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以及30年代初，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日渐深入民心，民众迫切希望浙江也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但是鉴于财政紧缺等诸多原因，浙江并没有兴办重大的航空工程，甚至大多数民众还很少见过飞机。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航空处以及中华航空协进会分别组织了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长途旅行，并且途经杭州；1933年，陈文麟等驾机途经杭州，孙桐岗等驾机飞临杭州等。这些航空飞行活动都经过了浙江，尤其是省城杭州，给民众带来了视觉冲击，进一步增进了民众对军用航空的认识。

“珠江”号飞越浙江的两次全国长途飞行

受美国飞行员林白长途飞行的启发，也为了宣传航空，提高国人对发展航空事业的认识水平，1928年夏，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航空处计划组织一次全国长途旅行，并且以中华航空协会第二特区（广东区） 的名义，从美国购进瑞安飞机公司的两架五座小型运输机NYP-2B-5型，副名“四轮马车”（Brougham），其中的一架改装为水上型飞机，定名“珠江”号；另一架改装成陆上型飞机，命名为“广州”号。

在经过多次试飞并掌握了它们的性能后，开始筹划长途旅行。日期及路线确定之后，致函将要经过的浙江各地，请求给予支持和帮助。此举获得了浙江各地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1928年12月8日，“珠江”号由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作沿海长途飞行。为表示重视，起飞前，广东地方领导人李济深特意与陈庆云在飞机旁合影留念。机组人员分别是：机长陈庆云，驾驶员黄光锐、周宝衡，机械师梁庆铨。“珠江”号沿中国海岸北上，经汕头、福州、杭州、宁波，于12月8日在上海与另一架先行起飞的“广州”号会合，12月20日向西南方向回航，经汉口于23日飞抵长沙，30日飞经桂林、梧州，并于当日飞返广州。“珠江”号此次飞行全程3560千米，历时23天。

在飞临浙江各地时，由于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信装备，无法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飞行前只能根据预测的气象资料进行飞行，途中如果有什么气象突变，驾驶员则自己机动应变。此外，由于没有无线通信系统和地面保障配合，飞行员在飞行中只能凭借飞行速度计算飞行距离，并且根据对沿途地标的目测来校正航向。因此，此次长途飞行具有很大的冒险性。也正因为如此，“珠江”号途经浙江各地，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并轰动了国内外航空界。

“珠江”号和“广州”号的长途飞行，受到了所经之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实现了“现在全国统一，训政开始，深望各同志一致提倡航空事业，使其发展，这就是兄弟此次飞行之唯一希望”，因为“航空事业既不属于个人，又不属于政府，实为全国四万万同胞之共有事业”。

陈文麟等人途经杭州的飞行

1933年6月15日，上海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曾贴经和外国驾驶员蒲里（Brill）驾驶自制的“江凤”号水上飞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长途飞行。经过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6月27日飞到岳州。因为长江风浪大，机浮被冲撞而损伤漏水，就把飞机运回上海修理。原定飞往长沙、宜昌、沙市的计划，没能完成。“江凤”号运回上海后，改装成陆上飞机，又飞往杭州、厦门等地。

1933年7月19日，时任厦门航空处处长的陈文麟和海军航空处机械科科长潘鼎新，驾驶由后者设计制造的“江鹊”号双翼双座教练机，从厦门出发，沿中国东南，途经杭州抵达上海，10月20日从上海返航，途经杭州，于22日回到厦门。这次长途飞行使杭州民众增进了对国产飞机的信心。

1933年9月，孙桐岗驾驶由杜月笙捐赠的“月辉”号（也叫“万里鹏程”号）德制教练机从杭州出发，开始全国飞行，宣传“航空救国”。作为助手，与其同机飞行的，是他的留德同学王祖文。他们曾经到了汉口、开封、郑州、天津、北平等地，所到之处，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航空健儿的又一次飞行壮举。

孙桐岗是当时中国飞行界的英雄。1933年6月26日，25岁的孙桐岗只身一人驾驶克莱姆Klemm1-32型（命名为“航空救国”号）体育运动单翼机从德国富尔特出发飞回祖国。一路上，他飞越了地中海、印度洋，途径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等欧亚十余个国家。虽然经过精心改造，但这架飞机仍极为简陋，仅靠手摇发电发动，飞行途中险象环生。历经了数次暴风雨，克服了种种困难，依靠勇敢、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驾驶技术，7月24日，驾机安全降落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明故宫机场。29天的时间，全程14450公里，空中时间达135小时，孙桐岗的飞行平均航速达到了107公里/小时，超过了美国人查尔斯•奥古斯都•林白1927年创造的单机从美国纽约直飞法国巴黎的世界纪录。孙桐岗的航程是林白的2.5倍，平均航速是林白的1.8倍。因此，这一次中国飞行家的单人跨越欧亚的洲际飞行，成为轰动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超级大新闻。

孙桐岗回到祖国后，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被新闻界称为“东方林白”。他驾“航空救国”号飞机从南京到九江，蒋介石立刻召见了他，并以西餐款待，还嘱其飞往各大城市，广为宣传孙总理“航空救国”的遗训。当时正值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国难当头的岁月。建设一支强劲的中国空军来抵抗强敌，已刻不容缓。于是，孙桐岗就与早期留德回国的王祖文共同驾驶克莱姆1-32型小飞机作分段长途飞行宣传“航空救国”。

1933年9月11日，孙桐岗与王祖文飞抵杭州笕桥机场，受到航空署署长曹宝清和杭州市市长赵志游等三百多人欢迎。孙桐岗在致答词时说：我希望我国能制造自己的飞机，也希望能大力培养军用、民用的飞机技术人员。他还向群众宣传航空的作用。21日，他们由安庆飞抵汉口，空军派出“海盗”号飞机一队升空迎接，降落时又受到数千群众和军政人士的欢迎。24日，从汉口飞长沙，后又调转方向朝北飞，经河南驻马店、开封、郑州、洛阳，再转向西安、太原、保定和石家庄。10月23日，到北平，参加北平市党部举行的纪念周。27日，飞天津，到会欢迎的中外人士和群众团体齐聚六国饭店举行茶会，此行促成了“天津”号飞机捐献筹委会的成立。在这次长途飞行宣传中，他们号召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爱国青年要当会飞的军人。这一年全国献机达20多架，折合资金达2000多万元。

另外，1937年，杭州失守后，中央航空学校搬迁到云南，后又辗转到印度。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初，50多架教练机分别由飞行教官和飞行学生驾驶，分批从印度东飞回国。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飞行了6400多公里，回到旧址杭州笕桥。这一次空前的集体长途飞行，在民国时代的浙江航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20世纪初的飞行，因飞机尚未通行世界，对于飞行人员有很高的素质要求。相比而言，这个时代的中国飞行人员一般都勇敢机智并且富于平衡感，有一定的飞行天赋，所以在飞行方面曾有过上述的壮举。但是，私人的民间飞行，因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限制，缺乏发展的机会。从长途飞行行为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气象的变化、地势的复杂和其他很多难以预料的困难要求驾驶员必须有强健的身体、坚韧的毅力、机智的判断、熟练的飞行技术和极其丰富的航空、气象、机械等知识。即使是成功的长途飞行，飞行过程中也需要克服许多艰险，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陈文麟、胡知源等人的飞行尝试的确显示了中国飞行人员的技能、信心和爱国情怀。

飞行勇士们的全国飞行，对于宣传航空救国理念，作用非常显著。全国各地掀起的献机运动，就是这种宣传的重要成果之一。比如，1934年，浙江政界和学界各自捐购了一架飞机，在12月5日分别被命名为“浙政”号和“浙学”号。1936年，以蒋介石五十大寿为 契机，全国开展新一轮的捐机活动。当时，浙江捐款数额是60万元，购买轰炸机6架，仅次于广东、江苏和上海，位居全国第四。当时，捐献飞机都要举办隆重的命名仪式，其中有一个环节叫掷花瓶，即行掷瓶礼，以示庆贺，多由达官贵人或社会贤达行此礼。瓶子里盛装的大多是国外名酒。1937年，浙江各界又捐献了“救国”号飞机。行掷瓶礼没有使用外国名酒，而是用了30年绍兴花雕，一时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