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故居

    下城区天水桥附近，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叫耶稣堂弄，其中1—3号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的故居。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咸丰十年（1860），美国南长老会派胡思登、郝理美俩来杭州传教布道。他们先在吴山粮道山租屋传教，到同治十三年（1874）才在天水桥附近荒地建平房两间，设耶稣礼拜堂，又在礼拜堂后建造楼房，作传教士住所，并拆耶稣礼拜堂，改名“天主堂”。约翰司徒尔夫妇是同治十二年（1873）派来的传教士，继胡思登、郝理美俩任天主堂主管。

故居占地面积585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中西式，两层楼，五开间，歇山顶，拱形窗，粉饰墙。楼下有平台，二楼前有晒台，外侧设走廊。

杭州老乡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于耶稣堂弄，11岁时才随父母回了美国。他先在潘托普斯中学上学，再转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9年，进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并加入“学生志愿赴国外传教运动”。1904年年底，刚度完蜜月的司徒雷登偕妻子路爱玲重返中国，又在杭州生活了三年多时间，为主传播基督福音。 　　

屈指算来，司徒雷登大约在杭州生活了14年。他自认为谈不上对杭州有什么大的贡献，就连传教都是碌碌无为，毫无成就，却在“脑海中留有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江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著名的题材”。他入乡随俗，极喜欢自己出生的地方，甚至对杭州的方言都“怀有偏爱心理”。“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话和吴语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 　　

为了满足司徒雷登对杭州的“偏爱”，数十年后的1946年，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为他戴上了荣誉市民的桂冠，并送他一把象征着杭州城市的金钥匙。据时人回忆，授予司徒雷登杭州荣誉市民的仪式在青年会四楼会场举行，各机关团体学校都派人参加。证书用国产冰梅纸写成，红绫裱制，红木盒装置，上写：“兹由杭州市参议会公推司徒雷登为杭州荣誉市民，此证。”市长周象贤、议长张衡署名，加盖两机关公章。金钥匙系纯金制成，长7.9厘米，厚1.5厘米，重8钱6分，上刻“司徒雷登先生。市长周象贤赠”字样。司徒雷登接受后很高兴，发表讲话，说他自己是个普通杭州佬，今承蒙给以荣誉市民称号，感觉格外光荣高兴。此举颇有些套近乎之嫌，但他毕竟生在杭州、长在杭州，他的父母和一个弟弟也安葬在九里松的外国人公墓，算得上是杭州人了。

燕京奇迹

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需要与国际接轨。1919年，由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和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正式创建，司徒雷登就任校长。为使教会学校世俗化、大众化，把燕京大学办成“中国最有用的学校”，司徒雷登站在革新者的行列，锐意进取，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创造了两个奇迹。 　　

奇迹之一：燕京大学原在崇文门内盔甲厂，“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狭小简陋，学生仅103人，教职工25人，但经过司徒雷登不到十年的苦心经营，却异军突起，直追北大清华，一跃而为全国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尤其于1926年迁至西郊海淀新校舍后，占地面积达200英亩，经精心规划，统一布局，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园内湖光塔影、岛亭石舫、柳岸荷塘、小桥曲径。而延揽的师资也皆一时俊彦，如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作家周作人、俞平伯、谢冰心，史学家陈垣、钱穆、邓之诚、顾颉刚、钱玄同，文字学家容庚，政治学家徐淑希、萧公权，宗教学家赵紫宸，首创用现代科学系统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瑞典教授高本汉、日籍考古学及东亚民族文化学专家鸟居龙藏、因《西行漫记》一书而轰动全球的美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校学生陡增，多保持在八九百人左右，最多时达1156人。校内藏书除西方典籍外，更珍藏着大量我国古籍珍本、善本，如公认最能反映曹雪芹本来创作面目的庚辰本《石头记》就属其一。 　　

奇迹之二：燕京大学仅存33年，先后在校的学生不到1万人，却为中国乃至世界培育了大批一流人才，他们的大名将永载史册。仅以代表中国科技最高学术水准的中科院和工程院为例，燕京大学所占比例极大，有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56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在代表团21人中，燕京大学学生竟有7人，占1/3。岁月无情，如今大多数燕京人已陆续退出事业乃至人生的舞台，但当我们翻阅报章或打开电视时，总可以在国家和社会的高层职务中，发现人们熟悉的燕京人的名字，像雷洁琼、费孝通等。此外，一代名医如曾宪九、吴瑞平、吴阶平、吴蔚然、黄家驷、方圻；外交界知名人物如徐淑希、黄华、周南；国际知名人士如文学家和哲学家许地山、旅英女作家凌叔华、考古学家郑德坤、金融家陈紘、结核病专家许汉光、物理学家袁家骝、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生物化学家吴瑞、历史学家何炳棣、科技专家张守廉等等尽出门下。1999年4月，为纪念燕京大学建校80周年，94岁高龄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撰文，对母校发出了由衷的感谢：  　　

燕大为祖国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学子遍及全球，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他们无不与民族命运、祖国脉搏息息相连，在不同地区和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政界、外交界、新闻界、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医学界、文艺界、金融企业界等各个方面，出现众多的社会知名人士。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新老院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至少有53位。

大使生涯

1946年，应五星上将马歇尔之邀，已70岁高龄的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似乎是件意想不到的事——一位毕生从事布道、教育事业的“文化人”被推上了他所陌生的政治舞台。 　　

1946年，司徒雷登在故居留影

其实，司徒雷登之所以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完全渊源于他与国共美三方的关系。由创建燕京大学开始，司徒雷登曾遍访当时中国政坛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如段祺瑞、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东北张作霖、张学良、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江苏孙传芳、华北宋哲元、广西李宗仁、基督将军冯玉祥……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因此，他亦为美国政党、财团、教会、基金会看好，不仅为燕京大学筹到了大量的款项，而且长期与他们保持着接触，1933年5月1日，又获准与罗斯福总统单独长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司徒雷登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两次愉快晤面，从此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反对立场，赞美共产党“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是“为真正民主而斗争”的政党。看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已顺理成章。不过，他所从事的却是一件违背历史潮流的工作：调停中国内战，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两个月，司徒雷登悄悄离开了他曾生活了50年的国家。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以讽刺挖苦的口吻，把他痛斥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孓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美国国务院则送给他一份极特殊的“礼物”——《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把他当作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并禁止他对此文件发表任何评论。蒋介石更无情，“翻脸成仇”，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来台湾复职，也不同意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出席司徒雷登75寿辰庆祝茶会时以蒋介石的名义赠送鲜花。司徒雷登心力交瘁，归国仅四个月就中风住院，被送往马里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抢救，从此远离政治舞台。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 　　

“别了”的司徒雷登再也没有回到他为之呕心沥血一辈子的国家。“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对他个人来说，这或许是件无可奈何的伤心事。在遗嘱中，他希望把骨灰运回燕园，与爱妻路爱玲长相厮守。 

文章原名《司徒雷登与耶稣堂弄1-3号》

文章来源《杭州名人名居》（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