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骑射”是满清王朝维持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国语”是保护民族语言，不被汉语同化。 “骑射”原是满族祖先在狩猎中发展起来的一套骑射特技，是八旗武力最核心的部分。入关前，皇太极虽已提出“国语骑射”，但当时并没有那么迫切，入关后，八旗驻防各地，成为矗立在汉民族人口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形势是严峻的。驻防官兵虽然被限制生活在营城之中，但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汉人交往，“国语”于是渐渐弱化；“骑射”因为军事行动的消停，失去了尚武的氛围与动力，最终沦落为一种徒具形式的表演仪式。康熙末期，“国语骑射”的蜕化已经表现出来，到乾隆年间则已相当严重，以至于乾隆将之作为一个口号重新提出并加以强调。

清朝前期，八旗兵还是可以称之为劲旅的。各驻防中，杭州驻防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皇帝到杭州阅兵时，对杭州驻防大大表扬了一番。可是到了乾隆后期，杭州驻防却也成为屡遭皇帝训斥的对象。当时，杭州驻防军纪相当松弛，虽还不至于像福州、广州驻防兵丁谎称军马病倒 实际却将军马宰杀开马汤锅那样荒唐，但兵丁内有嗜 酒的，有听曲的，有看戏的，游手好闲的，遇事生风的，所在多有；将军、宗室富椿也是自求逸乐，每日听戏，甚至将其常听戏的戏班命名为将军班，荒唐之极，令乾隆皇帝大怒不已，一纸圣旨，将富椿所有职衔尽行革去，并通报各地驻防将军，以昭炯戒。但奇怪的是，这位富椿将军却颇得旗营的爱戴，大概虽不是个好将军，却是位好领导、老好人，能体恤兵丁，多有恩典，所以被革职回京后，旗营上下很怀念他，竟在营内梅青院楼的左侧建了一座“袭奉恩辅国公富将军祠”。给被皇帝罢免的官员立上一座生祠，不知乾隆皇帝知道后会有何感想。

乾隆皇帝对杭州将军富椿的通报批评扭转不了八旗蜕化的趋势。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杭州驻防由乍浦副都统永庆率领杭州、乍浦满洲兵出征台湾，因征战中“打仗不甚奋勇”，又有一人临战脱逃，及战事结束回撤杭州途中，有5名兵丁擅自乘船而淹死，乾隆皇帝下旨严斥，用上“深可痛恨”“尤属不堪”等词，并归结原因说“大抵外省满兵，皆由各该处晏安日久，沾染习气，既不能及京师健锐、火器二营劲旅，乃并不如绿营兵丁，岂不玷满洲本色乎？”这样就把所有外省驻防八旗官兵全给骂进去了，的确也该骂，此次一起到台湾征讨林爽文起义的福州、广州驻防满兵的表现在皇帝看来也是“亦殊庸劣，不过随众行走”，与杭州的也不过是半斤八两。此又可见，这时的驻防八旗劲旅已是没有多少“劲”了。大概这件事给乾隆的印象实在太坏了，以至于次年还在为此愤怒。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乍浦副都统永庆向皇帝说明去年杭州驻防出征官兵战后回浙途中有兵丁坐船被淹毙的因由，原来珊图灵阿等5名兵丁在福建途中，嫌路上累，想雇轿抬着走，又担心轿夫中途逃走，扔下他们不管，于是就擅自决定乘船。没想到，坐船到一个青龙滩的地方，因刮大风，船被打翻，致使该5名兵丁落水身死。事情就这么简单。但在乾隆皇帝看来，这个事情可是个大问题，此等作风，将满洲本色、八旗脸面往哪儿搁？他在批永庆的奏折时越想越气，一气竟批了很长一段话。以今天的语言，乾隆皇帝是这么训斥的：“以往派兵出征打仗，在有车辆通行的地方，允许轮流乘坐，以节省脚力。如果途经崎岖山路，车辆不能通行，只能将军装、行李等雇人抬送，兵丁自己应当步行，正可借此机会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如果所到之处，有水利之便，船只可通，也只能在全军都坐船的情况下，方可乘坐。如果部分人员私自下船乘坐，已是违反纪律，哪可以还想雇轿乘坐？试想，如果兵丁可以乘轿坐兜的话，一千兵丁，岂不要为他们准备二千名抬夫？况且驻防兵丁出征，向来都随带奴仆跟班，若他们也都坐轿随行，那么所需抬夫岂不要再加一倍？再进一步说，满洲兵丁可以坐轿，又有什么理由禁止绿营兵、地方屯练兵丁享受同等待遇？当兵的本来就要以吃苦耐劳为贵，以如此不能登山涉水的士兵，希望他们冲锋陷阵，长驱破敌，有这样的道理吗（有是理乎）？此次到台湾出征，所调派的军队总共不下五万，部众行军，如果都乘轿坐兜的话，岂不需要十万抬夫，方能应付，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段话以排比、引申加反问的手法指出这件事情的不可理喻，大有其父雍正皇帝的手笔，可称得上是“绝妙好辞”。大约皇帝是气疯了，不如此不能解气。还没有完呢，乾隆竟然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杭州驻防的“经济问题”，他说，以前西北、大小金川用兵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兵丁乘轿坐兜这等事。从此事可见，杭州驻防有违例以雇用轿夫为由增加开支，并为以后开支预备名目之嫌，兵部要好好查办一下。这纯属皇帝借题发挥，后来也不见查出了什么问题。

杭州驻防给乾隆皇帝的印象实在太坏了。兵丁如此，军官也好不到哪里去。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以“骑射平常”“复好安逸”为由，下旨将杭州驻防两员协领富贵、成德保革职。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将军宝琳一次性就奏参、咨参本营协领、佐领以下各官许多人，建议给予降职、革职、勒令休致和注销记名的竟达40余员，皇帝起先以为这可能是宝琳故意苛求，以表现自己军纪严明，为以后升官积累资本，于是命令闽浙总督长麟、浙江巡抚吉庆确查密奏，两位大员在秘密调查了一番之后向皇帝报告说，将军宝琳平日御众的确严明，军事训练也抓得紧，此次诸官被参，营内舆论平允。不知道乾隆收到密报后的心情如何，想来并不会为宝琳的忠实履职而高兴，而肯定会为八旗驻防的堕落而长长地叹口气的。

清朝的皇帝们总把八旗驻防的蜕化归结为受了汉俗的影响。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月，皇帝向杭州副都统洪尼喀指出，杭州驻防满兵渐染陋俗，衣冠不整，多不束带，靸履而行，要加强教育，使之谨遵满洲本份，精于骑射。这里康熙皇帝只说是受“陋俗”影响，而没有直接说“汉俗”。到了次年，就在圣旨中直接表达了对八旗驻防“年久渐染汉习，以致骑射生疏”的担心。乾隆皇帝更是三番五次地将八旗驻防“满洲本色”“满洲旧风”的失去归罪于“汉人习气”。清取代朱明王朝，自然认为是以自己的生气勃勃战胜了腐朽没落的汉人，所以在满洲统治者看来，汉人习俗是沾染不得的，建立驻防营城，推行“国语骑射”国策，对旗人出营城的范围和时间作出限制，都是为了隔绝满汉，不使八旗官兵、旗人子弟受到汉俗影响。文化本无绝对的先进与落后之分，满洲要保持自己民族的本色，当然没有错，满人受到了汪洋大海般的汉文化的影响，形势的确比较严峻，这一点，满清统治者看得很明白，但把自身文化的衰落乃至八旗武力的蜕化仅仅归结为受到了不好的汉文化的影响，而不从自身找原因，更不思对驻防制度进行一番改革，实在是昧于时势。八旗驻防乃至京旗最终沦为徒具躯体内已鱼烂的行尸走肉，自然也是势所必然，与“汉人习气”无关。

晚清的杭州驻防，从光绪初年开始装备洋枪洋炮，而且据禀报说操练得还不错。光绪十七年 （1891）十二月，将军吉和等上奏说：“满营洋枪队练军颇有成效，请照海军衙门章程奖励。”两年后（1893）浙江巡抚崧骏又奏：“杭州满营洋枪操练已有成效，请加津贴，以裨防务。”自己说练得不错，张口就要求奖励，好像一切都奔着钱去的。他们所谓的“成效”到底如何呢？其实还真不咋样，看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情形就可以知道。这年九月，将军瑞兴就改良操演办法事宜给兵部上了一个折子，从中可见，旗营所谓洋枪队使用的是旧式的来福枪，本来规定的800名兵额，由于军饷不足，只勉强练了500名。这都与兵部的要求不合，所以兵部回复要求一律改用新式后膛快枪，并说“近来兵法日变，器械日新，当力行有用之政。嗣后八旗均应深求兵学，勿尚虚文”，这明显是对杭州驻防提出批评。回复中还揭示了一点，说“官兵步骑射虽系根本，现值枪炮维新之际，似难仍守旧习”，这说明，清末杭州旗营不但武器落后，而且军事思想极其陈旧，都已经到了20世纪，在不到10年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坦克、飞机都派上了用场，中国的皇家军队——八旗军竟然还在固守步射骑射的所谓国之根本，这也太落后于时代十万八千里了。

不特此也，再看看旗营中的官兵们是什么样子。最高长官将军们的疲软腐化情形上文已有叙述，中级军官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俨然将旗营当作了养老场所，年过65岁，甚至到了70岁还不想退伍，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将军济禄还特地为他们给兵部上折子，说这些军官虽年过65岁但精力未衰，恳求留任，朝廷竟然也同意了。

斗蛐蛐

兵丁们的情形，有辛亥革命后旗人的回忆可证，那时杭州八旗驻防，从军事角度看，早已沦落为一群废物，哪里还有一点军事气息？将军们的骄奢淫逸不必说了，上行下效，甚而变本加厉，更属不堪。杭州城门一向由旗兵把守，汉人进出要受盘查，旗营城门看守则更为严密，可在清末，外城根本无人看管，旗营各门在白天也大门敞开，那些轮值管门的兵丁不是在家赌博，就是上茶馆、坐酒店去了；夜间旗人进出，只要叫一声就可以开门；值班巡逻制度早已废弛，连将军署的警卫也是似有若无。曾经拴马万匹的偌大军营到这时已养不了多少马，这少量的马也不过供将军等几个高级将领乘坐，供贵族子弟玩玩而已。军事训练形式上还在进行，但不过去点个卯应个景，即使这样，许多旗兵也懒得上场，临时上街雇人代替，自己则赌博、抽烟，该干吗还干吗，受雇的一般是苏北扬州一带来的剃头、修脚的，拉黄包车的， 再有一些街头小混混。每年秋天也还照例校阅一次骑射，但也只是挑选几名精于骑射的到校场表演一番，请将军、副都统、协领们去看看，聊以应景而已。将军署边有军械库，里面堆满了刀枪剑戟和弹药，但终年无人管，任其腐锈，端的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除极少数有上进心的上层旗人子弟读书中举、写诗作文之外，极大部分贵族子弟的生活几乎都消磨在抽烟、赌博、养雀儿、斗蟋蟀这些玩意儿上。满人对鸦片爱之如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兵丁走卒、老弱妇孺，大多数都抽鸦片。一般八旗子弟从童年起即染上烟瘾，终身沉沦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清末旗营施行新政，编练新军是一项重要举措，据杭州将军志锐向皇帝坦白，练新军最大的问题是兵丁烟瘾太大，一时禁绝不了。为此清廷以幼儿皇帝的名义，要求志锐按照他在宁夏旗营的做法，在杭州旗营设立一个戒烟局之类的机构，配制中草药，帮助兵丁戒烟，经费不足，则由浙江巡抚增韫筹措资助。其次是赌博、唱戏，也有养马的，但不是为了骑射，而是用来春郊走马，玩玩而已。养鸟、斗蟋蟀更是旗人普遍的爱好。

遛鸟

青少年旗人养雀主要是为了好奇赌胜，常因斗雀儿聚众斗殴，甚至弄出人命。晚清杭州旗营风气之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同治、光绪间从外地驻防调补的旗兵与原住旗人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那些新来的旗人结成帮派，其中青州帮、荆州帮最为蛮横。原住旗人生活较好，而新调来的则比较艰苦，土著看不起新移民，甚至还常加欺侮，所以两者之间常有争吵打架的事情发生。有一回两群旗人之间打群架，杀人的是荆州驻防调来的，死者则为杭州旗人，是新移民杀死了土著。旗营里养了这样一班将不像将、兵不像兵，终日游手好闲、以寄生为生的所谓八旗兵马，英明圣武的清先皇先帝们精心设计的八旗驻防制度算是真正走到了尽头，正如一个有机体，衰弱得已是一推即倒，初不必等待辛亥革命的枪炮之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