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代进入吴越国时，樟亭驿仍然存在，依然是官家的一个驿站兼招待所。驿站总是在驿卒和客人的来往中，默默地注视着历史的进程和人世沧桑，樟亭驿就是杭州历史的见证者。由于樟亭驿是杭州的一家重要馆驿，它还与晚唐和吴越国的一些历史有关，见证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唐光启三年（887），董昌任越州观察使，从杭州移镇浙东。越州是一座古城，是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在五代十国时浙东的越州更是一块许多人垂涎的宝地。董昌兑现了自己对钱镠“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的诺言，在他到了越州之后，建议朝廷任命钱镠为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卫大将军兼杭州刺史。

闸口白塔

钱镠成为唐朝杭州的最后一任刺史。作为刺史，他从此独据一方，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一个刺史并不是很大的官，况且当时的杭州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历史却为钱镠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而钱镠又是一个善于、勇于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人。

当时，杭州归镇海军管辖，镇海军的军治不在杭州，而是在润州（今镇江）。镇海军的节度使是周宝。周宝虽是名门出身，年轻的时候也立过战功，但他本事不大，胸无大志，尤其是到了晚年，沉溺于酒色，后院中养着许多美女，过着奢侈的生活。

周宝建有一支亲军，取名决胜军，因为这支部队驻扎在周宝牙院的后楼，所以也被称为“后楼军”，交由他的儿子周玙指挥。对这支亲军，周宝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后楼军”士兵的军饷比别的部队要多两倍。这样一来，其他部队的军官和士兵就有了想法，心理很不平衡，不满情绪不断滋长。

有一次，一名叫刘浩的将官为此与周玙发生了争执。周玙来到周宝面前告状，说刘浩故意与后楼军作对。周宝听了很不高兴，就与周玙商量，要设法把刘浩抓起来斩首，以警告那些心怀不满的军官。

他们的这番谈话，却被前来面见周宝的润州刺史薛朗听到了。薛朗与刘浩是生死之交，他无意中听到周宝父子的谈话，大吃一惊。他不动声色地从周宝处退了出来，马上赶到刘浩的军营，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刘浩，并要他赶快逃走。

刘浩听到这一消息，非常紧张，他哭着对薛朗说：“我逃走了，手下的将士怎么办？他们会因为我而受到牵连。”薛朗觉得刘浩的话有道理，说逃走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不如乘手中握有兵权，先下手为强，先对周宝动手。刘浩认为可行，就奉薛朗为主帅，率领手下的部队对周宝发起突然袭击。

这是一个端午节的夜晚。乘着沉沉夜色，刘浩派出一支部队突袭了后楼军，杀死了周玙。后楼军的官兵见周玙已死，就纷纷向刘浩投降。

刘浩派出的另一支军队包围了周宝的住地，并在门外堆起柴草放火。周宝正在小老婆的屋里睡觉，听到喊杀声，赶紧起来，要手下人马上召集后楼军。不一会，手下人来报告说：周玙已经被杀，后楼军也已投降了。周宝知道情况不妙，就独自一人从窗口逃出，一直逃到了常州，因为常州也是他的属地。

钱镠在杭州听到润州兵变的消息，马上召集十三都的将领开会商议。大家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周宝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一种认为薛朗和刘浩是反叛行为，大逆不道。钱镠听了以后做了总结，他说：周宝是朝廷命官，即使有错，也应该由朝廷来处置，薛朗、刘浩的行为是反叛朝廷，理应讨伐。于是他决定一面上表朝廷，一面分兵三路，向润州进军，讨伐叛军。

薛朗、刘浩在赶走周宝之后，刘浩拥薛朗为节度使，自己担任军队总指挥，调兵遣将，迅速向外扩张，占领了苏州、润州等地。听到杭州的钱镠出兵前来讨伐的消息后，刘浩迅速调集部队，迎战钱镠。然而刘浩不是钱镠的对手，两军交战，刘浩的部队被钱镠的军队打败。钱镠接着派兵前往常州城，解救了周宝。

周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杭州。按道理讲，周宝是钱镠的上司，钱镠便亲自到郊外迎接，并以属郡之礼参见周宝，把周宝安置在钱塘江边的樟亭驿站。

钱镠把周宝安置在这里后，一直以上宾相待。周宝住在樟亭驿里，面对钱塘江水，反思自己的人生，唉声叹气。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结局会在钱塘江边的这个驿站里。

有一天，年事已高又怀丧子之痛的周宝突然死在了樟亭驿站之中。一时间风言风语四起，有人说是钱镠谋害了周宝。钱镠感到冤屈，派人到长安去向朝廷说明情况。唐僖宗就命令钱镠继续讨伐薛朗、刘浩叛军。后来薛朗、刘浩都被钱镠抓住，钱镠将他们杀死后取心祭周宝。

这样，钱镠实际上已经掌握了镇海军节度使的权力。吴越国时期，樟亭还见证了另一幕悲剧，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吴仁璧沉江事件。吴仁璧是唐昭宗大顺二年（891）的进士。在吴越国的人才中，中过进士或者被特赐为进士的只有8个人，吴仁璧是其中之一。而且他的文章和诗都写得不错，《全唐诗》中收有他的诗作。

吴仁璧在中进士前，他的老师庐山道士曾劝他放弃儒学而改学道，被吴仁璧坚决地拒绝了，因为他非常想求得功名。对中国的许多学子来说，热闹的官场比清冷的山门更有吸引力。

中进士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吴仁璧在朝廷中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他听说吴越国的钱镠爱才，就来到了吴越国，求见钱镠，想在吴越国得到发展，有一个好的前程，以完成自己的求名之志。钱镠接纳了他，给他以礼遇。

有一次，钱镠向吴仁璧请教天象问题，这是吴仁璧的强项。史书记载，吴仁璧“父教以玄象阴阳之学”、“善星学及黄白术”，吴仁璧对此是有所研究的，也就是说这件事他是可以做的。但是他却推说自己不懂此道，拒绝了钱镠。

后来，钱镠希望吴仁璧加入自己的幕府，帮自己出谋划策，以后根据他的才能和实际表现在吴越国做官。但出人意料的是，为了求得功名而来吴越国的吴仁璧却坚决地拒绝了钱镠的要求。他写诗给钱镠说：

东门上相好知音，数尽台前郭隗金。累重虽然容食椹，力微无计报焚林。 敝貂不称芙蓉幕，衰朽仍惭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从此负归心。

“敝貂不称芙蓉幕”虽然是一种谦词,但还是透露出了他的心迹，他认为钱镠还是小看了他，对他还不够重视。也许钱镠没有注意到吴仁璧的心思，也许是不想强人所难，钱镠就尊重他的意见，没有为难他。

后来，钱镠的母亲水邱氏去世，钱镠“具礼币”请吴仁璧为其母亲撰写墓志铭，却又一次被吴仁璧拒绝了。钱镠是个孝子，对母亲尤其孝顺。史料记载，钱镠发达以后把母亲接到杭州来享福，有空经常陪母亲游玩，有的亭台楼阁很高，钱镠的母亲年迈上不去，钱镠就亲自把母亲背上去，竭尽孝心。

钱镠被激怒了。吴仁璧竟然在这件钱镠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也不肯帮助他，使他丢了面子。又想到吴仁璧以前的几次不合作态度，钱镠在极度恼怒之下说：“这种不识好歹的东西，留他何用?”下令将吴仁璧沉江。有的书中记载，钱镠同时还将吴仁璧18岁的女儿一同沉入江中。吴仁璧沉的江，是钱塘江，沉江的地点，很有可能在樟亭这个地方。对这个结局，吴仁璧万万没有想到。吴仁璧只知钱镠爱才，他以为钱镠会提出更加优惠的条件来请他，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以为这篇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他也过高地估计了钱镠的容忍度和忍耐力。钱镠毕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血性男子，一位掌握着别人生死大权的封建君王。也许是因为有了这两个过高的估计，吴仁璧在拒绝为钱镠的母亲写墓志铭以后，没有像贯休那样在拒绝改诗后马上就逃走，而是仍然在家中等待。

樟亭驿还见证了钱镠在钱塘江边筑捍海堤塘的壮举。

杭州地处东南沿海、钱塘江口，古时常受海潮侵害。钱镠在给后梁太祖的“筑塘疏”中描写了当时潮汐的情况：“每昼夜两次冲激，岸渐成江”，“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

公元910年，杭州又遭海潮之患，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当时杭州受潮水冲击最严重的是后来建的候潮门到通江门之间的地段。为了防止海潮入侵杭州，钱镠发动20多万民工，花两个月时间，从杭州六和塔至艮山门修筑起捍海石塘，樟亭便是其中的一段。他令人在离岸二十九尺的塘上，打下六层罗山大木桩，在每层木桩之间，交错用装满石头的竹笼和泥土充实，称为泥塘。塘内叠石为堤，积沙固塘；塘外植大木十多行，以分离减轻水势。

钱镠在《筑塘疏》中说，筑塘的目的是“不辞鞭石畚土之劳，以图经久乐利之计”，筑塘的结果是“昔之汪泽浩荡，今成沃壤平原，东南水土长生，亦可以储精气之美，人文之盛”。这一工程的建成，消除了钱塘江潮对杭州的危害，在我国水利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捍海石塘的建成，还造就了杭州市内的大片平原，为城郊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据钱镠曾孙钱惟演的“射潮记”记载，当年石塘开工时，潮涨不止，给施工造成了困难。钱镠设祭，祀天帝、海神、潮神，祈求退潮。他向天祈祷：“愿退一二月怒涛，以建数百年厚业，生民蒙福。”然而祭祀之后，潮涌依然。这下钱镠不信邪的劲头又上来了，“遂采山阴之竹，造箭三千，羽以鸿鹭之羽，饰以丹朱，炼刚火之铁为镞，然后分箭六处，命强弩五百以射潮头，人用六支，每潮一至即发一支，至五支，潮乃退，三日不至，得定塘基”。当然，现在客观科学地看，钱镠射潮对筑塘是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的，而是一种鼓舞士气的手段。

许多学者对钱镠筑塘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文天祥在《论五代史书武肃王事》中说，钱镠“筑塘射潮，非止一时之保安，实有千万年之功德”。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其所著的《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 中，这样评价钱镠筑塘：“在唐以前钱塘江与扬子江之间沿海都是盐塘，与现在江北开盐垦的地方差不 多，直等到钱镠筑了海塘，沿海田地渐渐成熟，南北运河一通，丝米都可以出江，江浙两省成为全国最富庶地方，同时两省所出人物也就驾于各省之上。”

1985年，在钱塘江畔发现了当年“钱氏捍海塘”的遗迹，当年打下的木桩清晰可见。

钱镠入主杭州及吴越国的首府设在杭州，加快了杭州的城市建设，促进了杭州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他的这一大手笔，又涉及到樟亭区域的一座城门。

唐光启二年（887），唐僖宗任命钱镠为杭州刺史。钱镠担任杭州刺史后，首先设法招回流亡在外地的杭州居民，努力恢复城市的秩序。大顺元年（890）九月，钱镠主持开展了第一次扩大杭州城的工作。这次扩建主要扩展了隋唐时期杭州城的西南部。史书记载了那次筑城的情况：“筑新夹城，环包家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

钱镠第二次扩大杭州城是在景福二年（893）七月，扩建罗城，也就是建设城外之城，周围70里。史书记载：“洎钱塘湖（即西湖）、霍山、范浦（在艮 山门）凡七十里。”据明代杭州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帝王都会》记载，罗城共有十座城门：朝天门，在吴山下，今镇海楼(即鼓楼)；龙山门，在六和塔西；竹车门，在望仙桥东南；新门，在炭桥东；南土门，在荐桥门外；北土门，在菜市桥门外；盐桥门，在盐桥西；西关门，在雷峰塔下；北关门，在夹城巷；宝德门，在艮山门外北星桥。其中的许多城门，被以后历代所沿用。从这些城门的位置，大致可以了解当时杭州城市的范围。

吴越国的这两次筑城，都扩大了杭州城区的范围。第一次扩建杭州城墙，城区的范围从隋朝的30里扩充到了50里。第二次筑城，城区范围从50里扩大为70里。经过这两次筑城和扩建，杭州城区的范围由如今的城南钱塘江岸边向北延伸到了武林门外，与江南运河南端终点一带的码头相接，成为附近各州府的物资集散交流中心；城市向西延伸到了西湖。两次扩城以后，杭州城呈现出“南北展，东西缩”的腰鼓形状，被人称为“腰鼓城”。

第三次建城是公元907年，在杭州城南凤凰山下 建造牙城，也就是保卫内衙之城，即王城。牙城建有南北两门，南门在凤凰山右边，称通越门；北门在子 城的东北角，名为双门，也称霍门。两座城门建得非常坚固，都金铺铁叶，以备御敌之用。城内建有不少楼阁庭院，种植树木花草，是钱镠办公和休息的地方，作为吴越国的国治。明代田汝成辑撰的《西湖游览志》中，对吴越国王城中的中和堂有以下记载：“中和堂，本钱王阅礼堂也。壮丽绝伦，暑月最快。苏子瞻去任夏日有怀诗：‘忠孝王家千柱宫，东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东南颊，独有人间万里风。’”

钱镠第二次扩大杭州城时，在唐代樟亭附近建有竹车门，也就是后来史书中经常出现的候潮门。《吴越备史》卷二记载：“八月，始筑捍海塘。王因江涛冲激，命强弩以射潮头，遂定其基，复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候潮门外，就是樟亭和驿站。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城门建好以后，取的名字不叫候潮门，而是叫竹车门。因为在筑城的时候，人们用竹笼装石块，用车将竹笼装的石块运来定城基，所以城门建成以后，称为竹车门。

将其称为候潮门是在北宋的时候，因为这个名称与这座城门的地理位置和特色更相符。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在吴越国竹车门的旧基础上重建了候潮门。钟毓龙《说杭州》中说：南宋“之候潮门为东南向。元张士诚改筑后，易为东向。南宋时，候潮门大街铺泥，称泥路。或称辇路，为皇帝郊天时所必经。”

《湖山便览》卷十一“江干路”中记载：“钱塘江自城东北绕城而南，候潮门正临潮水之冲。门外有捍海塘、铁幢浦、贴沙河。”这里每天可以两次候潮，所以候潮门外便成了人们观潮的胜地。当时，人们为了便于观潮，在候潮门外陆续建了很多楼宇，而樟亭驿就是其中位置极佳的“观潮之所”。钱塘江大潮自古已然，蔚为天下奇观。在吴越国时，每到农历八月十六至十八期间，杭州城里达官贵人、豪绅富商、社会名流、文人墨客会纷纷来到江边，登上观潮的楼台，居高临下，品着龙井茶，吃着消闲果，期待大潮的来临。

候潮门的建立，为隋唐时期的“樟亭”这个地方框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就是候潮门外呈扇形辐射到滨江的地段。

《西湖游览志》中介绍了候潮门外的情况：“出候潮门，为嘉会桥、济川桥、上路、期清巷、萧公桥、太平坊、信义坊、利津桥、牛皮街、跨浦桥、浑水闸、鲞团巷、铁箭巷、铁幢浦。”候潮门外的钱塘江上旧时有铁幢浦，传说是吴越国王钱镠建海塘射潮的地方。《吴越备史》称：“王射潮，箭所止处，尝立铁幢，因名其浦。”《西湖游览志》的记载更为详细：“铁幢浦，相传吴越王镠筑塘以捍江水，置铁幢三，以为水则。幢制如杵，径七八寸，出土可三尺余，其趾入土，不知若干。初置幢时，塘犹未成，虑潮荡幢，用铁轮护其趾，而以铁绠贯幢干，且引绠维于上下之楗，然后实土筑塘，故幢首出土耳。宋淳祐间，安抚赵与筹作亭覆幢。今亭夷为民居，独存洼池，而铁幢之首，崭出可验。一在旧便门东南小巷，一在旧荐桥门外，皆湮塞无考，独在利津桥者仅存，而又为民居所占，若不表识，久亦湮矣。”

《湖山便览》卷十一“江干路”“候潮门”条记载：“吴越城东四门，曰竹车、南土、北土、宝德。宋城东七门，曰便门、候潮、保安、新开、崇新、东青、艮山。其候潮即竹车基也。门外为吴越射潮处，宋时有花团、鲞团、如意馆、白璧营、雪醅库、椤木营、夫差庙、红亭税务、市舶务、护圣军寨、外沙巡检、修江司营诸迹。”看来，宋朝时，候潮门一带已建有许多市场，设置了许多政府机构及附属设施。唐朝时，杭州城里有三条河：外沙河、中沙河、里沙河。外沙河也称菜市桥河，也就是如今的东河；中沙河也称茅山河；里沙河也称盐桥河，就是现在的中河。钱镠任杭州刺史时，这三条河已经淤塞。钱镠经过调查了解，发现淤塞的原因是三条河与钱塘江相连，钱塘江潮水经常夹带泥沙倒灌进河里，使河道逐渐淤积。于是，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组织建造了龙山闸和浙江闸，遏止了江潮对内河的倒灌，还起到了调节水势的作用。《西湖游览志》卷一记载：“五代以前，江潮直入运河，无复遮捍，钱氏有国，乃置龙山、浙江两闸，启闭以时，故泥水不入。”龙山闸在今天的闸口，浙江闸在今天的“浙江第一码头”。

钱塘江畔唐代的樟亭附近，也就是今天的闸口，有一座建于吴越国末期的石塔，用纯白石材筑成，故名“白塔”。塔身上刻有这样的文字：乾德三年乙丑岁六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日天下大元帅钱俶建。

这段文字说明建塔的时间是乾德三年（乾德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乾德三年是公元965年），白塔为吴越国王钱俶所建。钱俶建这座塔有两个目的，一是祈求天下安宁；二是为了镇压汹涌的江潮，给百姓造福。这座塔客观上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给在钱塘江上航行的船只起到导航的作用。

白塔在钱塘江边与六和塔遥相对峙，成为江边的特有景观。这座塔全部以白石雕刻砌筑而成，仿木结构，高约10米，呈八面九层形状，比例适度，出檐起翘舒缓，造型挺拔秀丽。每层由塔身、塔檐和平座三部分组成。各层每面转角处都有倚柱，每层四面各有壶门，雕着铺首、御环、乳钉门，壶门两侧浮雕佛、菩萨像，线条纤柔，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其余四面刻有经文，间有菩萨像。塔的最下边是基座，雕刻有山峰、海浪等纹饰，象征着“九山八海”，上面立有须弥座。须弥是印度传说中的名山，是世界的中心，坚固美妙。须弥座是表示用须弥山来做基座，显示佛的崇高伟大。

白塔具有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建筑风格，成为当时塔形建筑的代表作。它是现存的五代吴越末期仿木构建筑中最精美、最典型的一座，因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这座塔上共雕刻了140多尊像，也是吴越国时期造像艺术的珍品之一。

白塔对于研究我国建筑史和建筑艺术及造像艺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建筑专家梁思成曾到杭州考察，他在著作中写到过这座白塔，认为这座白塔是：“仿木构形制之忠实模型，就功用言，实则为塔形之经幢也。”

1988年1月，白塔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宋杭州知州范仲淹见过这座白塔和白塔寺，写有《过余杭白塔寺》诗：

登临江上寺，迁客特依依。

远水欲无际，孤舟曾未归。

乱峰藏好处，幽鹭得闲飞。

多少天真趣，遥心结翠微。

有人考证，原先白塔是建在钱塘江中的小岛上的，是一座“江上塔”，当时人们可能是利用钱塘江退潮时运送材料到岛上进行建造的。诗中说的“登临江上寺”，说明当时的白塔寺有可能也是在江上小岛上的。

后来经过了约一百年，小岛与陆地连成了一片，成为钱塘江的沿江地带。

杭州江干一带，从南朝时开始就成为重要的渡口；渡口附近的凤凰山是隋、唐时的州治及五代吴越国的宫殿所在，北宋的州治也设在这里，到南宋时则把皇城设到了这里。

“闸口”是昔日京杭大运河入钱塘江之处，旁边的白塔岭是栖云山的余脉，小岭因塔而名，南近钱塘江，北近凤凰山。白塔旁旧有白塔寺，早年已经倒塌。那时，六和塔还没有建，白塔与樟亭驿应该是钱塘江边两座醒目的建筑。白塔与樟亭一样，还起到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坐标作用。

在白塔岭下，以前是一个热闹的船埠，这里有一座白塔桥，是当时水陆交通的要道。南宋时有人在此卖地经，也就是如今的地图。但在地图上，把南面的路线标注得很清楚，而到中原的路线却很少画出。当时有人写诗讽刺说：

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

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

现在白塔边的桥已不存，但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白塔附近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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