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花开，我们都热切期待着疫情早除，尽快回归到正常生活。这次抗疫行动，让我们见到了科学防治的力量，那么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又是如何防治瘟疫的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历史上瘟疫频发，宋朝亦是深受瘟疫之苦。其享国319年，共发生各类瘟疫49次，平均6.51年一次，年均发病概率为15.36%。
公元1131年，浙江大疫，“流尸无算”；1142年和1146年，临安又接连爆发疫情。还没等疫情结束，1151年，浙江温州再次爆发了大型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仅在5年之后临安又再次“大疫”，带给南宋王朝沉重的打击。
宋朝之所以瘟疫不断，除了饮食习惯、气候原因外，大概率受到商贸经济活动的影响。宋朝由于制瓷业、造纸业、造船业的高度发达，积极参与世界商贸，商队频繁涉足亚非欧等地，高度繁荣的商业虽然带动了经济增长，却也增大了传染的风险，加重了城市防疫的压力。比如汴京、临安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一旦有疫情发生，很容易形成扩散，造成震惊天下的“大疫”。 宋代，朝廷设立了虞部，“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职能类似于现在的自然资源部。此外，北宋汴梁道路两侧遍植各色树木，城内艮岳、玉津园等苑圃的建立，美化了都城的环境。各地同样重视城市绿化，出现了“绿树成帷连药市”；五门路“四月乳鸦啼绿枝”的景观。除此之外，宋朝官员们还很早便意识到环境对瘟疫的影响。 
人员密集场所容易引发瘟疫，尤其是卫生条件较差的监狱。北宋景德三年( 1006年)四月，真宗考虑到暑季是疫病的高发期，“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徙递降，杖笞释之。……日旰即罢，复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审视讫，乃命实行。自是每岁暑热，皆遣官遍排，亲临疏放，遂为定制。”不仅如此，朝廷还专辟了“漏泽园”，用来收埋无主尸体。乾道二年，徽猷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充江南西路安抚使吴芾就让人疏通充满淤泥的排水沟，保持整洁而干爽的环境，以此净化环境，从根本上断绝传染病菌的产生，这也是两宋预防瘟疫的重要举措。
结构完整的医疗体系提高医疗水平，也是“防”的重要手段。1231年，平江府遭受春疫，知府吴渊便派出医官去各地问诊施药，前后历时半年之久。著名词人叶梦得在许昌做官期间遇到疫情时，甚至自掏腰包买药来救人。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苏东坡。大文豪在被贬黄州后，曾有巢谷自眉州来投奔他，一年后返川前将秘藏药方“圣散子”传给他并要求其“指江水为誓，约不传人”，后来黄州爆发严重瘟疫，苏轼顾不上此前与巢谷的誓约，毅然将此秘方传给名医庞安常，此药方果然对治疗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庞安时著《伤寒总病论》时将此方收入书中，苏轼并作《圣散子叙》。
元祐四年，苏东坡调任杭州知府，正逢天遇大旱，饥荒、疫病接踵而至。面对杭州严峻疫情，除了用“圣散子”药方治疗病人，还下令建造防疫医院——“安乐坊”集中隔离患者，有效避免了疫疾交叉感染和传播。除了“圣散子”药方与建造“安乐坊”，苏轼还开出“四味药”来养生，此四味药可治妄念、可治贪馋、可减肥赘、可调胃肠，供大家在防疫期间“食用”：“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种种举措，对瘟疫的抑制大大增强，也因此留下了《苏学士方》，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
宋代地方官员依靠公费医疗救助百姓的同时，朝廷也在思考如何让公费医疗制度更加完善。每年财政上给各地拨付一些款项，作为防治瘟疫的专项基金，并成立了官办药局。 
秉持着“拯民瘼、施实惠”的宗旨，朝廷设了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下属政府设立了熟药所、惠民局、和剂局等官办药局，分管医学教育和药材，专门在赈灾时为百姓提供免费药品。出现瘟疫时，这些机构分工明确，负责药品调剂和瘟疫治疗，各司其职，履职尽责。医生在医疗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朝廷规定：“主客不及万户，补医学一人;万户以上二人;每及万户增一人，至五人止…… 医生，京府节镇十人， 内小方脉三人;余州七人，小方脉二人;县每一万户一人，至五人止。”完善的医疗体系，促进了两宋卫生事业的发展。
有了官办药局后，宋朝政府实行了药品采购、生产、流通的规范化管理。同时，让一些偏远地区的百姓，也能获得医疗资源，这对降低了疫情死亡率，有着积极的意义。宋朝政府深知，想要防治瘟疫，光有公费医疗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官员的积极救治。整个两宋时期，但凡有瘟疫发生，地方官员总是第一时间亲临疫区，然后调动各种力量，积极救治百姓。除了施医问药，亲临疫区，宋朝的官员们还为病患发放钱粮，赈灾施粥，帮助疫情肆虐下的贫苦百姓渡过难关。为了早日战胜疫情，官员们还十分具有远见的建立了病坊，及时隔离病人，以防止传染。
防疫药物也是“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瘟疫发生时，一些医者便开始收集名方，撰写医书，向百姓科普实用又有效的科学防疫方法。“北宋医王”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认为：“疗疫气令人不相染，及辟温病、伤寒。”他在书中收录了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等防疫药物，在民间广泛应用。医学家朱肱对《伤寒论》颇有研究，著有《南阳活人书》，书中的老君神明散和务成子萤火丸，也是效果不错的防疫药物。南宋医家窦材在《扁鹊心书》收录了“中和汤”，治伤寒、瘟疫，头目昏痛，发热，鼻流清涕。其方剂为：“苍术（一斤，米泔浸），川乌（炮制），厚朴（姜制），陈皮，甘草（各四两），草果（二两），共为末。每用四钱，生姜七片，水煎和渣服。”由于对防瘟避疫作用显著，在民间誉为“神方”。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正月，汴梁暴发瘟疫。仁宋“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据说通天犀是旷世奇珍，能治百病。内侍李舜卿有意将其留给仁宗独享，仁宗正色拒绝：“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有了皇帝的重视，每当发生瘟疫，朝廷高度关注，地方积极配合，医生免费治疗，将瘟疫的危害降到最低。元祐八年( 公元1093年)，宋哲宗下诏：“访闻日近在京军民，难得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如委是人多病患，可措置于太医局选差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 分认地分诊治。本府差官提举合药，并日支食钱，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等第支，破患人稀少即罢。”以国家机器为基础，控制瘟疫自然游刃有余。
“控”不只是保护未感染人群，还要治疗病患，两者之间需要严密隔离。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杭州先旱后疫。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创建“安乐坊”，采用隔离手段，三年间治愈了无数病患。《续资治通鉴长编》称赞：“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朝廷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的隔离病房“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为视医药饮食”。事实上，安济坊作为官办慈善体系的一部分，“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
“控”还包括控制人口流动。俗说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受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所限，古代赈济大都以城市中心。如此一来，大量流民涌入城市，增加发生伴生性瘟疫的风险。两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曾巩坦言：“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有鉴于此，两宋根据受灾情况，以耆为基本单位，划片赈灾，避免他们涌向城市。“每一官， 令专管十耆或五、七耆。据耆分合用员数，除逐县正官外，……择有行止、清廉干当、得事不作过犯官员。”这么做既提高了赈灾的效率，又有利于控制疫情。
两宋的瘟疫主要由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伤寒、痢疾、时气病、麻风病、瘴疫、大头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频发的疫情，迫使朝廷、士大夫、医学家等对疫情的治疗和成因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起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瘟疫防控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两宋对瘟疫的防控，不仅求医，还求鬼神。在宋代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收集了大量的的符箓、禁忌和咒语。在太医院的教育中，开设了书禁科，专门收集、整理和普及符禁咒语。咸平三年( 公元1000 年) ，真宗“以两浙灾疫深所轸念，命三馆检讨灵迹以闻，于是遣使遍祭其山川祠庙，为民祈福。”显然两宋通过术士祈神禁瘟，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对消瘟辟疫于事无补，但是，其采用祭神禁瘟的方式，从客观上能够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也算在有限的医疗水平下有效的努力。
参考文献:《宋史》《剑南诗稿》《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扁鹊心书》《元丰类稿》《老学庵笔记》《救荒活民书》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