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还未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定的年龄，就写血书，甚至采取绝食等极端做法，恳求学校、家长同意我加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行列，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时年5月24日，我被安排去黑龙江佳木斯农场，我欣喜若狂。可好景不长，我的身体不争气，只好从支边转到支内，到江西省修水茶叶试验站四工区工作。

1975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半年多时间，我被借调到县总工会，参加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宣讲队，到全县各个工矿企业巡回宣讲。宣讲工作结束后，我被县政府抽调到县城与湖南交界的杨津公社杨津大队第五小队担任社教工作队队员。

杨津公社四面环山，我所在的小队离公社10公里地，离大队也有4公里地，听说这是“阶级斗争最激烈”、全大队最大最复杂的一个小队。我到小队一放下铺盖行李，就随小队长到生产队员们干活的地里，拿起锄头与他们一起干活。我住的房间，在刮大风的晚上，屋顶的草与灰尘会像蒙蒙细雨往下落。过了两天我才知道，他们安排我住的这户人家是小队里家境最殷实的农民家，住的屋子是这户人家最好的，睡的床也是这户人家最好的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决心好好工作，回报他们。

刚进村时，不少群众眼露疑惑，尤其是妇女。她们觉得我才20出头，个子还不到155厘米，能干啥？开会说话没人听，早上催她们出工，就是不出工。在传统的山村，妇女只要结婚了，就只干家务，不用下地干活，生活全靠丈夫。而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获得当家作主的生活自主权。

采取科学种田要农民先育秧田，可他们就是要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撒种。结果，既浪费又不科学，产量也不高。那时，我年轻气盛，工作开展不顺利，就发脾气，哭鼻子，气得吃不下饭。一些憨厚的村民们没有半点责怪我，老老实实地听我“训”，还避开妇女们，给我出点子、想办法叫妇女出工。我在台上讲话，妇女们在底下开小会，男村民们就帮我维护秩序，“训”家里那口子。

每天天才蒙蒙亮，我就起床下地干活。不论是锄草耘田，还是挑猪粪，我都干。挑猪粪可是苦活儿，一担猪粪百来斤，压得我几乎站不起来。还有那个臭味实在太熏人了，让人无法呼吸。更令人惊讶的是：用猪粪施肥，是直接用手从粪担里掏出猪粪，再抛进田里的。每次施肥后，一双手洗了不知多少遍，可还是很臭。刚开始那几天拿起筷子就想吐，根本吃不下饭。后来慢慢适应了。我整天卷着裤腿赤着脚，白天与农民一起劳动，利用饭前、饭后和休息的 点滴空余时间，抓紧“备课”。晚上召开社员大会，给他们宣讲毛主席的著作、党的政策与革命的理论，谈自己对该次运动的感想与体会，有时还要召开“斗争地主反革命”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