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开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新局面，加速了革命的步伐。

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浙江代表，有沈定一、宣中华、经亨颐等人。那时共产党员都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组织，沈定一、宣中华就是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

国民党“一大”后，沈定一、宣中华等回到杭州，3月间，假钱塘路律师公会召开了浙江的国民党党员大会，到会80余人。会议由沈定一主持，会上宣中华传达了“一大”通过的《宣言》，详尽地阐明了新的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和三大政策的重大意义。在此以后，就在宁波、绍兴、温州等地广泛吸收党员，组织国民党各县党部。

当时，我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接受了宣中华的指导，参加筹组国民党绍兴县党部的工作，少年气盛，热情是很高的。

绍兴女师的学生，由于受到新文化思想的熏陶，也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感染，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宣传活动。192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女师学生在校内排演郭沫若先生的名著话剧《卓文君》。由于剧本中有司马相如操琴吟诗的情节，我受学生的委托，在后台吟唱琴歌，以配合她们前台的演出。不料这一进步的反封建的话剧演出活动，触犯了当地封建豪绅的忌讳，他们暴跳如雷，大造谣言，胡说什么女师男女同台，宣扬淫奔，败坏风纪。一时谣啄纷纭，闹得满城风雨。我经不起封建势力的打击，不久就离开绍兴，回到了原籍萧山。

这种新与旧的两种势力的斗争，当时是无处不存在的。我回到萧山后的第二年，1925年7月，在萧山又演出了一出闹剧。它可不是学生演出的话剧，而是沈定一和戴季陶演出的反对革命的双簧，宣中华和革命群众同他们作了面对面的斗争。

先得交待一下沈定一。他也是我们萧山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的“二次革命”，当过省议会议长。他还是早期的中共党员，1921年9月曾在萧山衙前与宣中华、徐白民等创办农民小学，成立农民协会，领导了早期的农民运动。1923年6月，受孙中山的指派，与蒋介石同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回国后经叶楚伧介绍，加入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回浙江后组织成立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他与宣中华都是执行委员。谁料这样一个曾有一些革命经历的人，竟会发生这样的蜕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5月，在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正在这个时候，7月间，沈定一在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后，匆匆回到浙江，在萧山衙前，以召开“国民党党部代表扩大会议”（另说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临时代表大会”）的名义，进行反共宣传。当时，我们这些人都还不知道他会来这一套。他指定衙前区党部代表蔡炳贤为大会秘书，组设大会秘书处，邀我也在秘书处工作，大会发言就是由蔡和我记录的。原来沈定一反共是早有策划的，他邀请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戴季陶来到衙前这个小地方参加会议。他这样精心安排，一方面想让戴季陶来宣传反共比他自己宣传更有力；另一方面衙前虽小，但是他的家乡，过去他在这里活动过，有群众基础。他以为有这两方面的条件，可能遇到的阻力会少些。

大会参加者有五六十人，会期三天。大会由沈定一主持，一开始他便郑重其事地宣布国民党中央有重要指示，派戴委员来传达、指导。接着就由戴季陶作训话式的发言，他先来一番自我介绍，吹嘘自己得了孙中山先生的薪传，是“孙文主义学说”的倡导者。他说他所著的两本小册子，一本叫《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另一本叫《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如何受到各方重视，如何产生巨大影响。接着便宣读起他的这两本大作来。他要大家听了他所讲解的“孙文主义学说”以后，回去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

大家不听犹可，听了以后，无不感到骇异。戴竟说什么孙中山先生是继承尧、舜、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国民党的中心指导思想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说什么它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等等。他用尽心机歪曲马克思主义，甚至肆意诽谤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正确主张。代表们越听越气愤，忍无可忍，纷纷大声抗议，要求他下台。

当天夜里，代表们自行集会，决定与戴季陶展开论战。沸沸扬扬，群情愤激。

到了第三天，沈定一抢着上台，一味地附和吹捧戴季陶的胡言乱语，也跟着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向代表们兜售戴季陶的所谓“孙文主义学说”，倡议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接着，代表们发言，由宣中华作中心发言。宣中华对戴季陶、沈定一的谬论予以有力的批驳，怒斥戴、沈违背孙中山遗教的卑劣行径。孙中山逝世才4个月，尸骨未寒，他们竟然就这样明目张胆地篡改孙中山的遗教，污蔑孙中山提出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只能把革命引向倒退。宣中华还指出，组织所谓“孙文主义学会”，只能有损于国民党的革命团结。其他代表也纷纷表示，对戴、沈这种有背孙中山的言论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并要求大会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提出控告。这时，沈定一见众怒难犯，只得草草收场，匆匆宣布大会结束。

这一幕发生于1925年7月萧山衙前的闹剧，不仅暴露了戴季陶、沈定一的右派面目，而且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进程中所遇到的第一个暗礁，是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后破坏国共合作的开端。果然，隔了4个月，1925年11月，邹鲁、张继、林森、叶楚伧等偷偷跑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非法召开会议，妄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非法决议，要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党籍。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戴季陶、沈定一也支持这个会议，而成为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

自从萧山衙前的闹剧演出后，沈定一就在国民党内大搞分裂活动。1925年12月，在“西山会议”后的一个月，沈即在国民党临时浙江省党部内，按照“西山会议”的决议实行排共，取消宣中华、俞秀松、安体诚、倪忧天、唐公宪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籍。同月，宣中华等在硖石东山公园召开了国民党各市县代表会议，通过声讨西山会议否定沈定一把持的国民党省党部，成立省各市县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从此，分裂的两个国民党省党部围绕着接受还是违背孙中山遗教这个中心问题展开了斗争。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决议：接受孙中山遗嘱，坚持三大政策，弹劾西山会议。出席“二大”的宣中华等回到杭州，即于2月底召开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国民党省党部，宣中华被选为常务委员，主持省党部工作。

但是，斗争远没有结束。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事变，西山会议派又卷土重来，而真正接受孙中山遗教、执行国民党“一大”、“二大”决议、以宣中华为代表的忠贞之士反遭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