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十月二十二日会庆节越来越近，对光宗不肯过宫贺寿的巨大焦虑萦绕在群臣心头。在整个绍熙四年（1193）九月、十月间，群臣与光宗围绕过宫问题反复较量。十月十九日，秘书省官员集体上疏请求皇帝过宫，毫无效果。离会庆节只有一天了，光宗仍然没有松口。黔驴技穷的大臣们只能铤而走险，居然直接找太上皇！十月二十一日，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上疏重华宫，请求太上皇今年会庆节不要降旨免去皇帝朝见，也就是说，不要给皇帝任何不来朝见的借口。这道奏疏现在已经亡佚，所以如何措辞我们已不能窥见，但不管文字如何委婉，都是摆出一副与当今皇帝图穷匕见的架势了。太上皇伤感地回复群臣说：“朕自秋凉以来，每天都想着与皇帝相见。”以孝宗的智慧，当然不可能不知道群臣诉求的对象绝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儿子，所以他把奏疏转给了皇帝，但皇帝的回应如何呢？会庆节到了，皇帝传旨身体不适，不能诣重华宫朝见太上皇。丞相葛邲只得率百官到重华宫贺寿。三个月的抗争换来这样的结果，全体侍从官上章辞职，居家待罪，诏不许。嘉王府翊善黄裳上疏，请诛内侍杨舜卿。台谏官张叔椿、章颖上疏，自请罢黜。二十五日，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书，请朝重华宫。皇帝一律不予理会。

二十六日，危机升级，丞相以下的百官居然跑到重华宫，向太上皇奏事，其内容已不可知。按照道理，太上皇退居重华宫之后，除了新任命的宰执大臣要来重华宫恭谢外，不应该再听取群臣奏事，而只能接受礼仪性的庆贺。这次群臣前来奏事，表示事态十分严重。

二十七日，得悉群臣簇拥到太上皇那里上访，皇帝忽然传旨朝见重华宫，但启驾前，又称病不出。被愚弄的群臣只能以辞职相威胁，丞相以下百官上疏自劾，请求解职罢政，彭龟年请逐陈源以谢天下，皇帝都没有同意。楼钥、赵彦逾、倪思、陈傅良等侍从官在联名奏疏中，这样描述光宗一次又一次的食言：

陛下朔望不出，许以进香，进香不出， 许以上寿，上寿又复不出。明降指挥二十八日必出，万姓欢呼，踊跃以望，翠华（指光宗车驾）又复中辍，重失人心，莫此为甚。旋闻展用月旦，今又闻欲用十五日。（《攻愧集》卷二十三《同侍从请过宫第一札》）

这里提到的“进香”，根据《宋会要辑稿•礼》四九之五六，应在十月十二日举行，在绍熙元年、二年、三年都曾举行过，“上寿”即十月二十二日的孝宗生日。光宗在错过了会庆节生日之后，又展期至十月二十八日，食言后，又声称要展期至十一月一日（月旦），仍未成行，改为十一月十五日。光宗一再失约，是不是因为身体不适呢？楼钥、陈傅良等指出：“既而十三日内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飨，皆圣躬亲临，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寿。”（《攻愧集》卷二十三《同侍从请过宫第二札》）《光宗纪》云：“冬十月丙午，内教三衙诸军。己酉，朝献于景灵宫。夜，地震。庚戌，朝献于景灵宫。”（《宋史》卷三十六）所谓“内教”是“内教三衙诸军”，皇帝有体力亲自检阅禁军，而且还能到路途比重华宫远得多的景灵宫上香，可见健康不是问题。唯一的解释是，光宗是故意不去向孝宗请安。

十一月九日，群臣再次请求面见光宗，呼吁十一月十五日无论如何不能再失约，即《光宗纪》所载：“壬申，侍从、两省赵彦逾等十一人同班奏事。”

（《宋史》卷三十六）这次面奏的札子是楼钥起草的，即《攻愧集》卷二十三的《同侍从请过宫》札子两篇。陈傅良除了参与这次同班奏事外，作为起居舍人，还利用直前的机会向光宗面奏，此即《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的《直前札子》。陈傅良和其他臣僚一样，都认为是宫中的近侍、宦官在离间孝宗、光宗父子，光宗被这些小人所包围，只好远离外朝的士 大夫：“若乃咫尺君门，杳如万里，今日迁延某事，明日阻节某人，日复一日，莫以为怪，人心益玩，主势益轻。脱有奸险，乘时为利，则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可移，虽是擅传指挥，将亦无从觉察。或放散仪卫，或隔退臣僚，或斗谍宫闱，或激怒军旅，万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外廷无以效区区矣。”（《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直前札子》）陈傅良意在说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政治模式中，大臣固然不能一日无君，君亦不能一日无臣，如果皇帝被近侍、宦官所包围，从而与外朝士大夫隔绝，那么北宋以来的“共治”政治就不能维持，而皇权将会遭到不可预知的危险，即“万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外廷无以效区区矣”。

绍熙四年（1193）十一月的这次“过宫”危机，在形式上以光宗的退让告终，十一月十五日，皇帝朝重华宫，《宋史•光宗纪》说：“都人大悦。”

（《宋史》卷三十六）十二月三日，陈傅良升起居郎，仍兼嘉王府赞读。（《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三《辞免起居郎申省状》）十二月五日，光宗又朝重华宫。文武百官松了一口气，总算能过个平安年了。

绍熙四年的危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皇帝坚执，君臣赌气。”在绍熙四年，光宗重演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无论群臣如何苦苦哀求，拒绝在会庆节过宫为太上皇上寿，而选择其他不重要的日子过宫，显示了他执意与群臣角力到底。

随着对光宗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群臣中的议论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光宗确实是因为精神失常而有此举动，且已无药可救；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皇帝没有病，而是皇宫之内、皇帝左右有人在挑拨两宫的关系， 矛头主要指向皇帝信任的近侍姜特立、陈源、杨舜卿等人。因此，群臣的斗争路线也出现了双管齐下的格局。相信皇帝有病的一方，不但在过宫问题上对皇帝完全绝望，更怀疑他有没有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因此开始寻求其他可能，譬如换个皇帝。但兹事体大，此举若由臣子发起，便是忤逆犯上，故只能寻求更高的政治权威。这一年中群臣两次向太上皇求助，并不代表他们要求太上皇复出，而更多地体现了他们对太上皇的深厚感情和无限信赖，希望老皇上能赐予他们排难解纷的智慧。遗憾的是，太上皇毕竟是太上皇，残年衰朽的他对皇帝儿子已经没什么招儿了。

另一派臣僚则主攻“清君侧”，坚称皇帝左右簇拥了一批专事挑拨离间的小人。这一年，左丞相留正猛攻高级内侍姜特立，请求皇帝收回姜特立浙东兵马副总管的任命，否则只有辞职。皇帝的回应极其强硬：“成命已行，朕无反汗，卿宜自处！”“卿宜自处”的意思就是你爱咋地咋地，朕决不让步。留正感到颜面全无，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献把定之说，遂至每事坚执，断不可回。”七月，留正只能跑到临安郊外的范村待罪，放弃履行丞相职务。尽管同知枢密院赵汝愚反对姜特立的任命，谏官章颖上奏挽留，但都无结果。起居郎陈傅良请求直前奏事，皇帝命令门不要允许陈傅良上 殿。直到十一月十五日，皇帝命右司员外郎徐谊召还留正，姜特立所任职务不变。现任丞相被晾在临安郊外140多天，皇帝既未罢免他，也不理他，成就了两宋政治史上君臣赌气的奇观。

不过，在绍熙四年，皇帝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皇帝与群臣之间的缓冲。群臣万万没有想到，太上皇的驾崩如此猝不及防，使得他们不得不直接面对皇帝，还要拉扯皇帝的龙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