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11月5日，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光复了杭州。全城各户遍悬白旗，市民欢腾，自发走上街头庆祝河山光复。6日，进入城西旗营，解散驻扎旗兵。7日，浙江军政府成立，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8日，为支援南京方面，巩固和扩大胜利，军政府组建了一支3000余人的浙军攻宁支队，朱瑞为支队长。浙军支队“苦战竟日，大获全胜，将士奋勇，深堪嘉尚”，次年5月浙军班师回杭时，浙江百姓在梅登高桥大操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并在西湖公园修建了凯旋碑。辛亥革命给杭州带来的第一个变革，就是废除杭州府，合并仁和、钱塘两县为杭县，直属浙江省，并力省会所在地。这种变革的意义，除了提升政治地位外，更在于打破封建性封闭经济，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统一开放的空间，使工商业不再受到原杭州府两县行政藩篱的分割，而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为城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城墙是古代保卫城市的重要设施。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古代的城墙是界定城市的标尺，它的移动和变化直接影响着这个城市的扩大和缩小。1912年，杭州开始有计划地拆除四面城门，将城墙基址陆续改建成新式街道。城门、城墙的改造和新式街道的兴建不但改变了杭州的风貌，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从前禁止人们出入的地区改造成公共使用的通衢大道。这是对以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城市空间概念作出的新诠释，它强调的是近代市民的需要和期望。“城墙失去保护的功能，于是它不但变为疣物，且阻碍工商业、交通和市政的发展，成为势所必拆毁的东西。欧美各大城市的城墙，于近百年中，早已拆毁无遗。……杭州自钱塘门至清波门一段的城墙于民国初年曾已拆去，就城基建路，新市场一带市面遂日新月异，涌金门外昔日一片荒凉，现已显出蓬勃的气象，但城东、南、北三处的城墙还没有拆掉。如今杭州市区范围扩大了，要破除城内外的界限，并为行政上、交通上的便利计，及工商业的发展计，拆城是为目前急当进行的事，在六个月或一年以内须把城东、南、北三处的城墙完全拆掉，拆下的砖块移作建筑河渠的护岸之用，再有盈余出售给人民，补充建筑环城马路的经费。”

“旗营”又名旗下营，是清旗兵驻防兵营，系杭州的城中之城。清顺治七年(1650)动工修建，圈地1436亩。城墙高一丈九尺，厚近一丈，周围九里许。杭州古城墙有十座城门，“旗营”四周也设有六座城门，分别是南面的延龄门，东面的迎紫门、平海门，东北角的拱宸门，西北的承前门和钱塘门。在相当长时间里，“旗营”都是旗人的禁地，杭州百姓因惧怕被旗人骚扰而远离。由于“旗营”的阻断，杭人游湖须穿过兵营西出城门，经常受到旗丁的刁难。一到晚间，“旗营”城门紧闭，游人只能夜宿湖中了，所以杭人常发“隔墙望湖”之慨。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瓦解，“旗营”逐澌废弛。1913年，开始拆除旗营钱塘门至涌金门一段城墙，结束了西湖与杭州城区被城墙分割的历史。“自旗营开辟，垣毁，西湖宛在城中。杭谚有云，大变情形，西湖入城。今乃验矣。”洪岳在1920年代增订《杭俗遗风》时，便特别强调：“自民国纪元，西子湖亦从而革命。西湖何能革命？革旧有地位势力之命也。新市场成立，即为西湖之一大游览地，向之涌金门外，无势力存在之余地。所谓藕香居、三雅园、西悦来等肆，已早销声匿迹，地亦为他人别墅矣。”可以说，西湖入城后大大便利了游览观赏，“至此（杭州）始具市政之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