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苍降：新民主同志会成员

李苍降（1924—1950），1924年6月于台北芦洲出生时，正值其四叔、台胞抗日英雄李友邦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投身革命。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行禁止汉文。正是这一年，13岁的李苍降与同学雷灿南由日新公学校（今台北市大同区日新国民小学）考入台北二中（今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第16届。雷灿南的父亲是在台湾经商的福州人，是台湾光复前极少数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台北二中是当时台湾人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潮的摇篮。1936年，林水旺、李沛霖、杨友川、颜永贤等台北二中第12届学生策划组织以“脱离日本统治，复归中华民国”为宗旨的“中国急进青年党”，因遭举报被捕判刑。李苍降与雷灿南受家族长辈以及本校学长反日事件的影响，对异族统治与迫害愤慨不已。五年级（当时中学学制为5年）时，雷灿南在题为《我的抱负》的日记中写下了“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陆”的誓言。1942年3月，他们自台北二中毕业。李苍降报考满洲建国大学以图到大陆参加抗日，但因体检未通过而落榜，遂留在和尚洲公学校（今新北市芦洲区芦洲国民小学）充任教师。雷灿南则按照既定目标考进台北高等商业学校，准备日后渡海回大陆从事抗日活动。

图为 1947 年 6 月杭高校长房宇园出具的李苍降在杭高就读证明书。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43年，李苍降、雷灿南为了解祖国大陆，积极与前来台北各校学习的大陆交流生联络沟通，经常到大陆交流生的驻地“兴亚寮”走动，从而结识了出于同样目的前往“兴亚寮”走动的台北帝国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前身）学生李薰山。基于共同的民族情感，李苍降、雷灿南与李薰山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常常利用假日到淡水游玩，一次登上观音山顶，他们在树上挂起了雷灿南带去的中国国旗。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开罗宣言》宣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李苍降的台北二中学弟唐志堂（台北二中第18届）与陈炳基（台北二中第19届）获悉后欢欣鼓舞：“依据开罗会议的联合公报，战后，台湾即可以回归祖国怀抱，那时，我们就可以出头天，当一等公民了。”他们与台北二中同学郭宗清（日后成为第一位台籍上将）、黄雨生，台北工业学校（今台北科技大学）学生刘英昌（后改名刘青石），留日归来的外科女医生谢娥等6人，开始投身“回应祖国抗日、迎接台湾回归”的活动。1944年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地区全面搜捕具有反日嫌疑的青年学生。因郭宗清在谢娥家墙上题了一首反日的汉诗而遭人举报，谢娥等人均被捕入狱，是为“谢娥事件”。与此同时，李薰山在台北帝国大学图书馆发现两本重庆版白话反日禁书，其中一本名为《清算日本》，阅后觉得颇有价值，便将书偷偷带回家介绍给雷灿南、李苍降阅读。李苍降在私下阅读《清算日本》时，不意被担任线民的日籍同事发现并举报。4月15日，刚刚取得“通译”身份许可，准备渡海到大陆参加抗日的李苍降、雷灿南被捕入狱，两人经受严刑拷打而抵死未供出李薰山。陈炳基、郭宗清、黄雨生因尚在中学就读，在被关押了三个月后，由校方和家长担保管教而释放。李苍降、唐志堂、刘英昌和谢娥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始获释。雷灿南则早在1944年6月25日刑死于狱中，成为日据末期最后一波台湾学生抗日运动中最早牺牲的烈士。1946年3月24日下午，雷灿南追悼会在淡水举行，李苍降宣读王昶雄撰写的悼词，称雷灿南“虽置身日本高压之下，心系社稷，不忍坐视祖国之危急，乃舍身家于不顾，潜心革命，计划组织台湾青年，结集青年力量，呼应祖国之抗战”。

台湾光复后，李苍降的四叔、闻名大陆的台胞抗日领袖李友邦光荣返台，任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1945年12月，李苍降通过谢娥介绍，与唐志堂、刘英昌、陈炳基等一同加入三青团，18日李苍降奉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筹备处派令，担任台北分团部筹备处第二股股员。1946年3月29日，李苍降等四人以三青团名义在台北公会堂举办庆祝青年节的活动，不久因对国民党政权弊政的失望而离开了三青团，李苍降、唐志堂分别回芦洲和汐止老家当小学教员。陈炳基对当时的李苍降有过这样的评说：“这个人比较有思想，分析能力强，做事负责，个性严肃沉着，但很热情且正直。”

1946年秋，李苍降在李友邦的引介下，来到浙江杭州，插班入学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秋三乙班，重点进修国文、英语两科。他的同学韩佐梁回忆：“李苍降应该是通过李友邦的关系，介绍给杭高校长房宇园，而于那年秋天插班到我们这班。校长交代我们要特别照顾他。因为这样，他同我较熟。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学生宿舍，二三十个人同住一个大房间。他普通话还不太流利，讲得很慢，说的是一口台湾国语。”时任班长的范存忠后来回忆说：“在杭高时，有一天，他突然请三天假去南京，事后才知他是去旁听公审日本战犯大会……他在台湾读书是日语教育，所以在国语和英语学习上很吃力，但他顽强地用生硬的语调朗读课文，有一次读到断桥残雪语句，又碰到杭州下雪，他特地去断桥观景。”1947年夏编印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敷文级毕业纪念刊》中有一篇《速写李苍降》，记录了李苍降在杭高生活、学习的一些片断：“李君待人诚恳和悦，同学无不乐与交往”“每当课余，常见其手执《古文观止》，其国文国语与日猛进”“其治学勤而有恒，且刻苦耐劳，刚毅沉着，勇敢而自制”“李君对于现实虽不满，终抱乐观，如此忍心耐性，勉力进取，不达理想不休的奋斗精神，是我们全中国青年值得反省的”。随着国语的长进，李苍降第一次向同学表达了自己在大陆所见所闻的感受：“中国的青年——以我们同学而论——对于一事一物都有各自的思想与见解，往往要问为什么要这样？比诸暴戾的法西斯控制下的日本青年绝对服从、盲目接受他人意见绝对不同，这点是优点，也是中国青年学生站在时代第一线，领导全国同胞的第一原因，同时却也是造成党派众多，致使全国未能团结共同走向建设的大道。”当有同学感叹“我国政治舞台中非背景不能实现其理想，人情在先，才能在后”时，李苍降慨然表明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因其不善，故需人去改革，老人可摇头叹气，中年人悲观尚可，唯我中华青年不可如是呀！”是年底，北平“沈崇事件”激起反美“抗暴运动”。12月31日，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为抗议美军暴行而罢课一天，派代表向省政府提出要求美军当局惩凶、公开道歉等四项条件，次日2000余名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告同胞书》。李苍降亲历了这场运动，深受洗礼。李苍降在杭高读书期间，不断地给留在台湾的唐志堂、刘英昌和陈炳基邮寄《观察》《文萃》等杂志，使之了解时局，与时俱进。1947年1月，李苍降自杭州赴上海，通过正在暨南大学就读的台北二中校友借宿于暨南大学学生宿舍，结识了许多台湾公费生，就东京“涩谷事件”与北平“沈崇事件”而引发的两次学生反美游行交换意见，并参与了学习进步思想书籍的读书会。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李友邦被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以“通匪”与“幕后鼓动暴动”之罪名逮捕。李苍降闻讯痛心疾首：“台湾人民在暴政统治下，五十年来受尽委曲而从无如此全岛一致的暴乱事件。如今且起而全面暴动，其政绩之腐败，民生经济之凋敝可知。”3月，李苍降为协助婶婶严秀峰营救李友邦，离开杭高返回台湾。此时，已成长为光复初期台北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的国立台湾大学（简称台大）法学院学生陈炳基，试图组织学生武装反抗国民党当局，未果遭通缉，遂在台湾各地躲藏，得到刚从杭州返台的李苍降等人的帮助，流亡上海，直至1947年7月返回台湾，出任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台工委，隶属中共华东局直接领导）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

李苍降返台后即以自己的交友圈为主，积极筹组进步团体，以图改造台湾社会。组织成立“新民主同志会”，积极吸收社会上的优秀青年从事社会改造运动，成为中共台工委学工委的外围组织。“新民主同志会”成立后每周开会一次，传达、讨论中共文件，研究决定如何开展工作，扩大宣传，拓展组织。11月，李苍降和林如堉经由陈炳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中共台工委的初步审核，未经过“候补党员”程序，直接成为正式党员。由此成立中共党支部，先隶属中共台北市工作委员会领导，后直属中共台工委领导。

1948年2月“二二八事件”周年之际，“新民主同志会”对外发表由李薰山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并在深夜上街在沿路墙壁上涂刷标语。6月初，“新民主同志会”扩大组织为“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分为宣传、组织、教育三个小组，分别由李薰山、林如堉、陈炳基三人负责。10月25日，该组织遭国民党情报人员破坏，李薰山、林如堉被捕，但始终未出卖他人。是为“爱国青年会案”。李薰山被判处三年半徒刑，出狱后又移送感化教育四年，才重获自由。林如堉因在狱中策划组织反抗活动而被告发，于1950年12月16日被处决。

李苍降以合法的工作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往返于台北、基隆两地之间。自1947年8月起至1948年5月，李苍降在太懋公司任职，从事两岸五金贸易。1948年6月，台湾省政府成立台湾通志馆，9月李苍降受聘为台湾通志馆顾问委员会采访员。1949年4月27日，李苍降与小他两岁的曾碧丽结婚。曾碧丽眼中的李苍降“语气温柔，谈吐幽默，但很少开口；开口就切中要害。他性格温和，尽管工作的心理压力大，但仍让我感到温暖。虽然他才大我两岁，但我打从心里钦佩他”。

1949年3月29日，台北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台大操场举行营火晚会，以“争取生存权”“反饥饿、反迫害”“要求民族自由”等口号为号召，宣布正式成立学生联盟。李苍降、陈炳基不惧被捕的危险，出现在会场上。台湾省长兼警备总司令陈诚于4月5日至6日出动军警，包围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和台大男生宿舍，实施逮捕行动。是为“四六事件”。在此形势下，李苍降传达上级指示，安排陈炳基离台赴大陆。从此，陈炳基留在大陆，后来成为台盟北京市领导人、北京市政协常委。

1949年5月，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成立，省立基隆中学（今国立基隆高级中学）校长钟浩东担任书记，李苍降、蓝明谷分任工委，下辖造船厂支部、汐止支部、妇女支部，并领导基隆要塞司令部、基隆市卫生院、水产公司等部门内的个别党员与外围群众，积极建立基层组织，同时负责印刷出版《光明报》。8月，钟浩东因《光明报》案被捕。李苍降闻讯后即离开基隆，化名“赖庆钟”回到台北，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负责领导和尚洲（今芦洲）双园支部、士林电厂、地质研究所各小组。时任台北汐止军民合作站书记的唐志堂在李苍降的领导下，接近军官，收集武器，考察地形，积极准备策应中共渡海。

1950年1月18日夜，李苍降与临产的曾碧丽在台北南京东路住所一同被捕。20日，曾碧丽因受刑早产一女，关押一年后出狱。9月9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以（39）安洁字第二〇七七号判决书判决“钟浩东、李苍降、唐志堂连续共同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死刑”；10月11日，“国防部”以劲助字第八七三号代电核准。在狭窄的牢房里，早已预见结局的李苍降在10月2日给曾碧丽写下了《与妻诀别书》：“……我绝不希望你，为我的死而悲伤，影响你的健康而使我难过，我望你加强气力快些回复你的健康，坚决地继续我的意志，做我未能去做的事业，这是你能给我的最大的安慰了……我不怕死，许多同志都笑着脸勇敢地赴死了。我们的死将还有些意义！……我们的组织虽遭破坏，但大部分乃是有骨头的。‘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笼（篮）’。我们的牺牲是光明前难免的事，你不必为我的死而过度悲伤吧。”

1950年10月14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六点整，台北青岛东路3号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今台北喜来登饭店旧址）押房内的李苍降与钟浩东、唐志堂被提庭宣判以“匪谍”罪名处以死刑，随即交由宪兵押赴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伴随着钟浩东、李苍降、唐志堂行走时的脚镣拖地声，钟浩东哼唱起自己最喜爱的名曲《幌马车之歌》，牢房中的难友们也随声合唱为他们送别：“黄昏杳杳 叶飘飘∕街树路上 迢遥遥∕送君远行 篷马车∕去年别离 竟永远∕回忆情多 小冈上∕遥想异乡 望天边∕梦如烟云 盼一年∕日日无心 泪盈眶∕辙响声声 引怀念∕街树路上 迢遥遥∕行马嘶鸣 回音起∕遥向远方 黯消逝。”时年李苍降仅26岁，后其骨灰被当年台北二中的校友安放在桃园大溪员树林斋明寺后方的萃灵塔内，那一带是日据时期李苍降与台北二中的同窗好友曾经同游、畅谈抱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