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关系，是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国共两次合作关系的建立，最初谈判都在杭州。

中国自进入20世纪20年代，在政治舞台上起支配作用的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决定着祖国的命运与前途。第一次合作，打败了北洋军阀。但国民党当局中途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造成两党分裂。日本侵略者趁国共内战之机，加紧入侵，使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重又合作，共同抗击民族大敌，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回顾以往这两次国共合作的曲折历程，都曾在西子湖畔留下重要的历史印记。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决定部分党的干部先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拜访了孙中山，提出“党内合作”的主张和改组国民党的建议，为孙中山所采纳。所以西湖特别会议推动国共双方向当时切实可行的“党内合作”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1927年爆发十年内战以后，于1937年3月下旬至4月初，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西湖边的澄庐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全面停止内战，并原则上同意两党重新合作，一致对外。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谈判，至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直接谈判是由杭州谈判开其端的。

“西湖特别会议”和“杭州国共谈判”，在中共党史和国共关系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历史名城杭州由此而更为增辉。

中共“二大”虽确立了联合战线的策略而排除

阻力开始真正的合作乃从西湖特别会议始

中共“二大”以前，国共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处于“不接触”和“排斥”状态，其主导方面是对立的。当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已先于共产党成立，国民党采用“大力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国民党员”的办法来排斥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并在修订的《规约》中规定：“党员不得兼入他党，并不得自行脱党。”那时国民党以大党自居，排斥新生的幼小的共产党。孙中山的基本策略是，对内希望军阀和平，对外希望帝国主义能给予帮助；对中共存有戒心，“敬而远之”。

中共原先也同样对国民党采取排斥态度。共产党在上海的发起组所设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曾载文抨击国民党等各派政党：“试问南北各派政党，哪一派免了鼠窃狗偷，哪一派有改造中国的诚意及能力?”这种把国民党与反动政党团体视同“一丘之貉”的思想，在“一大”上反映得很强烈。“一大”讨论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论。董必武、陈潭秋和李汉俊三人认为，把孙中山“同北洋军阀相提并论”是错误的，应该联合他们。但多数代表则认为，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只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不应对国民党有过多的幻想（《一大前后》第313、317页）。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9页）。这是由于中共草创伊始，对于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缺乏正确的认识，不理解当时没有条件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过早地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直到“二大”前后，中共高级干部蔡和森等仍认为“国民党未变换态度及孙中山态度不定”，所以中共“当然不能与国民党发生具体关系”。中共当时在总体上反对国民党。

对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起重要作用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荷兰人)。西湖特别会议就是在马林的具体帮助下召开的。

马林充分理解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精神（《列宁全集》第4卷，第274、275页）。1921年，马林奉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立即联系陈独秀、李大钊等，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共“一大”。他在上海会见了国民党驻上海的负责人张继，认为此人“比我曾遇到过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由于张继的介绍，国民党邀请马林与孙中山作了三次长谈，于是孙中山“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马林从桂林到广东作了实地考察，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评价很高。他认为香港海员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人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说明“现代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18、25页）。1922年3月马林返上海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商谈，要求中共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应加入到国民党内去开展活动。但中共中央及多数党员干部不同意马林的建议。马林遂于4月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审查了马林关于中国南方之行的报告后，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作了一项决定，要“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此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转移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与菲力浦同志(即马林)密切联系下进行”。又发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指示》，规定：“代表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为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上述文件打印在马林的衬衣上，秘密地由马林亲自带到中国。

当马林携带共产国际关于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文件到达上海时，中共“二大”刚闭幕。他得知“二大”仍拒绝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便力促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形式问题。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出席会议者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7人。他们就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坚持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他仔细地解释了必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理由：一是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同意与中共建立平行的联合战线；二是国民党是一个有力量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进行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各革命分子的联盟；三是中国现阶段是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应该联合资产阶级共同进行，而且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都还很小；四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影响下争取过来；五是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学习西欧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53页；参见会议参加者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1册，第242页）。

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基本上同意“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散，共产党员加入后不会受到严重约束。李大钊提出：先由中共少数领导人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这样既不违背“二大”的既定政策，又可避免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

张国焘和蔡和森仍反对“党内合作”。他们的理由是，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就无异于与资产阶级混合，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主张：组织一个联合战线委员会，让国民党员占委员的多数，由孙中山任委员会的主席。但孙中山一再表示过拒绝这种联合形式，国共合作势将难以实现。

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结果反而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只是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即孙中山应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取消入党时要求履行打手印及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等落后的组织手续，否则，他坚决反对“党内合作”的建议。

经过与会者的反复讨论，马林从旁启发和说服，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同意让少数党员干部先行加入国民党。这样，中共由“一厢情愿”的“党外合作”开始向“党内合作”迈出了一大步。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又一进步。自此中共决定与国民党结成联盟，“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西湖会议后，根据陈独秀的提议，派李大钊留在上海，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工作。陈独秀、李大钊、马林等多次拜访孙中山，向他提出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并建议他改组国民党。时值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发动广州叛变之后不久，孙中山蛰居上海，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情和支持，欣然同意国共合作，并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至此国共两党才开始进入真正合作的阶段。

翌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镇压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一事件使更多的共产党人得到了教训，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仅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迫切需要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期间，国民党发表通电支持工人的斗争，国民党人主办的武汉《真报》成为罢工工人的喉舌。这些事实证明党的西湖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这基础上，统一了全党认识，6月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和中共西湖特别会议的精神，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在国民党内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党内合作”方针的最后确立，加速了国共合作，推进了民主革命的步伐。通过国共合作，共产党的组织也迅速得到发展，在“西湖特别会议”以前，全国共产党员总数195人，“三大”时增至420人，而4年以后召开“五大”时已拥有共产党员57900多人，且大多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孙中山于1922年9月4日(中共西湖特别会议后第七天)即在上海召开了改组会议，有汪精卫、胡汉民、陈独秀等53名国共两党的重要成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后来又加上扶助农工，称为“三大政策”)，受到与会者赞同。翌年夺回广州后即派遣有国共两党党员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代表团在考察期间曾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参观了红军学校，“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国民党和创建党军之一动机”（《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10月起，国民党各项改组工作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先后议决重要决议400余件。苏俄政府应孙中山之邀派遣鲍罗廷等到广州帮助工作。孙中山对国民党员连续发表了三次演说，反复解释改组的有关问题，指出“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中国国民党周刊》第6期）。上万名国民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黄埔军官学校也是这时期办起来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中共西湖特别会议后开始携手，经过一年多时间，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合作的条件才更趋成熟，遂于1924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国民党以党内改组方式实行联共的一次大会。两党合作的领导机构，确定为保留“总理”职务的委员制。孙中山当选为总理，他公开声明：“本总理个人担负的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1页）。国民党党章规定：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但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89、390页）。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共41人，其中中共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10人，占1/4弱。这是国共合作巩固的标志，也是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西安事变”促使国共重新出现合作的可能

“杭州谈判”是第二次合作正式谈判的开端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1926至1927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被国民党中极右势力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掉，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杭州像其他许多城市一样浸染着革命者的鲜血。

国共两党关系的破裂，其历史责任应由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承担。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只要可能，仍然希望两党维持合作。特别是当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之际，面对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这一现实，认识要拯救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只有国共重新联合，才能一致抗日。

人们都知道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对于促进国民党的转变和促使国共两党可能重新合作，起着积极作用；而往往不太注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直接谈判是从1937年3月的杭州谈判开始的。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是被扣留的人质，没有人身自由，周恩来参加调解，两者均非国共两党谈判合作的正式代表。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具备对等谈判的条件，因南京国民政府还处在亲日的反共派控制下。当时亲日派汪精卫由国外赶到南京主持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另一亲日的代表人物何应钦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指令顾祝同、陈诚等主力部队进逼西安，一片杀气腾腾。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央军”一度又曾发动过对西安的进攻和对陕甘宁的包围，所以还谈不上“国共合作”。从“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看，虽对历史转折起到推动作用，但并未具备国共两党对等地派出正式代表在高层次进行和平合作谈判的性质。只有3个月后的“杭州谈判”，才是国共两党正式直接谈判的开端。

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国共双方都在内部做好了充分的谈判准备：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撤销了“讨逆军”，削弱了何应钦的兵权，把实权重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又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并下令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2月15日至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会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精卫则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蒋介石从中协调平衡，主持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在字句里虽仍对共产党进行污蔑，但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作了一定的调整：对日本不再坚持不抵抗政策，而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的这个词。由于考虑到必要时要对日“抗战”，就不能不停止内战，这就原则上同意与中共谈判。

中共方面已在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主张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并认为应主动找国民党谈判，在保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下可在谈判中作出一些让步。共产国际也认为，根据国际形势中国应该停止长期内战以避免“日本坐享其利”。中共中央在统一认识后，利用“西安事变”后的有利时机，开展一系列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联络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同时，向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各界发表通电，指斥“亲日派一面扣留张汉卿(学良)先生，一面指挥已奉蒋介石先生命令正在撤退之中央军又向西安进攻”，把打击的目标集中于“亲日派”，孤立少数顽固分子，目标是“逼蒋抗日”，不提“反蒋”。1937年1月31日起，周恩来与顾祝同初步接触，并通过顾祝同与蒋介石联系，要求派正式代表去南京与国民党领导人作直接谈判，改善两党间的关系。蒋介石在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前未敢正面回答，只说“视情况再作商量”。中共中央便直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促使国民党调整国内外政策。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了侵华步伐，一面扶植察绥区及冀东伪军，一面增兵华北，企图构成对华北“无形之占领”。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使全中国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下，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与国民党中央进行正式的直接谈判。

蒋介石为了避开外人的耳目，选择一个较僻静的地点——杭州西湖边的别墅“澄庐”，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谈判。

在杭州谈判中，周恩来表达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当面提出了“六项口头声明”，并递交了“十一项书面要求”。其基本内容仍是原先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即：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方面“能毅然决定确定此国策”，则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出以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取得国内和平，实现“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一任务而采取的让步，其目的是取消两个政权两支武装间的对立，以便迅速实现对日本的抵抗。同时它又是有原则的。周恩来一再向蒋介石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待遇，所以声明六点：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一总部；四、不能派来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六、红军防地须增加。前后多日，周恩来在杭州谈判中始终保持不亢不卑、诚恳、坚定而明朗的态度，坚持“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中共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中共的独立性为原则”（《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第16页）。

蒋介石在这次杭州谈判中口头上允诺中共提出的有关红军、苏区的各项意见，而他的真实用心并不满足于两党之间的平等合作，而旨在达到“溶共”的目的。他表示希望中共设计一个新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合作办法。蒋介石对周恩来谈话的大意为：一是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二是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受挫，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其分裂之责，“归过于鲍罗廷”。三是要中共与他合作，要能永久与他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发生分裂，免得因内战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他还说，中共不必提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蒋个人的合作，只要拥护他当领袖，一切都好办。希望中共“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四是认为只要永久合作的问题解决了，具体细节容易解决。在陕甘宁边区可以保持完整的行政区，但正职行政长官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以应付各方；军队人数也同意中共意见，总司令部可以设置，他决不来破坏共方的部分，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可以设法办到。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红军。

周恩来见蒋介石已同意全面停止内战，并大致承认中共的独立性及其对红军的领导权，便提出要保证国共合作到底的最重要办法之一是商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基本准则。

谈判最后同意由周恩来根据这次谈判精神，回延安起草一个共同纲领的草案。约定两三个月后在庐山会谈时作具体讨论。周恩来即离杭返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同时邀请国民党派遣考察团到陕北实地考察，为此后的进一步谈判作准备。国民党随即派遣以涂思宗为团长的考察团到达延安，受到边区军民热烈欢迎，增进了两党之间的了解。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对国民党考察团表示欢迎时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是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比那时民族危机更严重，如果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当前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有人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双方之间有怀疑，考察团来就是要消除怀疑；二是有人认为两党都有阴谋诡计，不能长期合作，我们的态度是希望能长期合作下去（《新华号外》，1937年5月31日）。

这次杭州谈判虽是双方领导人的初次直接谈判，有许多具体问题留待以后进一步协商，但双方明确了两个重大问题，即一致同意全面停止内战；并原则上同意两党重新合作，一致对外。打了十年的内战，至此总算可以全面停火、开始协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汇报后，确认杭州谈判已为全面停止内战、开始转向共同抗日铺平了道路。党中央于4月15日(周恩来由杭州返抵延安后11天)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向全党宣布：“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尽管此后“争取民主权利”和“实现对日抗战”的任务相当繁重，还需要两党作进一步谈判和进行大量的抗日准备工作，而“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到此结束。由此可见，“杭州谈判”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直接谈判的良好开端，促成了全面停止内战，初步融洽了两党关系，推动革命转向准备抗日的新时期，它具有推进历史转变的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