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12年，杭州市政协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杭州抗灾救灾的过程和事迹为主要内容，编成《建国以来杭州抗灾救灾史料》。本文选自于该书，作者系时任杭州市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组副组长、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他回忆了在2003年“非典”疫情中的工作经历。在“决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特转载这篇文章，向奋战在前线的医护工作者致敬！ 2003年，四月的西湖春意盎然。在这杭州最美丽的季节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非典”向杭城袭来…… 人们恐慌，生怕病魔随时袭向自己、袭向自己的家人和亲友；人们无奈，不知如何做好“非典”的预防。于是娱乐场所停业、商场顾客稀少、宾馆饭店人员空荡荡的，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无几。群众着急，市政府更着急：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非典”疫情的扩散蔓延，保证不发生二代病人，保证不发生一名医务人员感染。人们将杭城的“非典”预防和控制工作寄希望于我们疾控部门，数十万次的咨询电话代表了市民的焦急心情与殷切希望。 发生新发传染病时往往会出现四大特征，即：医疗卫生人员缺乏新发传染病知识，群众恐慌，物资储备不足，政府着急。面对新发传染病，其实我们疾控人员和临床医生也都缺乏防治经验。面对巨大的灾难，在毫无前人经验可借鉴，仅凭广东也刚刚经历的一点粗浅经验，如何做好杭州市的“非典”预防和控制工作，保证不发生二代病人，不发生医务人员感染，中心领导和专家组提出了“依靠科学，沉着应对，同舟共济，战胜‘非典’”的口号。2月11日，当我在南昌参加全国省会市流行病学协作组预备会获悉广东发生“非典”疫情后，回杭即在市区8家医疗单位设立监测点。4月2日，中央媒体公布了广东省”非典”疫情扩散到北京、山西、四川、湖南、河南其他5个省（市）时，本中心就启动了Ⅳ级疫情预案。在4月上旬就对各类人员进行培训，所需防护用品和消毒药械进行充实，对市民进行预防“非典”知识的宣传，开展了各类公共场所的消毒，对医疗单位报告的可疑病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留观等。自2月20日到4月19日，已对11例医学观察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实施留验观察。
3月30日，卫生部公布了“非典”检测方法、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等9个技术方案，在 “非典”的潜伏期传染性不明的情况下，没有“非典”密切接触者的定义，也没有疫点划分的要求。如何确定密切接触者、出现病人和密切接触者以后的疫点范围究竟应该多大，是疾控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以后现场处置必须立即做出决定的。在4月4日下午市卫生局召开的各区县卫生局局长、防保科长、中心主任，各省、市、系统医院及部队医院领导参加的杭州市“非典”防治与培训紧急会议上，我在培训中就明确规定了病人发病前3天及发病后与病人同生活、同工作、同学习、同娱乐、同旅行的人员作为密切接触者。考虑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不同于霍乱等肠道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既可由呼吸道排出病毒，也可在肠道排出病毒。在疫点划定时，应该比霍乱适当要大一些，并提出住所以同一单元、同一电梯、同一墙门的所有住户、集体宿舍同一楼层或同一幢楼作为疫点，工作单位以同一楼层或同一电梯作为疫点，学校以同一班级或同一楼层作为疫点的范围大小。4月上旬杭州市卫生局下发的《杭州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制技术措施要点》将上述内容列入其中，4月2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许桂华带领“非典”防治督查组来杭督查非典防治工作情况，对杭州“非典”防治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将密切接触者的规定带回北京，卫生部以杭州市密切接触者的判定为基础，于5月8日下发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密切接触者判定标准和处理原则》。 虽然明确了划定“非典”的疫点范围，但是在实际操作时还是会碰许多困难的。如果疫点划定大了，可以保证不会发生第二代病人，但是国家投入隔离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如果疫点划定过小，就很难免不发生二代病人。我和中心传防所黄诚孝所长都非常慎重的对本市发生的4例病人、5例疑似病人、74例医学观察病人一一划定疫点、确定隔离点，既保证杭州市不发生二代病人，也为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损失降到最低程度。2003年浙江省共报告“非典”病人4例，“非典”疑似病人10例，“非典”医学观察病例416例。4例“非典”病人全部是杭州市病人，10例“非典”疑似病人杭州市占5例，416例“非典”医学观察病例杭州市占74例。但是从隔离点、隔离人数看，全省隔离点24842个，杭州市756个；全省隔离人数57565人，杭州市隔离人数4431人。隔离点数、隔离人数都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数。在“非典”时期人力、物力、财力严重缺乏的关键时候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每起疫情发生时，我们专家组的同志都慎之又慎，敢于负责，敢于挑担子，绝不放过1例真正的“非典”病人，也不扩大病人和疑似病人而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4月18日晚上11时，市六医院报告3例“非典”可疑病人。当我在电话里了解到李氏6姐弟中有北京发热病人接触史后，感到问题的严重，马上向市卫生局汇报并要求派临床专家一起参加会诊（在18日以前的11例“非典”可疑病人都是市疾控中心单独参加会诊与处理的）。当晚12点多，市卫生局派出疾控处蔡一华处长、市一医院呼吸内科张国祥主任医师，本中心我与传防所黄诚孝所长、杨洛贤医师以及市六医院高炎院长、娄国强副院长一起参加了在市六医院老病房一楼医生办公室的3例病人会诊。黄诚孝所长和杨洛贤医生做好个人防护后对3例病人的流行病学史进行了调查。由于3例病人都处于发病早期，临床症状、体征都不是很明显，当时我认为,根据3例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中有明确与北京高热病人接触史，尽管临床症状、体征不明显（发病当天和第二天），但是这3例病人起码要作为高度“非典”可疑病人来管理。市卫生局根据杭州市“非典”预案规定门诊病人由市一医院门诊隔离观察，住院病人由市六医院收治，要求把3例病人转到市一医院门诊隔离治疗。当晚3例病人又转到了市一医院门诊隔离治疗。当时张国祥主任与高炎院长开了一句玩笑:“这3例病人现在送到我们医院，明天又会送回来的。”不出所料，4月19日深夜3例“非典”病人确诊以后又转到了市六医院隔离治疗。由于我们的高度警觉，为卫生行政部门和政府及时隔离治疗杭州市首起“非典”病人提供了决策意见。 
疫情登记 5月5日晚上10时，浙二医院报告了杭州市第4例“非典”病人宋洁，在向市疾控中心报告时即作为“非典”临床诊断病人报告。当时我与邓晶副所长一起到浙二医院参加调查会诊，根据病人的临床症状、体征和流行病学史的潜伏期较长（已在第14天），认为以“非典”疑似病人报告较为主动。浙二医院专家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后作为“非典”疑似病人进行了报告。凌晨2时，我们将本例“非典”疑似病人报告市卫生局后，市卫生局邬丽娜局长、王明法副局长亲自到“非典”疑似病人所在单位阿里巴巴了解情况。我陪同两位局长来到位于文三路的科星大厦，我们来到科星大厦院子里时西湖区的同志尚未到，我们遇见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在等待我们，邬局长跟他说：“把你们总经理叫来。”小个子回答：“我就是总经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马云。在马云的陪同下，我们调查了“非典”疑似病人宋洁发病前3天在单位的活动情况，并提出了科星大厦隔离范围。5月8日，根据病人的病情进展，省市专家经过多次反复讨论才确定该病人为非典临床诊断病人。 
抗击“非典”时的阿里巴巴 4月20日杭州市首起“非典”的疫点、留验点隔离后，每天几十吨的“非典”垃圾如何处理？城建部门着急，卫生部门也着急。本中心消媒所倪小平所长制定了两道程序全封闭收集、转运，在指定地点采用负压式焚烧炉焚烧的“隔离转移”概念，实现了“非典”垃圾无害化排放的“杭州模式”，当时就得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 胡锦涛总书记在抗击“非典”时曾经说；“在抗击非典型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防疫战线的同志们既是‘侦察兵’又是‘突击队’，党和人民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为防治非典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非典”疫情向杭城袭来时，正是由于本中心业务技术骨干的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废寝忘食，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一个个“杭州模式”，解决了一个个难题，为杭州市不发生二代病人，不发生医务人员感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作者系原杭州市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组副组长、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