虽然还在故乡念小学，但也有幸随母亲来皇亲巷的行宫住过一年，在附近的宝极观小学念书。

杭州给丰子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日寇南下，石门被炸，我们全家只带了必需的随身物品仓皇出逃。在南圣浜我小姑母家住了20天，由亲戚家的船送我们离开南圣浜，冒了很大的风险，来到杭州拱宸桥。接着步行到六和塔，途中经过杭州市区和西湖边。西湖一向给艺术家带来愉快的心情，可是这一次再度踏上它身边的土地，心情就大不相同了。父亲在《桐庐负暄》（1939年）里写道：宝塔的姿态依然玲珑，亭亭玉立在青山之上，投一个清晰的倒影在下面的大镜子中。这分明就是往日星期六我同儿女们从功德林散步时所见的西湖，也就是陪着良朋登山临水时所见的西湖，也就是背着画箱探幽揽胜时所见的西湖。如今在仓皇出奔中再见它，在颠沛流离中和它告别，我觉得非常惭愧，不敢仰起头来正面看它。我摸出一块手帕来遮住了脸，偷偷地滴下许多热泪来。……我当时把西湖这自然美景当作一个天真烂漫的婴儿看。他不理解环境的变迁，不识得人事的沧桑，向人常作笑颜，使人常觉可爱。在这风雨满城、浩劫将至的时候，他的姿态越是可爱，令人越是伤心。 　　

日寇的飞机隆隆飞来，投下了炸弹。据说目标是刚建好的钱塘江大桥。那不就是我们一家人要去的方向吗！也顾不得许多了。到下午两点钟，前前后后走散了的十余人，总算会集在六和塔下的一所小茶馆里了。父亲说：“坐在这小茶馆内的三小时的生活，我将永远不能忘却。在这里我尝到了平生从未尝过的恐怖、焦灼、狼狈、屈辱的滋味。” 　　

当时大家又饥又渴，六和塔下的店铺都关了门，只有这小茶馆还开着。店门口还有一家卖油炸粽子的，正好充饥解渴，同时派人找船。先问茶店老板，谁知这老板趁火打劫，他威胁说：钱江大桥就要被炸毁，你们只能徒步而行，夜宿凉亭。后来他看我们另去设法找船了，于是让他的妻子装作外人，进来说是有办法找到船，但到桐庐索价七八十元。我们嫌贵，老板就开始下逐客令。父亲百般请求，他更气势汹汹，说茶店要关门了，硬要赶我们到马路上去。正当我们一家受尽委屈、一筹莫展之际，两位前去觅船的亲戚找好船回来通报。当父亲准备带全家出发时，只见茶店老板脸上已不见凶相，脸色非常颓唐。他来收茶钱时，父亲见他的棉袄非常褴褛，倒又起了怜悯之心：“大约他的不仁，是贫困所强迫而成的。人世是一大苦海！我在这里不见诸恶，只见众苦。” 　　

就在这样尝尽了甜酸苦辣滋味后，我们一家离开了第二故乡杭州，来到桐庐，投奔马一浮先生。以后，随着日寇的步步侵犯，又继续往内地转移，最后直到重庆。 　　

一路上，父亲对杭州的怀念，丝毫没有减弱。1938年初，在江西萍乡得知故乡缘缘堂被日寇烧毁的消息后，父亲一连写了三篇关于缘缘堂的文章。1939年写的长文《辞缘缘堂》，开头有两首七绝： 　　　　

秀水明山入画图，兰堂芝阁尽虚无。

十年一觉杭州梦，剩有冰心在玉壶。

江南春尽日西斜，血雨腥风卷落花。

我有馨香携满袖，将求麟凤向天涯。

“将求麟凤”是指追随马一浮先生;而对杭州的怀念，则明确地写在第一首诗里。 　　

在离开萍乡坐船去湘潭、长沙时，在船里观赏渌水风光，父亲又怀念起江南来。船泊醴陵时，父亲在舟中作《高阳台》词（1938年）一首：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怀念杭州之情，已流露得淋漓尽致。 　　

甚至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父亲因为偏爱杭州的山水，竟写了一篇《桂林的山》（1947年），说这些山像巨大的石笋，只能称“奇”，而不能称“甲”。他甚至对这些山渐渐感到“厌恶”，可知偏见到如此程度！ 　　

到了重庆以后，住在乐山的马一浮先生曾于1942年应我父亲的要求写了两首白话诗：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

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生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

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父亲非常喜欢这两首白话诗，一直把它挂在重庆沙坪坝自建的“沙坪小屋”内。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父亲一心回到他魂思梦想的江南，“漫卷诗书喜欲狂”。可是，无情的事实又把他挽留在重庆长达一年之久：他没有门路买到船票，更不用说买昂贵的飞机票了。1946年的7月，他把家属兵分两路乃至三路，分别走上归程。自己这一路从陇海路绕了个大圈子，才于9月25日返回上海，在学生鲍慧和家住了几天，再到故乡石门缘缘堂凭吊了一番，次日就到他向往已久的杭州来另觅新巢了。

美丽的杭州，是父亲一生心驰神往的地方

1947年1月15日，我父亲在写给忘年交夏宗禹的信上说：“杭州山水秀美如昔，我走遍中国，觉得杭州住家最好，可惜房子难找。” 　　

我家初到杭州，暂住功德林，后来移居里西湖招贤寺，最后总算在招贤寺旁租到一所简陋的泥地小平房：三间正屋，天井的两侧各有一间厢房。父亲凭卖画凑了一点钱，付了租赁费，把墙壁粉刷一下，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就于1947年3月11日举家迁入了当时的静江路（今北山路）85号的“湖畔小屋”。这里环境幽静，门外隔着里西湖，正对孤山放鹤亭。父亲不禁脱口而出：“门对孤山放鹤亭。”这不正好是一副对联的下联吗？那么上联呢？父亲思索良久，所得上联仍不甚满意。后来全靠开明书店的老友章锡琛帮忙想出了上联，凑成了一副完整的对联：“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 　　

在“湖畔小屋”住了一年半，我父亲没有担任任何工作。其实，在上海时，他曾答应友人到杭州后去浙江大学教书。但一看到春光明媚的西子湖，心就闲散起来，不愿再受束缚。于是“临阵脱逃”，依旧过他的赋闲生活，靠卖画、写稿勉强度日。那时，我和弟弟还在读书，母亲长期来一直是家庭妇女。这一家人就靠父亲一个人赚钱养活，还得招待客人。杭州离故乡很近。乡亲们频频来访，他们都跟着我小姑母的儿子管我父亲叫“娘舅”。这位“众家娘舅”很好客，尤其到了朝山进香的时节，家里为款待一批批客人吃饭甚至住宿，母亲忙得不亦乐乎，但家中充满着欢乐的气氛。父亲甚至还用苏东坡的句子写了一副对联:“酒贱常愁客少，月明都被云妨。” 　　

在杭州，我父亲下决心装了全口假牙。他50岁时，思路还像年轻人一样敏捷，牙齿却已七零八落，只剩下17颗。是老友许钦文因在青年牙医易昭雪那儿拔过牙，便介绍我父亲也去拔。这一拔，拔出一篇文章来，叫做《口中剿匪记》（1947年）。当时时局已渐混乱。官吏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父亲在文章中把作祟的牙齿比作“匪”：“不过这匪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 　　

这一段时期，父亲写了不少文章，画了不少画，可谓多产时期。到后来，生活越来越紧张，心情越来越郁结，就画了很多反映时局的漫画，如：《乱世做人羡狗猫》《屋漏偏遭连夜雨》《万方多难此登临》《再涨要破了！》等等。 

丰子恺漫画

1947年年终，他在自己所写的《新年小感》的文末写道：“……一年一度，这样的戏剧性狂欢，……趣味丰富得很。可惜四十年来，因了政治不清明，社会组织不良，弄得民不聊生。……我不想开倒车，回到古昔；我但望有另一种合于现代人生的新的节奏，新的变化，来调剂我们生活的沉闷。……人生的幸福可由自己制造出来。物极必反，人生苦到了极点，必定会得福。好比长夜必定会天亮一样。新年之乐的蜡烛已经快点完了。不要可惜已经点去的部分，还是设法换一枝新的更长大的蜡烛；最好换一盏长明灯，光明永远不熄。” 　　

1948年的某一天晚上，老友郑振铎来访。阔别十年，在杭州重逢。“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虽然都已酒醉饭饱，但还是草草杯盘，洗盏更酌。壁上正好贴着好友苏步青寄来的一首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 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这位数学家在谈到柴米辛酸时，已看到了曙光。 　　

那年，父亲应章锡琛先生的邀请，带着我怀着惆怅的心情去了台湾。他想换个环境，如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再把家迁居过去。在台湾待了两个月，终于因为那时当地买不到他每餐必饮的绍兴酒，便转道到了厦门。 　　

厦门气候宜人，而且是弘一大师晚年定居的地方。举家迁来住了约五个月。到1949年4月，才回到江南。解放后，我家定居上海，但杭州永远是父亲的最爱。西子虽然曾蒙不洁，如今已恢复了美貌，时时刻刻吸引着父亲和我们全家。1950年秋，我患肺结核。父亲带我到湖畔小屋休养过两个月。我姑母那时还住在这小屋里。每到西湖，父亲必去蒋庄拜谒他所尊敬的马一浮老先生。 　　

弘一大师已在1942年圆寂。夏丏尊老师也在1946年与世长辞。父亲痛失两位先贤，写了好几篇文章纪念他们。 　　

弘一大师圆寂后的舍利子从闽南运了一部分到杭州。1953年9月，父亲与钱君、章锡琛、叶圣陶、黄鸣祥等先生集资在虎跑后山为弘一大师建造了一座舍利石塔，每年都来祭扫。 　　

父亲写了好几篇关于西湖的文章，甚至开始在西湖上恢复写生作画。父亲一心希望这种往来于沪杭间的美好日子能永远过下去。可是众所周知的“十年浩劫”开始了…… 　　

六年的苦难日子熬了过来。到1972年年底，所谓的“审查”结束了。父亲被剥夺了整整六年自由行动的权利，此刻总算有了出头之日。虽然那个结论莫名其妙，每月给他的还只是生活费。获得自由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到杭州去一趟，一来探望多年不见的老姐姐，二来再享受一下西湖的美景。 　　

1973年早秋时节，父亲由弟子胡治均陪伴，旧地重游，无限感慨！又有谁知道，这次到杭州，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与杭州道别。父亲仙逝于1975年，享年77岁。 　　

如今杭州更加美丽了。父亲那在天之灵，可能一直翱翔在美丽的西子湖上空吧！

作者系丰子凯之女

文章原名《杭州——丰子恺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