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闻名两岸的台胞抗日领袖

李友邦

李友邦（1906—1952），原名李肇基，一个曾经闻名两岸的台胞抗日英雄，祖籍福建同安县集美镇兑山村（今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兑山村），1906年4月10日出生于台北县芦洲田仔尾李氏望族之家，那时台湾已因《马关条约》被日本割占了11年。李家不忘亡国之痛，奉中华文化为正朔。李友邦和弟弟们自幼受家学熏陶，早早扣好了身为中国人的人生第一粒扣子。

1912年，李友邦进入和尚洲公学校（今新北市芦洲区芦洲国民小学）就读。一天，李友邦与日本同学发生争吵，被骂为“清国奴”，李友邦愤然说：“如果这是在中国，你就不敢对我这样。”恰巧一个日本教师经过，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李友邦一记耳光，并喝令他住嘴。这一屈辱的场景在李友邦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埋下了抗争的种子。李友邦后来回忆此事时谈到：“这是我所以终身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

1918年小学毕业，李友邦考入台北师范学校。他与同年同月生的南投人林木顺（1906—1934）、郑泰聪成为莫逆之交，三人模仿桃园三结义成了结拜弟兄——林为刘备、李为关公、郑为张飞。他们加入林献堂、蒋渭水等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反日意识日渐增长。1922年，李友邦参与了台北师范学校首次学生抗议事件。1924年，由于伪造行使出门证擅自离校并违反禁令参加“台湾文化协会”活动，林木顺、郑泰聪被台北师范学校处以“自宅谨慎”（即在家一定时期内禁止外出）的处分，三兄弟忿然反抗，于3月19日被学校勒令退学。1924年三四月间，李友邦、林木顺与祖籍福建泉州的彰化人谢雪红（1901—1970）等人结伴同行渡海，经日本门司，换乘火车到长崎，然后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李友邦南下广州，林木顺与谢雪红则结识了祖籍福建泉州的台北汐止人陈其昌（1904—1999），相约赴浙江杭州求学。1924年8月，林木顺化名“林木森”，随陈其昌入学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简称“省立一中”，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杭州各界群情激愤，他们积极投身反日运动。不久林木顺与谢雪红在杭州加入中国共青团，旋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继而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短期培训，回国后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创建台湾共产党，林木顺任首任书记长，谢雪红任候补中央委员。陈其昌则入学上海大学英文科，旋赴日就读于东京日本大学政治科，与廖承志等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留日学生反日救国活动，1929年返台后投身蒋渭水领导的台湾反日运动，参与创建台湾本土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任主干（秘书长）兼组织部主任、政治部主任。后来林木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在瑞金的中央苏区保卫战中阵亡；谢雪红返台从事革命活动，1947年赴香港，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为首任主席，成为台盟的创始人；陈其昌长期在大陆从事反日活动，台湾光复后返台，1953年被台湾当局以“资匪”之名处以无期徒刑，1975年假释出狱，1987年创办《远望》杂志，反对“台独”，1988年4月台湾中国统一联盟成立后任荣誉主席。

1924年6月，李肇基更名“李友邦”，自上海赴广州，经国民党人任剑若推荐，入读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并加入国民党，11月并入黄埔军校第二期，作为台湾同胞代表受到孙中山、廖仲恺的赏识。黄埔军校未毕业，即奉命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党部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领导两岸台胞反日工作。1925年在广州发起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1927年又参与以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为基础组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不久，国共合作破裂，“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遭解散，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也被取缔。

1929年10月，李友邦在上海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随后，李友邦化名“张震球”，来到浙江杭州，移居孤山俞楼，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日语教师。他在杭州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结交了许多左翼人士，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32年，李友邦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今已拆除，改建为杭州望湖宾馆）。他与骆耕漠等中共党员狱中结识，接触了马列主义理论，坚定了革命决心和意志。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右小腿被老虎凳折磨致残，头颈中有一条神经被打伤，以至于后来走路会不经意地瘸，平时与人讲话头部会不自主地摇摆。其间，他的二弟李友先（承基）、幼弟李友烈（丕基），因在台湾坚持反日活动，先后于1932年、1934年被日本特务杀害，人称“一门三烈”。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李友邦经黄埔同学保释出狱，在杭州、上海等地以教授日语为生，曾编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铁蹄直指杭州，浙江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迁往金华。李友邦苦苦思索台湾和祖国的命运，对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祖国抗战的胜利。”1938年，李友邦恢复了“台湾独立革命党”，重新修订党章，在第一条明文规定：“本党宗旨：团结台湾各民族，驱除日帝在台湾的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

1938年10月，朝鲜义勇队在湖北汉口成立的消息给了在金华的李友邦以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他决定效仿朝鲜同志的做法，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号召，在大陆组织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队伍。11月，在国民党浙闽两省政府支持和中共浙江省委协助下，李友邦从浙江金华赴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在流亡台胞中筹建“台湾义勇队”。在筹建期间，李友邦拟订了“台湾义勇队组织计划草案”，明确义勇队的主要宗旨有三条：一、参加祖国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二、发展台湾革命运动，争取台湾之独立与自由，使其重返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中国。三、联合远东被压迫民族，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保障东亚永久和平。1939年2月22日，李友邦在金华城区的酒坊巷，正式成立“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队长，中共党员张一之（后改名张毕来）任队秘书。中共党员朱枫（朱谌之）曾向义勇队捐资800元，其女朱晓枫则参加少年团。1945年台湾光复后，朱晓枫跟随李友邦返台，同住李家约半年。1949年11月朱枫赴台开展地下工作，后在“吴石间谍案”中被台湾当局杀害。

1939年10月，“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政府委任李友邦为“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长，并晋升为陆军少将。此后7年时间里，“台湾义勇队”逐渐发展成参加祖国抗战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台胞抗日武装团体，从起初的42人发展到1945年的381人，在宣传教育、对敌政治工作、战地医疗、生产报国等方面，为抗战事业做出了诸多贡献。“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衢县、兰溪和福建建阳先后设立4个台湾医院，对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一律免费诊疗，还协助当地政府建立樟脑制造厂和药品生产合作社。“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要把它在台湾的镣锁打碎……”这首由张一之作词、贺绿汀谱曲的《台湾义勇队队歌》回荡在浙闽山河间。

1940年4月15日，李友邦创办《台湾先锋》月刊，作为宣传抗日救国的主要理论阵地。李济深为之题词：“台湾先锋，民族战士，唤起国魂，驱除蛇豕，迪延平之光，雪马关之耻，恢复河山从兹始。”在《台湾先锋》创刊号上，李友邦发表《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一文，陈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事实，号召各地台胞组织或参加反日革命团体，实现解放台湾、回归祖国这两大目标。在1942年出版的第10期《台湾先锋》上发表《台湾复省在同盟国战略上的意义》一文，分析台湾特殊而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认为台湾与祖国的复兴不能分割，与世界反侵略战争前途更有着密切关系；强调台湾民众的抗争，将给予日寇以致命的打击。（钟兆云：《李友邦和台湾抗日义勇队》，《百年潮》2002年第6期）

1941年2月10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民族革命党等台胞抗日组织，在重庆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大陆台胞的抗日联合阵线。李友邦与谢南光、张邦杰三人为常委，轮流担任主席。台湾革命同盟会号召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主张收复台湾。李友邦往来于重庆、浙江和福建之间，为抗战和台湾光复奔波。同年5月10日，35岁的李友邦与20岁的杭州才女严秀峰志同道合，结成革命伉俪，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严秀峰（1920—2015），出生于浙江杭州丝绸殷商家族，曾就读于杭州私立惠兴女子初级中学（今杭州第十一中学的前身），毕业于浙江中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投身军旅，在金华加入浙江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参加1939年富阳东洲保卫战抗击日军，后与李友邦相识，在台湾少年团当指导员。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坚持开展斗争，最后从金华转进福建龙岩。六七月间，李友邦组织义勇队对日寇侵占的厦门市发动了三次武装突袭，后来还突袭了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和当时的伪厦门市政府。同年，李友邦奉命在义勇队中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部。1943年，“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直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总队下设四个支队，工作层面涉及前线、后方、敌后与沦陷区。1944年4月，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李友邦担任委员，参与制定光复台湾计划。他把“台湾义勇总队”宗旨从“保卫祖国、收复台湾”改为“保卫祖国、建设台湾”。1945年3月，筹设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李友邦任筹备处主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李友邦即派副手乘坐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的专机先行飞抵台北，次日在台北宾馆升起第一面象征中国收复台湾的国旗。10月10日，李友邦和“台湾义勇总队”队员一起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全国首次庆祝台湾光复大会。11月，李友邦率队渡海回台，行前在厦门南普陀寺后山摩崖上题写“复疆”两字，并自豪地宣称：“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回台后，李友邦和“台湾义勇总队”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台湾义勇总队”为维护战后社会秩序、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等作出了贡献。1946年2月，“台湾义勇总队”被解散。

台湾光复后，李友邦以台胞抗日领袖身份光荣返台，历任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三青团台湾省支部团干事长。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邀李友邦出面向全省同胞广播，欲借其在台影响力平息事态，李友邦则提出陈仪政府道歉或相关人等下台的条件，遭到拒绝，且以“通匪”与“幕后鼓动暴动”之罪名被逮捕，解送南京羊皮巷天牢监禁。严秀峰怀着身孕，赶往南京当面向蒋经国解释，三个月后李友邦获释。1948年，经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力邀，李友邦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台湾省政府委员，又兼台湾电影公司董事长、台湾新生报董事长等职务，成为国民政府里官位最高的台籍人士。

图为在浙江金华的李友邦。（图片由作者提供）

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逮捕，一周内叛变，整个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几乎“连根拔起”。2月18日，李友邦之妻严秀峰涉嫌被捕，以“知匪不报、通匪资匪”被判处15年徒刑。据原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回忆，1951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国民党省党部新旧任要员交接典礼上，当面下令将李友邦拿下，称“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会是奸匪；但是，反过来，太太是奸匪，那么丈夫就一定是奸匪”。11月18日下午，李友邦被以“参加中共组织、在台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意图颠覆政府着手实施”的罪名正式逮捕。11月30日，被台湾当局以“包庇匪谍”罪判处死刑。

1952年4月22日凌晨，因患严重高血压症奄奄一息的李友邦被从台湾“三军总医院”抬出，放在担架上，押赴台湾新店郊外，三颗子弹从背部穿过胸膛。53年后的2005年，在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之际，国民党以“台湾人须做复台最勇敢的战士”为题，将李友邦的大型肖像高挂于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墙三个月，对历史错误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