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在复员过程中，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向省会杭州推进的：省府系统所有单位，从龙泉、景宁、云和一带出发，浙西行署系统就近从天目山起程，跟先遣部队一道进入杭州的是各个新闻单位。当年原来在浙西出版的有两家报纸，即《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在浙南出版的是三家报纸，即《东南日报》、《浙江日报》和《正报》。浙西各报社进入杭州的时间比较早，《东南日报》等几家比较迟。娄子匡利用中统关系，又新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头衔，抵杭后首先控制三元坊（中山中路）敌伪浙江日报社的全部设备，内有卷筒印刷机等，他就利用这些设备办起一张《民族正气报》。《东南日报》因一时机器无着，最初复刊时不得不一度和它出版联合版。

本文就《东南日报》、《正报》和前《浙江日报》三家以外的，在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9年杭州解放前后分别停刊的其余13家报纸，就我所了解的，分别志其梗概如下：

《民报》：上面提到的《民族正气报》出了不久，改名《民报》，到杭州解放前夕停刊。这是一张以中统为背景的报纸。主持人娄子匡，绍兴人，以搞民俗学起家。1945年初，他从重庆来到浙江，一到就跟罗霞天接上线，在当年上半年的一次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复员时又捷足先登，因而他的《民族正气报》成为当时最先创刊的一家报纸，社址在开元路，日出对开一大张。该报处处模仿南京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标榜“为民喉舌”，第一版有一半篇幅刊登言论、社论和读者来信之类，不惜篇幅，连篇累牍；第三版副刊，经常刊登关于民俗学的文章，并特辟“风物志”副刊，约其同乡孙福熙、陶茂康等撰稿。抗战前他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过一本《小猪八戒》的书，触及回教徒的禁忌，一度闹成轩然大波，因此在出版界小有名气。副刊上有时还能拉到顾颉刚等人的稿件。这家报纸在杭州新闻界是相当孤立的，大家对之望而生畏。娄子匡是绍兴旅杭同乡会理事长，他想利用这块招牌拉广告，增加发行量。1948年底，他提议要把《民报》作为同乡会的喉舌报纸。该会的理、监事对娄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他的提议，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会后，娄子匡竟然对理、监事发了《民报》董事的聘书，弄得大家啼笑皆非。不过《民报》的广告和发行并没有因此而有转机。1948年春夏之交，杭州民主党派地下组织部分成员被捕，我为营救同事友人，曾硬着头皮多方奔走，也曾找到娄子匡。从其言谈中，透露出这件案子他是从中插上一手的（实际上是他主办的）。结果虽不得要领，但娄子匡这个人在新闻界中所起的“作用”，则举一反三，大可轧出其中一些苗头来了。

《大同日报》：在抗战期间，浙西原有两家报纸，《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在於潜、昌化一带山区出版。抗战结束，两报很快挺进杭州。后来《民族日报》只出了几个星期，原准备移沪出版，故杭版很快办理结束，但结果沪版也终于没有出成。这家报纸可说是随浙西行署为始终的。贺扬灵离浙和不久以后暴卒，是《民族日报》终于不能重整旗鼓的致命因素。

《浙西日报》是CC罗霞天系统的报纸，社长余烈，副社长杨介一，经理汤叙，都是罗的得力骨干。原是4开小型，在杭出版后改为对开大型。《浙西日报》报名不久改为《大同日报》，社址原设三元坊，1947年迁入解放路井亭桥南侧。罗霞天于1946年跟张强争夺省参议会议长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先后失败，张强一举两得。《大同日报》失此两座靠山，在后几年当中，左支右绌，经济相当困难。但罗霞天对“大同”这个据点，决不轻易放弃。1947年下半年的国大、立委两项选举中，罗派系中人利用该报作为参加竞选的资本，包括余烈、杨介一在内，都分别达到目的，未始不是报纸在发生一定的作用。罗霞天自从1946年春下台后，即以在野之身，待机而动，后来当选立委，《大同日报》随之也以民营报自居。先后在该报撰写社论的人有唐迪文、张海洋等。副刊《天地间》，先后由沈雨苍、夏乃芬和黄苔藓编辑，编辑主任宋子亢。该报于1949年解放前终刊。

《天行报》：主持人华封，绍兴人。他办《天行杂志》和《天行报》，最初走的也是罗霞天亲信徐浩的路线，但实际上帮助不大，主要是一个人唱独脚戏。一半由于时势对他有利，一半也因为他善于经营，他终于在战后的杭州新闻出版界站稳了脚跟。1945年至1949年这几年中，杭州各报在发行广告业务方面，除《东南日报》外，要数《天行报》最有办法。《天行报》的前身是《天行杂志》。1940年上半年，华封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大批白报纸，运到金华，准备办报。不料仓库失火，抢救下来，燹余纸张，印报是不中用了。经过削边去角，变大为小，裁成16开、32开印张，也可用来印刊物和小册子之类。灵机一动，华封很快就在金华出了一期《天行杂志》，封面大书“华封主办”字样，借此在各报上大登广告，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华封，居然在文化出版界占了一席地位。金兰事变以后，他从浙江转移阵地，在福建南平继续搞他的《天行杂志》和天行出版社，维持到抗战结束。他复员到杭州，运用他在福建积累起来的资本，办起了《天行报》。华封了解，杭州已经有了几家报纸，如不另辟蹊径，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天行报》就以4开小报姿态出现，开始时3日刊，后来改成日报。当时上海有一家《新闻天地》半月刊，强调所谓“内幕新闻”，颇能吸引读者。继《新闻天地》之后，一时类此内幕刊物，层出不穷。华封办《天行报》，开始就以大量篇幅，刊登当时流行的“内幕新闻”，后来又学步《观察》、《时与文》等刊物，注意刊登所谓战局分析一类稿件。虽然这些稿件质量不高，但标新立异，颇有人喜欢订阅。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天行报》还继续出了一个时期，社址在青年路开元路口，后由杭州军管会封闭。

《当代报晚刊》：民族日报因贺扬灵之死而偃旗息鼓，该报副社长郦时言不久进杨虎主办的上海《神州日报》主持编务，社长郑小杰（出身中央政治学校）协助温州同乡郑邦琨（省参议员）筹办《当代报》。而郑和CC温州系有渊源。开始时计划相当大，企图建立一个以“当代”为名的新闻出版企业，包括当代出版社和《当代报》、《当代通讯社》。《当代报晚刊》于1946年创刊，直到1949年杭州解放后根本改组。创刊时4开小型，后改为大型直落，名为《当代报》，不标“晚刊”两字，显然在于给人一个印象：这家报纸是有日晚两刊的，但日刊终于没有出笼。《当代日报》的问世，是杭州解放后经过改组以后的事情。这家报纸业务不错，后期由张白怀主持编务，每天所发评论性的随笔，都是倾向进步的，版面活泼，讲究趣味，却不流于低级。新闻取材和标题也尚能做到落落大方，因而颇能吸引读者。这在当年说来，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该报社址设在解放路谢麻子巷。

《大杭报晚刊》：CC浙西系自从罗霞天下台、徐浩暴卒以后，在全省范围内的党政舞台上，从长期扮演主角落入扮演配角的地步。省党部、省参议会这两个地盘同时被张强夺去以后，浙西系就紧紧抓住杭州市参议会。许焘以副议长的身份，指挥该系议员操纵全局（议长张衡，实际是一个傀儡）。许焘在抗战前任诸暨《国民新闻》编辑，抗战初期当过《绍兴民国日报》社长和《东南日报》周末版编辑兼资料室主任，后期在浙西主持《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编务，对于新闻事业颇有经验。在杭州办一张报纸，是许的既定计划。但1949年初《大杭报》匆匆创刊，却与局势有关。因为当时国共和谈正在进行，南北分治之说虚虚实实，许焘认为时机不可失，就仓促筹备出版。《大杭报》三字集岳飞墨迹，意在“还我山河”。后因笔迹过细不醒目，另写报名。《大杭报》总编辑是徐彭年，编辑周河东负实际编务。这张报纸因为匆匆上马，出版的时间又短，无甚特色可言，读者的印象也不深。

《青年日报》：在杭州也只有极短的一段历史。这家报纸是三青团浙江支团部的机关报，它的创刊反映了团内的人事矛盾。三青团本来是复兴社一手包办的，而复兴社有它自己的《扫荡报》（抗战结束后改名《和平日报》）作为喉舌，故而事实上没有另起炉灶，再办团报的必要。浙江支团部在筹备阶段，名义上由宣铁吾负责，实际主持整个工作的是陈苍正、赵霜泉等，后来复兴社的倪文亚（乐清人，留学美国，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来浙主持团务，陈苍正非但不能扶正，又遭到倪文亚的冷落。缓冲的办法是：由支团部名义办一家报纸，委陈苍正为社长，把报社设在天台，敬陈苍正而远之。因人设报，这是《青年日报》创办的缘起。《青年日报》于抗战后期在天台创刊，对开大型，言论、副刊都搞得不差，对宣传抗战起过作用。抗战后期，浙东一带缺乏一张像样的报纸，该报刚刚填上这个缺口。抗战结束以后的晚些时期，《青年日报》才迁杭出版。迁杭后仍由陈苍正任社长，主持编务的是陈务去等，社址设在吴山路，每天虽也出版对开一张，但内容实无特色可言。不久，党团合并，该报就此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工商报》：抗日战争以前，杭州原来有个《商报》，是杭州市商会的机关报，接连出了好多年。抗战时期在上海《大美晚报》工作、被敌伪暗杀的朱惺公（即朱松庐），曾在杭州《商报》编过副刊。抗战结束后，《浙江商报》仍沿省、市商会机关报名义，对开大型一张。由于原来的基础全毁，无论在物质上或人事配备上，都要重新奠基，等于创刊。当时省、市商会的负责人是金润泉，主持报社业务的是老报人许廑父，后来《东南日报》也请他编过副刊《越国春秋》。1947年以后，前《浙江日报》停刊，与《浙江商报》合作，始改名为《工商报》，仍为对开大型，直至杭州解放后，在余森文的支持下，继续出了几个月，到1949年年底才告停刊。《工商报》虽云朱祖舜、许廑父合作，而统揽经理、编辑大权的仍为许廑父。《浙江商报》和《工商报》的骨干除许廑父外，还有钟韵玉、何剑松、章达庵、胡沧粟、田地等，《浙江日报》的原班底等于全部来此。《工商报》顾名思义，本应代表工商业讲话，可是从该报版面看来，这一立场并不显著，甚至连商情一栏，也并未比其他各报编得出色。该报社址在积善坊巷。

许廑父以撰写章回小说著名。国民党选举立法委员时，《工商报》上刊登了一篇许廑父的《大观园选举立法委员》的小品文，以尖锐讽刺的笔法，描写薛姨妈当选了“大观园的立法委员”，颇得读者好评。许廑父于解放后不数年在家病故。

《金融论坛报》：跟《浙江商报》相同，纯粹是张商业性报纸。发行人安秉钅咸，原为《大同日报》外勤记者，社址在延龄路的一条弄内。该报大约创刊于1948年初，开始时也是对开大型，日出半张，后来越缩越小，最后缩成一张传单模样。解放后光是标了个报名，实即行情单而已，以工商企业单位为推销对象，维持了一两年，直至三反、五反运动时才告停刊。

《大华日报》：1948年10月问世，社长顾伟是省政府会计处的主任专员。开始时以会计长陈景陶名义向全省财政、会计、田赋人员筹集了一笔资金，后来又拉上洪门礼德社的关系，由洪帮杭州头子赵煜当总经理，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强有力的后台，职工经常几个月不发工资。这是杭州有名的穷报社。该报总编辑沈德芬，编辑章廷骥、张运铿、林涛，外勤胡沧粟、李玉苗、徐挺等人，日常社务由秘书邬民风主持，编辑部实际负责人是总主笔胡铠，社论出自他的手笔。报纸为大型对开，解放前后，改出4开直落。社长顾伟不懂新闻业务，对编辑部工作从不干预。编辑处理稿件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在社论、短评和新闻稿中，有时候也出现一些倾向进步的稿件。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由朱德总司令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命令，该报全文登载，曾受到特务的警告。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之日，该报发行号外，欢迎解放军进城。终因经济困难，于解放3个月后自动停刊。

《群报》：1948年下半年创刊，对开大型，日出半张，1949年解放前停刊。发行人李浩培，是当年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

《西湖日报》和《新生报》：都是4开小型报。《西湖日报》的发行人是陆靖，以汪清、谢敏中为骨干，拉民政厅长阮毅成为后台。阮虽企图利用该报，但经济上没有给予支持，该报维持到解放后停刊。《新生报》由周洁人发行。周是中央通讯社杭州分社的采访记者，该报问世日短，昙花一现。

《中国儿童时报》：这是一张专供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报纸。该报创刊于1930年6月1日。由热心儿童教育的田锡安（惜庵）等集资创刊于绍兴越王台畔，不久迁址杭州。4开小型3日刊。抗日战争时期，曾迁金华、松阳，以后又辗转到了福建战时省会的永安出版。抗战胜利后，迁回杭州复刊，由盛澄世主持。历任主编有高季林（柯灵）、宋梦岐、李伯康、俞仲武、石云子、何紫垣、鲁兵、圣野等人。发行遍及全国边远省市和日本、朝鲜、暹罗以及南洋等地，销数最高时达25000份，为当时全国销数较多的报纸之一。凭发行而不依靠津贴、凭实干而不从事吹嘘，这种朴质的事业作风，是这家报纸的特点。此报虽不为人所注意，但就其出版时期之长久，与坚守儿童教育岗位、为儿童服务的始终如一的精神，在浙江报史中，应有一定地位和评价。该报于1949年杭州解放后，新儿童报问世以前，宣告停刊。

上面鸟瞰式地把当年杭州先后出版的大小报纸逐一作了简单的介绍。下面谈谈关于通讯社和报人组织的情况。

通讯社：1945年至1949年之间，杭州的官办通讯社有两家：“中央社杭州分社”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国民通讯社”。“中央社”在杭州原无分社，抗战胜利后，该社在杭成立分社，张明烈充任分社主任，经常对总社发稿，并发电讯稿和地方新闻稿供杭州各报采用。“国民通讯社”历史悠久，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相始终，前期社长朱苴英，后期王惠民，奉命发稿，官样文章。以上两家之外，那几年私办、社团办，官方、半官方，失意政客，落魄官僚，纷纷挂起通讯社招牌的近20家之多。其中有些通讯社是按日发稿的，如西湖、社会、曙光等，发的以社会新闻为多。大多数通讯社则是“门虽设而常关”，很少发稿或偶发一次稿，甚至从不发稿者亦有之。办通讯社者大多各有自己的目的，发稿不过是“应景”而已。

报人组织：浙江省新闻记者公会，于1947年成立，理事长胡健中。胡身在上海主持《东南日报》沪版，遥领浙江省新闻记者公会，目的是为竞选新闻界立法委员，拉选票。省记者公会成立，大事铺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江省参议会宴请了全体代表，东南日报社亦宴请全体当选的理、监事，胡即席许愿要筹款建造记者公会的会所，并为地方报向中央请配新闻纸。在立法委员选举中，胡健中拉得浙江新闻记者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选票而当选。当然，有的选票是以《东南日报》的白报纸作交换而得来的。

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是1946年成立的，有会员近300人。在第一次选举时，出现了不少“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如胡铠、宋子亢等，均被选为常务理事。《东南日报》是杭州报业老大，理事长一职，由该社副社长刘湘女担任。由于该报素来以大报自居，蔑视其他各报的编辑记者，引起各报的严重反感，在1947年第二次改选时，全市新闻从业人员，以宋子亢、白砥民、华封等人为首，结成反刘统一阵线，把刘湘女赶出了理事会，同娄子匡一样被选入监事会；并以中央社杭州分社主任张明烈为理事长。从此东南日报长期称霸杭州新闻界的局面结束。

1948年第三次改选，情况与第二次基本相同，仍然以张明烈为理事长。1949年4月间，张将去台湾，记者公会全体理监事会议决定，由常务理事胡铠代理理事长。

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实际上是个涣散的组织，平日办理一些会员福利，如一年一度的记者节（1936年由当时的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国民党中央建议批准9月1日为记者节），举行聚餐联欢活动，向善后救济总署搞点救济衣物配给会员等等。1948年5月，胡铠、汪祖裕、石云子等会员，因参加革命活动被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市记者公会曾向省市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推派代表进行慰问，有的会员进行过力所能及的营救活动。

杭州市报社编辑人联谊会：1945年冬成立，宗旨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报社的无端解雇和求得“新闻自由”，谋求报社编辑人员的福利。以义演筹措了一些基金开展活动，总干事胡铠。该会成立后，改变了编辑部一盘散沙和各报之间互不通气的局面，引起各报社长的严重注意。

浙江省外勤记者协会：以各报社、通讯社实际采访的外勤记者为会员，包括上海《新闻报》、《申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在杭采访人员在内，会员约50余人。以交流采访经验和提供新闻线索为主旨，并强调“新闻自由”。会员单子越采访新闻时受军警之辱，协会曾发起支援。胡沧粟揭露杭州法院的贪污，遭到检察官叶敷英拘留10小时，激起公愤，协会成立后援会，后由法院赔礼道歉了事。该会于1946年春由《东南日报》唐戌中等人倡议筹组。唐被报社解雇，由梁荻云、胡沧粟等人主持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