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宋初期，宋廷财政紧张。官方试图通过出卖身份性证书与财政票据向民间筹款。由于影响长期财政、社会利益，以度牒为代表的身份性证书一度停止销售；而以茶盐钞引为代表的财政票据需要官府支兑专卖产品，使专卖收入受损，宋廷自绍兴元年六月起不再将多发钞引作为常用的筹款手段。十月，宋廷推出见钱关子以替代多发钞引。见钱关子因以见钱兑现，与专卖体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几乎不影响专卖收入。绍兴末期，宋廷展开“货币实验”，将见钱关子改由茶盐钞引兑换，造成兑换过程从属于专卖体系，影响专卖收入。见钱关子由此丧失其特点，并不再适合于筹资。东南会子吸收了见钱关子的优点而规避其劣势，成为宋廷在见钱关子之后的新选择。

[关键词]见钱关子；东南会子；便钱；货币；专卖

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宋廷应时任权户部侍郎钱端礼的请求，以东南会子品搭见钱作为左藏库的对外开支。自此，东南会子逐渐成为南宋最重要的纸币，并流通至南宋灭亡。理解南宋纸币的发行机制、流通状况，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货币史的重要内容。东南会子直接来源为南宋初流行于临安民间的便钱会子。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宋代史料的记载，钱端礼知临安时，将便钱会子收归官营，并在此基础上策划、设计东南会子的发行活动。[1]不过，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又明确指出东南会子的另一个原型：

（绍兴元年十月）壬午，尚书省言：“近分拨神武右军往婺州屯驻，合用钱，理须桩办，缘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契勘便钱之法，自祖宗以来行于诸路，公私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务经久，致失信于民。今来军兴，调度与寻常事体不同，理当别行措置。”诏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每千搭十钱为优润，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2]

根据此条记载，户部通过发行见钱关子吸收商人资金，并让商人参与财政资金的运输，节省交通开支。可见，见钱关子并非纸币，而是一种类似于兑换票据的便钱。李氏认为见钱关子是东南会子的原型。不过，由于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现代学者因而在见钱关子的性质，见钱关子何时成为纸币等问题上展开讨论，这成为早期宋代货币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见钱关子与纸币的差异也因而被梳理清晰。曾我部静雄、日野开三郎均判断见钱关子曾在一定时间点后成为纸币。[3]加藤繁则表示从性质上看，见钱关子始终不是纸币；且见钱关子作为东南会子的起源，重点不在于本质近似，而是因为财政用途相近，即弥补财用不足。[4]以上均为依托货币职能论所展开的讨论。此后，对见钱关子性质的讨论暂消，学者们多继续从票据或货币职能等角度，将见钱关子放入东南会子产生的背景中论述。[5]

总之，正如李心传未曾明言见钱关子究竟如何为东南会子“张本”一般，以往研究大多天然地将发行见钱关子等便钱，视作发行东南会子等纸币的必经过程，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这种讨论模式并未突破加藤繁等人的研究框架。可是，宋廷从使用见钱关子到发行东南会子，真的是颇为自然的演变吗？便钱究竟为何会被纸币替代？或者说在何种契机之下，二者发生了转化？时人发行便钱与纸币，并非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应是面对实际财政问题时所做出的选择，所以单纯从理论上分析票据和货币的职能，恐怕无法探明见钱关子到东南会子的演进实态。而仅以补足财用作为对李心传“张本”论的解释，也不能细致阐明宋廷为什么选择用见钱关子来解决财政困难，以及为什么东南会子逐渐替代了见钱关子。

因此，本文试图观察宋人真实面对的财政问题，分析其各种解决方案的逻辑，从财政运作的实际状况中推导从见钱关子到东南会子的演进过程，以书证“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的历史原因。东南会子何以形成，或许能够得到一种新的诠释。必须指出，发行于南宋末期的金银见钱关子实质上是东南会子的延续，属纸币，与南宋前期的见钱关子并非一物，故其不在讨论之列。

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争影响，各地官府为宋廷提供的财政收入很不稳定。必须在短时间内筹措的财政支出却层出不穷，加之交通不便、大宗物品（包括铜钱）供输困难，宋廷始终面对极大的财政压力，其财政体系濒临崩溃。为了缓解财计短缺状况，宋廷开始依靠向民间出售各种证书、票据来吸收民间资金，用于财政支出。这些证书或票据主要包括官告、度牒、紫衣、师号，茶盐钞引、见钱关子。

前四种主要为身份性证书。宋廷将其投放市场，劝诱有钱之人购买。由于销售此类证书几乎不费短期代价，宋廷一开始倾向于以此作为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著名财政官员李椿年甚至声称，仅出售度牒一项的年入便达数百万贯。[6]宋廷多将出售证书得到的资金作为和籴本钱，史料中经常出现宋廷向地方投放诸种证书，地方官员销售后再以收入和籴的记载。然而，购买者在获得此类证书后，即使能收获身份或赋役上的长期收益，却无法从此次交易中得到直接的经济报酬。加之官告、度牒的价格大多较高，也有许多人不愿出钱购买。一旦出售证书不利，和籴军粮便很容易陷入困境。[7]此外，大量身份性证书流入民间，拥有赋役特权者越来越多，亦对宋廷的长期财政收入与社会管理造成不利影响。以出售度牒为例，李椿年认为“今一岁所鬻，不下万数，是岁失万农也。积而累之，农几尽矣，非生财之道也”。[8]因此尽管收益颇高，宋廷自绍兴六年（1136）起逐渐停售度牒，[9]直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10]可见以身份性证书大量筹款，并非长久之计。

茶盐钞引则属购买者能获得直接经济报酬的票据。以茶盐为代表的专卖商品，为宋代财政带来了巨额收入，地位举足轻重。在军费开销颇重的南宋初期，更是“国家养兵，全藉茶盐以助经费”。[11]宋廷在销售茶盐等专卖产品时主要采用官卖法和通商法。官卖法即由地方官府统一收购、运输、销售专卖产品，利润主要归属地方；通商法即商人购买由中央财政部门印发的钞引，凭钞引提领、运输、销售专卖产品，出售钞引的利润基本被中央囊括。可见，朝廷若想直接获得专卖收入，必须采取通商法，发行茶盐钞引。如建炎四年（1130），宋廷为了扩大财源，将原属官卖的福建盐和广南盐纳入通商法。[12]茶盐钞引的发行数量理论上应当以茶盐产量和消费量为基准，钞引利润也应是一笔数额庞大而稳定的收入。但是，平稳的收入有时还不足以应对突发的巨额财政支出。北宋熙宁元丰时期（1068—1085），为了应对于西夏作战带来的战争开支，王安石政府在陕西超额发行盐钞，试图让一部分盐钞停在流通领域，赢得额外的财政收入。[13]蔡京在主持崇宁（1102—1106）钞法时，更是运用“对带”“贴输”“循环”等方法，不断贬值旧盐钞，让购钞者付出高额代价。[14]南宋初，朝廷继承了以多发钞引取财的办法，试图在短时间内解决开销。如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请出度牒、盐钞及募民出财，使帅府常有三年之积，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15]度牒、盐钞成为官府筹款的重要支出物。另如建炎四年，隆祐太后一行抵达虔州，宋廷印给广南盐钞20万贯以支撑其开销。[16]

超额印发茶盐钞引的本质是透支专卖收入。购买者如无法顺利提领到约定数额的茶盐，钞引的信用便大打折扣。长此以往，专卖收入必然受到不良影响。建炎二年（1128），东南盐仓已大规模出现无法兑换盐钞的现象，朝廷只得允许地方官员顺延半年。[17]由此，许多商人开始绕过专卖体系，转而贩卖私盐、私茶。宋廷因而多次声明相关法规，并出台严厉的处罚规定。[18]

绍兴元年（1131）六月十七日，宋高宗下诏称：

今后官司申陈缺乏，更不降给茶、盐钞引，令榷货务常切遵守成法施行。[19]

此举表明宋廷希望结束以超额发行茶盐钞引来补足财用。毕竟当时专卖体系之混乱，已经导致官府必须动用严刑峻法来惩办私贩行为。尽管此后以钞引开支财政的情况仍不时发生，但朝廷至少于原则上规定不再因筹款而影响专卖收入。然而缺乏的财用总得从某种渠道补充，如何在不影响专卖收入这一重要利源的前提下，解决临时出现的大额财政开支，成为困扰宋廷的难题。如本文开篇所引用李心传的记载，当年十月，见钱关子出现了。

见钱关子作为“便钱”的运作机制，前引诸多研究已有所涉及。本文仅就见钱关子与专卖体系的关系略述己见，以期从此角度讨论南宋朝廷由见钱关子向东南会子的演进过程。

首先对比宋廷在以见钱关子和钞引补足财用时的操作方式。见钱关子方面以前引绍兴元年十月条为例，钞引则用建炎四年支援隆祐太后开销一条来说明。

1.诏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每千搭十钱为优润。

2.欲令榷货务检照近降算请广盐指挥，依仿见钞法，权行印给广南盐钞二十万贯，就本务召人入纳算请，前去本路支盐。

由1知，见钱关子由中央印发并交由婺州官府出卖于商人。商人购得见钱关子后，再去榷货务领钱。由2知，盐钞由中央印发，于榷货务出卖于商人。隆祐太后远在虔州，显然中央还需派遣人力将商人支付的资金运送至虔州。总之，就运行的整体框架而言，官府使用见钱关子或钞引几乎相同，即先将其卖出以获得资金，商人则到榷货务或由榷货务出发，获得回报。不同点在于：一、出卖见钱关子筹集的资金无需长途运输，而出卖钞引则需官府自运，这充分体现出见钱关子的“便钱”性质。二、商人购买见钱关子，获得的回报主要是见钱；购买钞引，获得的是专卖商品。这凸显出见钱关子的“见钱”性质。三、见钱关子销售，并不涉及专卖交易；钞引买卖则是专卖交易的核心。以下稍作说明。

第一点主要反映在见钱关子交易中，官府能够将运输成本转移给商人。此点甚为直接，无需赘述。

第二、三点涉及到见钱关子与专卖产品的价值。众所周知，铜钱是当时流动性最强的交易媒介，几乎可以用以完成任何交易。关子持有者能否较为容易地从榷货务兑得见钱，是决定见钱关子信任度的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茶盐钞引的流动性便较为逊色：不仅许多交易不能用钞引完成，商人取得钞引后，还须再通过一系列的提领、运输、零售行为方能变现，成本回收周期极长。况且，见钱关子的购买者可能并不从事专卖生意，如官府以钞引兑换，实质上是不兑现，这将导致见钱关子的价值下降。

不过，《文献通考》与《宋史·食货志》在记载绍兴元年发行见钱关子一事时，均称：商人持关子至榷货务兑现时，“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20]这似乎表示商人有见钱之外的第二选择，制度也允许榷货务以钞引兑换见钱关子。然而就绍兴前期的实际情况看，榷货务全以见钱兑换见钱关子。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提辖榷货务都茶场郭川等请令临安府本务，将每日入纳钱三分之一，桩还见钱关子，仍俟客人身到乃给”，“时朝廷降见钱关子为籴本，而川等言未有关防，故有是请焉”。[21]每日三分之一的收入并不足够，无法兑现者滞留临安，宋廷因而于次年正月改为二分之一。[22]很明确，榷货务以每日销售钞引所得的见钱收入来兑现见钱关子，这应是执行绍兴元年六月诏的结果，不再直接以茶盐钞引开支财政。而就“未有关防”一词看来，此前见钱关子的兑换标准大概的确比较混乱，故宋廷于此修订。总之，“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并未被执行，见钱关子不参与专卖产品销售。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没有记载这条规定，原因恐怕也在于此。榷货务的上述做法既能令绝大多数见钱关子持有者满意，又不会影响到专卖体系的运行和信用。毕竟以钞引兑换，实质上等于多出钞引，钞引的价值便会与见钱关子的发行数量挂钩。

见钱关子当然也存在越发越多的弊病，其发行往往突然而集中。如绍兴十年（1140），岳飞收复郑州，宋廷决定降付见钱关子20万贯作为奖赏。这笔见钱关子的发放颇为突然，朝廷要求行在榷货务于三日内印造完毕，实际仅用时一日。更重要的是，朝廷还命令关子本钱“仰鄂州总领司疾速桩垛，候到照验，即时支给”。[23]岳飞军队所得并非见钱关子，而是鄂州总领司提供的20万贯见钱。总领司理论上仅有见钱关子从临安运送至鄂州的短暂时间来筹款，压力不可谓不大。而当官府出售或使用见钱关子时，抑配现象特别突出。绍兴五年（1135）前后，户部曾在浙西路发行一种贴纳关子，殿中侍御史张绚称：

贴纳关子钱者，当时户部之意，止谓搬运见钱脚重，民间却有愿来临安府就请者，乃以关子为公私两便之用。今乃不然，民间多有不愿兑便者 ，州县不免以等第科俵。及执关子赴临安府榷货务请领，则官司却无见钱，惟有等守留滞之患，而所得十才六七。[24]

民间请买关子的动力并不足，州县官府便强行抑配，否则这部分见钱关子将无法转化为可供直接支出的见钱。被科配的购买者持关子至临安榷货务请钱，却只能获得六七成见钱。这表明决定见钱关子价值的关键在于其可兑现的见钱数量。总之，见钱关子所有的弊病都只损伤其自身价值，不会影响专卖产品的价值和专卖体系的正常运作。

见钱关子由榷货务的收入兑现，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于出卖茶盐钞引的所得，发行见钱关子便会从这个意义上减少专卖收入。不仅如此，榷货官员的升迁取决于榷货务的营收状况，将过多收入用于兑换见钱关子，对其仕途不利。前引提辖榷货务都茶场郭川仅愿拿出每日收入的三分之一，也许正有此考虑。时人称榷货务在兑现时便是“要阻稽滞”。[25]

不过促使见钱关子多发与榷货务收入增长的客观条件并不一致。发行见钱关子筹资，多在财用紧张之时，绍兴元年的状况即是“今来军兴，调度与寻常事体不同，理当别行措置”。榷货务增收却需要和平安定的社会经济环境。随着南宋朝廷逐渐稳定，榷货务收入也开始增长。绍兴元年，榷货务收入为609余万贯；绍兴六年，榷货务官员便需岁收1300万贯方得推赏；此后更是“休兵寖久，岁课倍增”。[26]也就是说，随着战局逐渐稳定，见钱关子对榷货务收入造成的损失比例逐渐减少。绍兴五年，郭川更是因榷货务收入达到2043万贯而减四年磨勘。[27]总之，不论因法外阻挠还是客观背景，兑换见钱关子并未对榷货务专卖收入造成太多影响。

总结而言，由于不直接参与专卖交易，多发、抑配见钱关子不会影响宋廷的专卖体系。而榷货务收入客观增长和榷货务官员的法外阻挠，又使兑现见钱关子不至消耗过多既有的专卖收入。多发茶盐钞引的缺陷恰恰反衬出见钱关子的优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