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则讣告传来时，傅增湘（字沅叔）像是嗅到了极为重要的信息，一个激灵，整个人陡然精神起来。这是在1926年，一位姓“完颜”的旗人去世了。

按理说，这时候都已经是民国十五年了，即使他是一名前清贵胄，过世了也不会引起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发生。但傅增湘却从这人的死讯中，一下振作起来，感觉到自己即将重担在身，既有经济上的沉重压力，更有一种责任上的自我加压，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慎重以待，免得重蹈覆辙。

傅增湘的思绪一下回到了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即民国元年（1912），在5月夏天的北京城里，人们哄传一个叫盛昱的旗人家中，散出大批图书。在这个时局剧变、改朝换代的时候，多少贵族豪门红楼梦碎，家财散尽，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傅增湘未必上心。唯有这盛昱家的藏书出让，令他兴奋异常。

原来，这盛昱姓爱新觉罗（字伯熙，号意园），乃是清初打下大清江山的肃武亲王豪格的七世孙，正宗的宗亲贵胄。祖上是马背上打江山，他则是笔尖上斗文章。据说他十岁时写的诗就已经展露出别样的才华，特别是他根据19世纪后期新发现的唐代《阙特勤碑》，考证出《新唐书》突厥“纯特勒”应是“特勤”之误（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特勒骠”，是否也该叫作“特勤骠”？），一下子把名气搞得很大。光绪二年（1876），26岁的他中了进士，之后就以自己的学识从编修到文渊阁校理，最后一直做到国子监祭酒（国家最高学府校长）。

简短说，盛校长既有文化又有钱，喜好收藏古籍善本与金石书画，祖上留下的“意园”别墅中，“郁华阁”是名声在外的藏书楼。而且盛校长购藏古籍还非常“执着”，“郁华阁”藏书已经够多了，他还经常亲自起早摸黑去淘书。当时北京有家“兴隆店”，外地书贾常把各处收来的旧书古书一车车拉到这家店，然后五更天不亮就开市了，各种图书地上一摊，论堆“批发”，有点像今天的潘家园。琉璃厂的书老板纷纷赶去这个早市“捡漏”，而盛校长也不落下，时不时地跑去“兴隆店”，还随身自带被褥铺盖，累了困了就在附近住下了。这么一来，当时很多堪称“精本”的古书，还有大量名人字画、精拓碑刻，全都扎堆跑进“郁华阁”了。盛昱觉得自己收书来之不易，所以尽管家藏极富，秘笈极多，但轻易并不外借，好书在他那里只进不出。起先他究竟藏有多少书，外界并不知晓。盛昱没有儿子，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去世后，他的侄子善宝（字寿彝，过继给盛昱）继承了他的全部家藏，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善宝对那些珍籍也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时局动荡翻天覆地，使得盛昱生前的藏书终究不守而散。

不过，善宝在散书之前，很有想法地编印了一册图书目录《意园藏书目》，提供给各路有意向的买家，方便大家前往“抢购”。那目录里面真是有很多珍本秘笈，譬如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的刻本《礼记正义》，号称“海内第一孤本”，刊刻极为精美，且有季沧苇等著名藏书家的藏印。另外像北宋刻本《方言》，南宋刻本《群经音辨》，以及《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直解》《册府元龟》《蜀贤丛书》《文选注》《于湖居士文集》《绝妙词选》等等，都是价值连城的古书。但这个书目并非是“郁华阁”的全部藏书，只是售书时依照版本如宋版、元版、明版、钞校本、杂集、丛书、寻常本等归类的部分书籍，其中精本279种，普通本352种。可事实上，善宝并不懂书，给他编印书目的另有人在，这就是前清盛京将军完颜崇实的孙子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景贤此人善忽悠，跟善宝称兄道弟，小恩小惠加甜言蜜语，哄得善宝人鬼莫辨，最后不知不觉竟成了他手上的“傀儡”，啥事都可以由他景贤说了算。景贤是个识货的人，他算得上是清末民初的书画收藏家，后来归于张伯驹的“中国最古名帖”西晋陆机《平复帖》，早先就藏于景贤家。民国初年，他又成了琉璃厂的一名书商。他花言巧语跟善宝说，“郁华阁”这么多书如果包圆了整卖，那和“批发”有啥两样？不值钱啊！但如果能够拆散了零卖，那可值钱多啦！这卖书的事儿我熟，就交给我吧，兄弟您就甭费心了。景贤嘴上说得好听，可心里打的算盘，却是想借着将“郁华阁”藏书拆零卖的机会，把水搅浑了，自己就可以混水摸鱼。于是他先搞出这么一本《意园藏书目》，四下散布，叫各大藏书家、各家古籍书老板兴奋莫名，纷纷赶来洽购，而他自己则居间“运营”，基本没善宝什么事儿。

来抢“郁华阁”珍藏的各路人马名头都不小，藏书家一列的有大总统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浙江湖州“嘉业堂”刘承干、浙江杭州“双照楼”吴昌绶、江苏吴县“群碧楼”邓邦述、在北京创办京师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的“艺风堂”缪荃孙，以及后来在广东羊城创建“五十万卷藏书楼”的莫伯骥等人，还有就是当时寓居天津的大藏书家傅增湘。琉璃厂书贾一列有“正文斋”老板谭锡庆（字笃生）、“宏远堂”老板赵宸选（字聘卿）等人，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张元济托傅增湘觅书，也算是一大买家。旗人子弟除了景贤（兼琉璃厂书贾），还有耆龄、宝熙等人。众人一哄而上，全瞄着“郁华阁”伸手要书，竞争非常激烈。

傅增湘这年5月中旬得到“郁华阁”藏书即将散出的消息，不久又搞到了那本《意园藏书目》。按图索骥，他重中之重盯住了其中的一部宋版《洪范政鉴》。这书并非南宋雕印古书，却是那时行在宫廷内府的一部手抄写本。他拿着那本书目百般比较，以自己的经验判断，这部《洪范政鉴》应该是这批书中的佼佼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绝世奇珍”。

到5月29日这天，还在天津筹集书款的傅增湘忽然听说，谭锡庆和赵宸选等人以2000元现大洋的价格，将“郁华阁”藏书收去数十箱。他顿时觉得情况不妙，赶忙进京跑到谭、赵两人的店铺里搜寻，最后找到一部南宋薄棉纸精印的《于湖居士集》（40卷，12册，稍有抄配），老傅觉得这书特别精致，想收藏，但对方狮子大开口，索价3000元。你这几十箱书全部收来也不过2000元，现在这一部书就敢喊3000元，太离谱了吧！老傅这次筹款只有500元，便倾其所有一口还价500元，结果谈崩了。他又看到一部宋刊元补的《南齐书》（20册），白麻纸印刷，版式非常宽大，里面还印着不知哪个朝代的礼部大印，最后以130元的价格成交，总算收得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古书。

傅增湘想直接去“意园”洽购，这样价格上估计会靠谱点。但去了之后才发现，情况更糟糕，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那你们“郁华阁”藏书还卖吗？卖，谁说不卖了？门都不让进，还卖什么？谁都可以进，里面不就乱了？给你指个路，想要收书可以去琉璃厂找景朴孙，“郁华阁”的书他总经销了。老傅这才明白，“郁华阁”藏书实际上被景贤一人“垄断”了，你不放点“大血”，那真的是“没门儿”。

老傅没办法，只好跑景贤那里去碰碰运气。但他连着去了三次，每次景贤这家伙爱理不理的，现大洋一口价，不买拉倒。比如，老傅先是从一大堆古书中挑选出30多种最精美的版本，想想我一下买这么多，总该优惠些吧。行，1000元给你了，这可是最低价了。老傅心都凉了，还最低价，自己身上掏空了都差一大截。那就替张元济要这批书，打个8.8折，如何？对方朝他瞟了一眼，连个吭声都没有。算了，还是零买吧，老傅想。可是宋版《倚松老人集》就是个残本，才40页不到，索价也要100元，还他50元，也是睬都不睬你。还有，宋版《于湖居士集》是个孤本，那个报价能把你叫绝望了。老傅心生一招，想借回家自己“影抄”一部，便跟他商量，这书兄弟能否借回家几天？可以啊！老傅一阵高兴，可对方却伸出了两根手指。啥意思？200元，否则门都没有。老傅那个气啊！但气也没用，大家都知道，“郁华阁”这些个珍本秘笈你今天错过了，恐怕就一辈子错过了，来抢书的大款太多了，都想着捣腾古书赚大钱，哪是真正为了读书藏书来的。后来听说前清大太监李莲英的五侄儿，不识几个字，也赶来大肆抢购，就好像拣白菜不要钱似的。老傅觉得这事儿越来越变味，对真正爱书的人，对那些古书作者，这简直是一场羞辱！

这么连着辛苦了几天，景贤那张臭脸都看得恶心了，老傅才买了三本古书：宋版《道德经》2册198元（基本上算是1页1元的价），宋刊巾箱本《万宝诗山》36册（缺三卷，有抄配）110元，元版《骆丞集》10卷55元，总计363元。加上前些天买《南齐书》的130元，老傅这次筹集的500元就这么基本光了。在京城也呆不下去了，老傅只得在6月6日回天津。回津后老傅心有不甘，想不能就这样错过了“郁华阁”藏书。此时，正好上海的张元济也屡屡来函请他代为洽购（尤其想买《礼记正义》和《方言》这两部宋版书），便又筹借了一些钱，在6月25日再次进京，准备一搏。

这次他事先托了熟人的关系，直奔“意园”藏书楼。哪晓得进门后，主人善宝连个影儿都没有（又去哪儿玩嗨了），却冤家路窄迎面撞上了景贤。能直接进到“郁华阁”的人也是有门道路数的，所以这次景贤对傅增湘寒暄问候，颇见礼数。在书楼里，两人各找各的书，各看各的书，偶尔打个照面，颔首致意，相安无事。但是，两人最后还是起了争执。咋回事？原来，傅增湘从“郁华阁”北室看到南室，看着看着，就看到了那部南宋宫廷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乍然相见，他眼睛都直了，这不就是自己心目中那个“郁华阁”的最佳藏书吗？幸好幸好！居然还在这里，没有旁落他人。他一步上前，从书柜上拿到这部书，太激动了！打开一看，全书12册保存极好，一式的桑皮玉版纸，厚如贝叶经外封的书夹，而且居然还保留着宋代宫廷蝴蝶装的原样；卷面上画有朱丝栏，左右两边无边框；每半页9行、每行17字，一式的精楷写成，笔法清秀而遒劲，颇有唐人写经的风格，古雅悦目；从文字避讳来看，基本可以肯定是南宋初期孝宗时候的写本；书分12卷，每卷又分作上下两卷；每卷首页上有“内府文玺”“御府图书”两方印章，卷尾还有“缉熙殿书籍印”（“缉熙殿”是宋理宗的藏书处）—— 这正是南宋宫廷藏书！

傅增湘看了一本又一本，正看得激动，边上冷冷飘来一声：看好了吧？一抬头，景贤就在边上。景贤拿下巴尖朝面前的书柜一努，您看好了就搁回原处去。啥？搁回原处？是啊，看好了还不搁回原处！这口气敢情这“郁华阁”就是他家，未经主人同意您傅增湘可别乱来哦。老傅说，朴孙（还称呼他的号）老弟，你有没有搞错，我跟你一样，都是来收书的，这书我可要了！景贤一咧嘴，算了吧，您别跟咱开玩笑了，这书咱可早收下了，不光这书，还有这些、这些、这些，都是咱收的，瞧见了吗？老傅脑子里“嗡”的一下，人都懵了。景贤说，您若不信，随便去园子里逮谁问谁，如果有人说这书不是咱景二（他排行老二）的，这里所有的书，随您的便！

老傅还真的跑去园子里找人问，找了几个人还真的都说，阁子南室里那几个书柜的书，确实都是景贤收下的，钱都结了，就等着车子搬运呢。众口一词，叫你没法不信。

有这等事？傅增湘冷汗都下来了，这咋整呢？他还不甘心，又去找景贤商量。起先他想问对方，出什么价才能把这书转让给自己。但冷静一想，这个时候傻乎乎地这么问，对方肯定是奇货可居了，你肯出“天价”对方都未必会立马答应，而自己兜里这几个铜板就想叫这小子把书拱手相让了，做梦！转而一想，我能不能先问他借呢，书到手后再慢慢谈价。

于是向景贤拱拱手说，朴孙老弟，这书是您的，刚才不好意思啊！景贤不咸不淡地说，好说好说，咱也是今天起早了点，才收下这些书的，按说，咱景二也就一卖书的，回头咱亲自挑几本样儿俊的，给沅叔送府上去，价格您绝对放心了！老傅说，那我先谢啦！不过，这部《洪范政鉴》嘛，想必老弟自己也很喜欢，能否先借给兄弟饱饱眼福，完了一定璧还老弟。哪知，景贤想都没想就说，这事咱今天就不说了，早有人在寒舍等着瞧这部书呢。景贤把这让书的门关得不留一丝缝隙，叫傅增湘无可奈何。

当天晚上，傅增湘正在客栈里独坐发闷呢，景贤忽然上门了，抱了一堆书，果然全是“郁华阁”的藏书，说是沅叔喜欢的话，价格好商量。老傅看这些书确实不错，心里挺喜欢的，便跟景贤谐价。哪晓得对方索价甚高，老傅还到286元，还是寸步不让。老傅见这家伙跟茅厕里的石头没啥两样，恶心啊，但这时候他还惦念着那部《洪范政鉴》，现在这堆书里却连个影子都没有，便转过话题，说久闻尊府“半亩园”享誉京城，可否允许我登门览胜，以遂平生心愿，顺便也就再看一下《洪范政鉴》,如何？景贤宅第“半亩园”原是清初艺术大家李渔（号笠翁）设计营建的著名园子，景贤祖上在道光时买下此园，现传到了四世孙景贤手里。老傅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想步步为营，慢慢地把书先上手了再说，但景贤的回答却使老傅彻底绝望了。这小子说，《洪范政鉴》一直就是宫廷藏书，不幸流落民间，咱不忍心再看到它让人随便乱摸乱碰，沅叔您就省了这颗心吧！这话里透着刺儿，把老傅都气坏了，两人不欢而散。

到了7月1日，傅增湘在北京前后已经呆了一周了，收书的事儿很失望，只好悻悻而回。临走前，他听到“正文斋”谭锡庆有一部“郁华阁”的宋版《方言》要出售，想到这是张元济很想要的书，便去询价，一问要650元。老傅杀价到200元，对方正犹豫，忽然半路里杀出程咬金，景贤横插一杠，也要这书，谭老板立马升价，气得老傅甩门而去。他写信给张元济说，景二这混蛋真是书行里的蟊贼！自己不藏书，却专门坏人好事，世上竟然还有这等居心的人在！说起景贤老傅就切齿痛恨。

从那以后，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傅增湘对《洪范政鉴》依然耿耿于怀。他不是痛恨景贤的横刀夺爱，而是痛惜此书的前世今生。

此书原是北宋仁宗赵祯写于康定元年（1040），算是御笔亲撰，之后的赵宋皇帝对它是万般敬仰。

书写什么呢？仁宗在书里杂糅了儒道两家的“天人一体”思想，以五行灾异为主，引经据典夹叙夹议自春秋以来历朝历代的种种“休证”（吉祥证验）和“咎证”（灾祸应验），主题就是做皇帝的要知道这些灾祸发生的原因，敬畏天地，好生治国。书写出来了，因为属于治国方略，宫中奉为秘笈，就没出版过，所以宋代官私书目中均没有著录。宋室南渡后，宫里藏

书散失极多，于是，建炎三年（1129）三月二日，宋高宗在杭州下诏访求《洪范政鉴》。虽然经历了两宋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但这书幸免于难，最终在孝宗时找到了。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八日，原本《洪范政鉴》估计已很破旧了，孝宗又令秘阁重新缮写一部。所以，傅增湘看到的这部书的文字避讳，从北宋诸帝一直到孝宗赵眘（即慎字）的名讳全避，但接下来与光宗赵惇名讳相关的“惇”字却没有避，这就足证此书应是淳熙十三年的秘阁缮写本。

南宋灭亡时，宫中所有图书被掳到了元大都（今北京），《洪范政鉴》也在其中。后来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破北京，元顺帝仓皇出逃，所有的藏书一本都没带走，于是《洪范政鉴》成了明朝宫廷的藏书。明末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内府宫殿曾遭大火焚烧，但《洪范政鉴》却幸免于难，不久又成为了清宫内府的藏书。所以，《洪范政鉴》自北宋写成以后八九百年来，历经两宋末年及元末、明末和清末的翻覆，其间又自北而南，自南而北，千里颠沛，屡遭凶危，而今居然全帙犹存，实属大不易。它与南宋周必大《文苑英华》的宋版残本，成为现存南宋宫廷藏书中唯一幸存于世的两部书。而宋元明清一直深锁禁中的《洪范政鉴》，在晚清时又是如何到了盛昱“郁华阁”的，则已成为永无人知的历史谜案。

现在，眼见得这部南宋“缉熙殿”孑遗与自己失之交臂，而流落在一个无良的书贾手里，傅增湘深为它的前途命运而担心。而且，当年老傅在“郁华阁”仅是匆匆一瞥，但这书的古香异彩却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十多年来梦寐不忘。

直到1926年初，琉璃厂突然传来了景贤去世的消息。傅增湘听闻此事，陡然想起那部《洪范政鉴》，心想，这次必须全力以赴，再也不能让此书成为牟利者手上的招财之宝。可是想到一旦再次面对这部书时，若无重金，恐怕也是枉费心机，一切徒然。那么，重金何在？此书的再次出现又会被抬到怎样的“天价”？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千斤！

接下来令傅增湘想不到的是，他一边积攒书款以待最后一搏，一边留意景贤家散书的动静，但奇怪的是，景贤生前所藏的法书名画，四下星散，“半亩园”也易主了，却一直没有任何有关《洪范政鉴》的信息。这年就这样过去了，毫无消息。第二年又快过去了，仍然音讯全无。真是熬人啊！他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洪范政鉴》是不是早已被景二那小子给卖了？

傅增湘实在坐不住了，便想方设法打听景贤家人现在的住地。某天终于给他探听到了，直接登门拜访，一问景贤家人，这《洪范政鉴》好好的就在景家。（如此重宝，每卷之末钤印“完颜景贤精鉴”，且十多年来一直深藏未售，可见老傅骂景贤是书行里的蟊贼，也失公允）但是，任你出多大的价钱，景家就是不让。于是，傅增湘又试着故伎重演，出价相借，这次终获成功了。

书借到手后，老傅首先认认真真抄录一部作为备份，以防闪失。然后，隔三差五跑景家，协商让书的事。但对方始终不松口，说是先人故物，不忍离手。几个月后，时届1928年初春，原定的借期将到，老傅眼看这书又将失之交臂，却毫无办法。

正当束手无措时，忽然，琉璃厂“文德堂”的韩老板跑来，说是受了景家的委托，来商议《洪范政鉴》相让一事。老傅喜出望外，机会终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可是与韩老板一交谈，对方出的价还是大大出乎意料，高得实在离谱。虽然老傅这两年为了这书的购藏已有准备，但双方的距离还是相差了一大截。怎么办？韩老板受景家之托，不好意思让书掉价太多，又见老傅真心爱惜这部书，但一时又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便替老傅出主意，问他家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值钱东西。老傅说，自己除了一屋子书，还是书，其他就没什么了。韩老板说，那你能否也让几部值钱的书，来换这部书？这一提醒，老傅开窍了，脑筋急转弯，想到家藏三大箱日本、朝鲜的古书，在中国都称得上是孤本秘笈，估计会有人追捧的。原来，日朝两国均属汉文化圈，两国自己刻印的图书基本上都是汉字，拿到中土无人不识。而且，两国又保存了很多中国已经失传或残损的汉籍，所以，日朝两国的古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无裨益。

韩老板好人做到底，揽下了老傅三箱日朝古书的出让事宜。过了一段时候，韩老板兴冲冲地跑来说，三箱书销售一空，还都卖了好价钱，换来的钱加上你老傅原来准备下的书款，正好可以买下《洪范政鉴》。

傅增湘爱书如命，却屡见古籍善本惨遭毁灭，一生之中的痛心忧患远甚于笑逐颜开。这次历经十多年的折磨，《洪范政鉴》终于成功收藏，是他少有的一次大欢喜。他的藏书楼号称“双鉴楼”，缘于他珍藏了一部百衲本的宋版《资治通鉴》，和一部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现在《洪范政鉴》的加入，使得他大声宣告，从此以后，《资治通鉴》和《洪范政鉴》这两部宋版书，才是“双鉴楼”最值得称道的骄傲。不过，当他过了初获珍籍的兴奋期后，也道出了自己蓄藏《洪范政鉴》的本意：“此先朝御撰之书，明诏海内……中经五十八年，仅乃得之，其蒐获不可谓不艰。然淳熙重缮之本，历元、明至今，又七百五十余年，虽风尘兵火得以幸存，而踪迹晦霾，几于再绝。此余所以深冀异时规抚原编，寿诸梨枣，庶无负高、孝两朝搜访之盛心，非徒以孤本异书，自矜为箧中之秘而已。”至于为了《洪范政鉴》而失去的三大箱日朝古书，他打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此乃舍鱼而取熊掌，余心固所甘焉！”

1931年8月28日，傅增湘发起并主持“蓬山话旧”雅集活动，参加者都是前清同治光绪年间进士及第，并曾任职于翰林院的“同馆”（“蓬山”是翰林院代称）。话旧除了谈说前清朝野佚事之外，傅增湘往往以珍本秘籍的赏析、品题为压轴戏。1933年第二集“蓬山话旧”时，傅在席间出示了他新近收藏的明内府写本《翰林群书》，并请大家题名卷端，留作纪念。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蓬山话旧”中辍，但次年傅增湘邀约滞留北平的数十位旧友，重开“蓬山话旧”。1943年4月28日，第十集“蓬山话旧”举行，与会者仅有13人，跟首次雅集的42人（恰好是王羲之当年兰亭修禊之数）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天，风和日丽，牡丹盛开，傅增湘隆重推出了他的“双鉴”之一《洪范政鉴》。珍籍名花相得益彰。北平虽已沦陷，但“蓬山话旧”仍然保持着它的高雅与品位，雍容与尊贵。如此雅集，让每个与会者都赞叹不已。

1949年初，傅增湘在北平去世。其后，他的儿子傅忠谟遵循其遗命，将“双鉴楼”藏书，包括这部《洪范政鉴》，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之后，《洪范政鉴》作为宋代宫廷唯一存世的写本，被国家定为“一级甲等”古籍。

文章来源：《杭州文史小丛书》第四辑之《举世稀逢是宋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