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熙四年（1193）正月元旦，皇帝朝重华宫。三月九日，又过宫一次。之后，直到该年十一月这八个月间，光宗停止了正常的重华宫起居。

接下去，四方观瞻所系的十月二十二日会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光宗如果再次缺席重华宫的祝寿仪式，怎么办？寻常月份初一（旦）、初八、十五（望）、二十二日不过宫，还可以光宗身体不适、恰逢忌辰等等理由解释，会庆节是孝宗生日，光宗没有任何理由不诣重华宫祝寿。于是，从绍熙四年（1193）九月四日重明节（光宗自己的生日）开始，群臣为了敦促光宗按照礼仪诣重华宫起居，发起了新一轮劝谏运动。

《宋史•光宗纪》载：（九月）庚午，重明节，百官上寿。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己卯，上寿圣皇太后尊号曰寿圣隆慈备福皇太后……戊子，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礼部侍郎倪思等咸上疏，请朝重华宫。（《宋史》 卷三十六）光宗对群臣的呼声惘然不顾，万般无奈之下，陈傅良故伎重演，再次向嘉王进言，希望他劝说李皇后，在光宗面前“婉转调护”，缓和两宫关系。现存于《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的《上嘉王札子》三篇即指此事。在第一札中，陈傅良回顾去年嘉王、李皇后发挥的积极作用：“窃惟去年之秋，圣驾久不过宫，中外忧惧，计无所出，尝赖得大王密启中宫，从容调护。已而六飞顺动，万众欢呼，莫不以皇后作配之德叶于关雎，大王奉亲之孝远过曾闵也。”（《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三）嘉王看到此札后，便传召陈傅良到王府讲堂，命其另写一个口语化的版本，以便他读给李皇后听：“札子极好，但要缴进中宫，可改一本，不须作文字，便封来。”（《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上嘉王札子》第一札）“不须作文字”意思是不要用书面语言，这是考虑到李皇后的文化水平不高。在这个口语化的版本中，陈傅良写道：

“重明圣节，中外皆望车驾过宫。群臣已是说不行，别无靠处，只靠得大王入里头宛转调护。兼是车驾过宫事，亦不当外廷理会。才得到外廷理会，须至张皇，却不便稳。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宫，多方劝赞，期于必出。”（《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上嘉王札子》第二札）陈傅良坦率地报告李皇后，外朝群臣已经说不动皇帝了（“群臣已是说不行了”），只能靠嘉王和李皇后在宫中调解皇帝与太上皇的矛盾。陈傅良还特别指出，本来皇帝朝见重华宫的事，外朝臣僚就不应该过问，等到外朝臣僚争相劝谏的时候，社会舆论已经陷入恐慌状态。嘉王有没有把这个口讯带到，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光宗不可理喻的言行却在不断升级。

十月初，光宗命群臣商议上慈福宫（高宗吴皇后）皇太后尊号。十二日，光宗本应赴重华宫进香，却没有成行。根据礼制，皇帝在每年的十月十六日诣景灵宫孟飨，在进香前一日要斋宿，即十五日，而在斋宿的前一天，即绍熙四年（1193）十月十四日，轮到陈傅良直前奏事。陈傅良为了缓和孝宗、光宗父子的关系，建议也给孝宗加上尊号，君臣二人遂有一番对话，陈傅良记录如下：

这一天，轮到我直前奏事，就向皇上提出建议：“最近陛下命令朝廷讨论给慈福宫（皇帝的祖母）加上尊号，这当然是好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不给重华宫（指太上皇）也加上尊号。现在，因为陛下多次没有过宫朝见太上皇，两宫之间关系颇受中外议论，如果将加上尊号这一盛典同时实行于慈福宫、重华宫，臣认为太上皇会非常欣喜。”接着，我向皇帝举出了汉唐两代加上太上皇尊号、孝宗朝加上德寿宫（即高宗）尊号的典故。皇帝大喜，说：“这个主意很好，卿可以马上到都堂（宰相执政办公所在），向宰相、执政们传达。明天宰相、执政来我这里奏事时，将此事列入议事日程。”可是我想起来，明天是孟飨之前的斋宿日，宰执们要在景灵宫吃斋、过夜，不是御前奏事的日子。皇帝说：“孟飨那天朕要亲自行礼，索性就到景灵宫的斋殿与宰执们商议此事。还要请你跑一趟都堂，知会宰执们一声。”但我心中另有顾虑：“臣只是一个起居郎，并非宰执重臣，这样的典礼大事，由臣来向宰执宣谕传达，既不得体，也不严肃。最好是等到陛下接见宰执时，将同时加上慈福宫、重华宫尊号的意图亲自晓谕他们，更显示您的孝敬之德发自内心。因此臣不敢领旨。”皇上两次说：“朕遣卿，有何不可？”我不便推辞，下殿之后到都堂向葛丞相（葛邲）传达皇上的意图。葛丞相非常高兴，立刻以书面形式约请御前奏事，但这一天已经来不及了，皇上批示道：“十六日在景灵宫斋殿奏事。”这与我在殿中奏事时听到的话是一样的，宰执们乐观地认为事有转机。可是，到了十六日孟飨那一天，宰执们在景灵宫斋殿提出此事，皇上的心意已经改变，他只说：“且许他。”（《陈傅良先生文集》卷 二十三《直前札子》文末自跋）光宗的回答，陈傅良只记下了高深莫测的“且许他”三字，从字面意义上有两种可能：第一，“他” 指陈傅良，即：“朕当时只是随口答应了陈傅良！”

潜台词是：“我不是认真的。”第二种可能，“他”指“加上慈福宫尊号”，意即：“把慈福宫搞定再说，重华宫先摆一摆。”总之，光宗既没有同意立刻 举行此项典礼，却也没有否定此事的必要性。

我们回溯一下整个事件的原委，先是，光宗当着陈傅良的面答应得十分痛快，陈傅良也怕夜长梦多，天就和右丞相葛邲商议。葛邲更是雷厉风行，在陈傅良奏事的当天就请求面见光宗，光宗没有接见他，但以御批告知，等到后天（十六日）在景灵宫奏事时商量此事。哪知待到十六日，光宗又变卦了。光宗的双重人格表露无遗，在外朝群臣面前，他显得那么的从谏如流；但一旦离开外朝群臣，在内侍的簇拥下返回大内之后，似乎立刻投入另一股势力的牢牢控制之下，并被彻底“洗脑”。因此，尽管掌握这一规律的宰执、陈傅良等人紧锣密鼓，极力促成，奈何光宗回 宫一趟之后，立刻对自己曾经同意的决定矢口否认，食言而肥。

由陈傅良策动的通过加上孝宗尊号以缓和两宫关系的行动，就这样流产了，更加离奇的遭遇等待着陈傅良。

由于光宗最终没有同意加上孝宗尊号，而宰相、执政们却已经知道了这一流产的方案，因此此事必然会泄露出去。结果，在光宗说“且许他”的当天，陈傅良得到传谕，不得将此事说出。陈傅良在奏状中提出如下抗议：“本月十四日，我不顾自身地位卑下，在陛下面前妄有建白。十六日，我被召到尚书省，有关官员集中在一起，聆听太监传达的陛下的宣谕，特别指名要求臣陈傅良不得将加上重华宫尊号之事泄露出去。我听了之后非常不解。臣只是向陛下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议论朝政，建言献替亦是起居舍人的职责之一。臣的建议是否可行，决定权全在陛下一心，臣决不敢将未定之论到处传布。可是在十四日那天，正是陛下亲口命令我，将此事传旨与宰执大臣，这样一来，知道这个事情的已非臣一人。现在看来，如果万一有别人说出此事，并被陛下知道，那臣就要坐犯漏泄之罪，这样公平吗？”（《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乞补外状》）光宗如此郑重其事地宣谕此事，指名告诫陈傅良注意保密，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羞辱。盖以陈傅良起居舍人的身份建议上孝宗尊号并无僭越之处，但兹事体大，若光宗同意，应该亲自向宰执们宣布，故当光宗命陈傅良代为传语宰执时，他已经当场婉拒，是光宗坚执（“朕遣卿，有何不可？”）而勉强从命的。现在光宗反而怀疑陈傅良可能泄露机密，等于当初设下一个陷阱让陈傅良自投罗网。至此，陈傅良感到被皇帝忽悠太过，实在无颜立足朝班，遂上奏，以病体久虚、思乡心切为理由请祠，回乡扫墓，以示对反复无常的光宗的抗议。但是，这次辞职没有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