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弄27号

夏衍旧居，今天挂着的门牌为杭州市江干区“严家弄50号”。一百年前，夏衍诞生在这座老屋内，那时，这处房屋的门牌号为仁和县“严家弄27号”。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他于1900年10月30日出生在杭州“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故居是“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大而无当的旧屋”，“附近的农民就把我家叫作‘墙里’”。 　　

其实，在夏衍诞生之前，“墙里”所在的位置还属于杭州城外，这处房产只是夏衍祖上下乡祭祖时的临时公寓。后来，由于家道中落，夏家才举家迁居此屋。

《包身工》问世

由于父亲早逝，幼年的夏衍曾随母亲投靠德清外婆家，并在德清完成小学学业。小学毕业后，夏衍以“优等生”的资格被保送进杭州的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1920年，成绩优异的夏衍，又被学校推荐为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九洲大学电机系学习。 　

青年夏衍

1927年，夏衍回到祖国，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奉党的指派，夏衍进入上海电影界，创作并拍摄进步电影。1936年，夏衍的《包身工》问世。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夏衍曾作如下回忆：  　　

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 　　

“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夏衍推出了《包身工》一文。这篇既有新闻真实性，又有文学艺术性的作品，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奠基之作。它真实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中国破产农民的悲惨命运，以及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凶狠手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留港作家夏衍殉国”

说到夏衍，人们往往会说他是电影界的著名人士。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夏衍从事的职业主要是新闻工作者。从1937年奉党的指派去办《救亡日报》开始，夏衍前后曾干了十多年的新闻记者。他写社论、写时评、写漫谈、写通讯、写消息、写杂文，就文字的形式而言，除了诗之外，他什么都写。既有几千字的论文，也有几十个字的补白。 　　

夏衍之所以喜爱当记者、喜爱办报，是因为新闻这一行最富有战斗性，对于倒退的和进步的、丑恶的和美好的种种现象，他忍不住要立即给以反应。他的《包身工》，就是对黑暗的揭露，对丑恶的鞭挞。 　　

1941年春节前夕。时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因为拒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关于“皖南事变”的歪曲消息和所谓的“命令”，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入“立即拘捕”的行列之中。除夕之夜，夏衍被迫离开桂林飞往香港。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查封了《救亡日报》。 　　

夏衍到香港后不久，便加盟新创办的《华商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对外宣传窗口。张友渔为该报总主笔，夏衍主管社论和文艺版，邹韬奋、茅盾、乔冠华、金仲华等都是主笔，阵容相当强大。很快，《华商报》在海内外有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同心抗日救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大公报号外》，特大新闻……” 　　

一天，一位青年演员将桂林街头刚买回的几份报纸送到了欧阳予倩面前。一个大标题顿时把欧阳予倩惊得目瞪口呆：“留港作家夏衍等殉国！”接下来几天，桂林街头都在传说着关于夏衍等人殉国的传奇故事： 

　　战争激烈时，夏衍与友人驾一艘木船，冒着危险突破敌人封锁，由港赴穗，不幸中途被敌舰发现，开炮击沉，一船人皆悲壮殉国…… 

　　桂林文化界人士听到这样的消息自然悲痛万分。其实，这些消息都是谣传，夏衍并没有“殉国”。在日军攻陷香港之后，夏衍化名黄坤，与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等文化人一起偷乘上一艘海盗船，在夜幕下逃离了那块落入日军之手的大英殖民地。他们取道东江游击区，跋涉千里，历经艰险，最后从西江到达柳州。然后，又坐火车回到了桂林。 　　

田汉等人获悉此消息后，赶到火车站迎接。他们扫视着走出站门的每一张面孔，然而，就是不见夏衍那张熟悉的面容。 　　

出站旅客越来越少，一种本能的不安很快涌上心头。 　　

这时一个着短褂留长须的商人朝田汉径直走了过来。 　　

“寿昌兄！” 　　

“衍兄，是你？……” 　　

田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的商人，就是一年前被迫离桂的夏衍！ 　　

田汉不顾一切地向着对方猛扑过去，过分热烈的拥抱，竟使夏衍的左肋筋骨受了伤，而他当时却因为激动而不知疼痛，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居然已经受伤。当天晚上，欧阳予倩在桂林“美丽川”饭店设宴，为夏衍一行脱险来桂接风洗尘。

讲真话，顺民心

夏衍后来曾任《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代理总编辑等职。在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岗位上，夏衍共写下了四五百万字的作品（包括《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多部话剧剧本）。 　　

在长年的写作中，夏衍也在不断地探索写作的重要规律。他曾在《懒寻旧梦录》里剖析过自己所写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50多字的“补白”，全文如下：  　

㈠     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㈡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  　　

这篇“补白”的背景是：当时，日寇投降不久，国民党急忙派人从重庆飞到沦陷区去接收，其中主要是房产。权势大的人多占房，除了自己住，多余的先封起来，等着别人用金条来换取使用权。这是从天上飞下来的那种人。另外，上海等地沦陷的时候，国民党留下了一些人，又陆续派了人来，主要是特务，埋伏在地下，现在钻了出来。这两种人耀武扬威，鱼肉百姓。老百姓把他们的“接收”叫做“劫收”，对这些人恨透了。这篇“补白”讲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阅读率相当高，传播的范围也相当广。 　　

另一篇文章则长达三四千字，写的也是抗战胜利后的事。当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很快把日本“关东军”消灭了，这对促使日本天皇下诏投降起了有力的作用。但是苏联方面随即拆走了日伪在我国东北留下的所有工厂设备。西方通讯社报道说它连一根螺丝钉也不剩。苏联对盟友的这种掠夺行径，使中国人民极为反感。这种行径也给了国民党一个大规模反苏反共的机会。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很矛盾的。”“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让他们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之流身上。” 　　

于是，夏衍就写了这篇三四千字的文章为苏联辩护。但是，这样的文章谁肯发表呢？他托人奔走无效，然后，自己又出马求情，并且还在文章前面加上“文责自负”四字，说明那篇文章并不代表刊物的主张，这样，这篇文章才很勉强地问世了。夏衍说：“但据我回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为什么写三言两语的补白可以很快传遍上海，而正而八经地用自己的名字，再加上‘文责自负’的文章，反而会不发生作用？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要顺民心。” 　

阅读中的夏衍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的工作重心转向电影事业，并曾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文革”中，他身陷囹圄达八年零七个月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损伤。“文革”结束后，夏衍先后出任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协会会长。晚年，他曾对友人说：“我这一辈子，写了很多东西，但可以传世的，仅《包身工》一文。”这表明了夏衍对《包身工》一文的看重。其实，夏衍所写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都可说是传世之作。 　　

1995年2月6日，夏衍在北京病逝。根据其生前遗愿，夏衍的骨灰和其夫人的骨灰都被送往杭州，并于1995年10月30日撒入钱塘江中。

文章原名《夏衍与严家弄2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