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佛教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灵隐寺

杭州佛教最早可追溯到东吴、两晋。就我研究中所接触到的杭州佛教，最盛是在五代十国到两宋时期。 这时期杭州佛教可以说是全国佛教重镇中的重镇，几乎可以代表当时中国佛教。 我认为这个时期的佛教有三大主流，第一个是禅宗，第二是天台宗，第三是禅教合流。表现为禅净合流和儒佛合流。也就是说，要研究两宋佛教，这三大块应该是最主要的内容。而这三大块中最有影响力的佛教思想家们都在杭州或者跟杭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首先是“禅宗”。

宋代最有代表性的禅就是“看话禅”，在当时一统天下，几乎是最主流的主流。宋代“看话禅”的代表人物就是杭州径山的大慧宗杲。“看话禅”是禅宗六祖慧能倡导“祖师禅”或者“南宗禅”之后，到马祖道一又分化成“分灯禅”或后期禅宗。“即心即佛”、“道由心悟”是“祖师禅”或“南宗禅”最主要的思想，到后期禅宗马祖道一以后有了一个转向，即提倡“平常心是道”、“无证无修”，这也是与中国化佛教的佛性理论和修行理论相对应的两大方面。后期禅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立文字”走向“不离文字”，所以当时就出现了《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联灯会要》及《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等许多禅宗灯录著作，出现了大量的禅师语录到了大慧宗杲的“看话禅”时，就对这种禅宗“不离文字”进行猛烈地抨击，甚至把经书、刻板等全部烧毁。他认为经是佛语、禅是佛义，“义”只能体会不能说出，甚至都不能用文字来解释。用那么多文字解释，就违背了禅宗本意。所以他提倡的是“参话头”的“看话禅”。“看话禅”最后变成“蓦然看破，大彻大悟”。实际上，这是中国禅宗的两个圆圈、两个循环。如果说慧能的“南宗禅”是对如来禅“注重静修、佛尘看尽”的一个否定而走向“道由心悟，迷还悟胜”的顿悟，那么后期禅宗又在“众生皆有佛性”基础上对“无情没有佛性”的另一个否定，即主张“无情也有佛性”。

宋代杭州禅宗的另一个人物是济公，大家知道的可能就是他的那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实际上济公和尚的思想是那个时代后期禅宗的一个缩影，旨在寻找众生的本来面目，去探讨人性的本真。通过看济公的话本小说、相关传记，可以看出“颠”是济公的特质，他用“颠”的方式寻找人性的本真。通过以上简述可以看出，中国禅宗这一方面重量级的主要的代表人物都在杭州，所以说杭州是宋代禅宗的重镇地区。

其次是“天台宗”。

天台宗作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特别是在宋代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宋代天台宗思想活跃，其主要表现就是“山家”“山外”之争。孤山智圆是宋代天台宗“山外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是杭州（钱塘）人。孤山智圆的佛教思想与第三个佛学思潮禅净合流、儒佛合流又是重合的。他的思想从山家山外之争的角度说，某种意义上融合了天台的思想，最后确定了宋代以四明知礼为正统的天台思想。

第三是“禅教合流”“禅净合流”。

在这个方面，孤山智圆也是一个重量级代表人物。“儒是修身，佛是修心”正是智圆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儒家是治世、治国的，佛教是修心的，身心是互为表里的，所以儒佛并不矛盾，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如果国不治，家不安，佛教也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倡导“禅教合流”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契嵩，虽然不能完全说他是杭州的，但也是和杭州有关系的。他的佛教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到了宋代的一个代表性思潮。对于契嵩的思想完全可以用“儒学化”来概括，他的《辅教篇》其实大部分讲的就是佛教与儒学的关系，或者说是用儒学的思想解释佛教。尤其是《孝论》中“孝者，天之经，地之义。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之”。也就是说，孝是各个宗教都非常重视的，但是佛教是最重视的。这可能和我们平时理解的佛教有所差别的。人们一般认为儒家是讲“孝”的，而契嵩认为“佛教殊尊之”。他认为佛教所说的“五戒”，就是儒家说的“五常”。如果从中国佛教史角度去看，契嵩所讲的“孝”是真正意义的孝。大家都知道，东晋时儒家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抨击佛教违背中国伦理，当时佛教是用“出家，得道，普度众生、德化天下”的大孝进行回击、辩护。 但是到契嵩时所讲的“孝”就不是那样的“大孝”，而是像儒家那样的“生养之孝”。我多年来一直强调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宋代佛教的儒学化、伦理化，它不是一种“出力”，而是一种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到宋代的一个逻辑必然。从唐以后，中国佛教实际上慢慢把视野从“佛本”转向“人本”，“出世”转向“入世”。 它并没有否定佛教“出世”这个大前提，而是在肯定前者后转向后者，或者将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在保持佛陀的本怀、佛教的超越性和佛的神圣性的前提下转向“人本”“入世”。所以整个唐及五代以后的佛教，关于世间、人特别是现实人生本身都是佛教关注的对象。这一关注使佛教思想内容大量以人的现实人生相互关系为主，从而也必定使佛教思想走向伦理化的道路，这也是中国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的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说这个时期佛教的伦理化是中国佛教发展得逻辑必然。

济公像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对于现代文化的研究包括对外来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有重要参照意义。中国的禅宗是人类史上将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文化与本土宗教、本土文化结合的成功典范。它可以为现当代社会处理外来宗教、外来文化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知道，在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实际上创立禅宗的六祖慧能，其学识远不及“饱读三藏，学富五车”创立法相唯识宗的玄奘大师，亦不及中国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贤首国师”法藏，他们的经论学识等都不在一个等级，而最后能成为最具中国佛教特质、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的，恰恰是慧能开创的禅宗。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大家去读禅宗经典著作《坛经》，它是中国僧人写的唯一被冠以“经”的一部著作，觉得很通俗，易于读下去，而大家读其他宗派著作觉得很晦涩，原因是《坛经》用了儒家的思想、儒家的语言来解说佛教、解说禅。因此，说五代以后寺院经书遭破坏，导致靠经书文字传道的宗派衰落了，而禅宗是“不立文字”，所以能够传承并继续发展下去，这虽然是禅宗特别是“南宗禅”能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真正主要原因必须要从它的思想内容本身去寻找。有位哲人说过，“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这个国家对这个理论的需求程度”，宗教也是一样。宗教的生存、盛衰其决定因素是社会的需求，就像企业生产的商品，如果不适合社会大众需要，没有社会需求，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淘汰。所以禅宗能成为中国佛教代表，是当时社会对这种宗教及宗教所体现的思想的需求。禅宗的哪种思想适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呢？那就是六祖慧能对传统佛教的革命性建设，即用儒家新兴的理论去解读佛教最基本的思想内容，保留佛陀本怀，保留佛教最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把儒家的思想做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或者说两个思想非常好地融合到一起，产生一个全新的中国佛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是慧能的佛教思想的最大特点，而这个特点恰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另外一点，佛教儒学化并不是坏事。黑格尔曾说“思想文化的发展犹如一条长长的大河，中间有很多支流加入，越到后面越大”，如果没有支流加入，它很早就枯竭了。佛教是印度产生的，印度佛教在印度已经没有了。 而在中国发展得非常好，就是因为有中国文化的融入，把中国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纯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而能够把异域文化很好地融合才是有生命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