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英国人梅滕更侵占宝石山是当时杭城两大涉外案件之一（另一件为日本人制造的福寿堂案件）。如今，有关此案早就有了相关的介绍文章，都认为中方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收回了宝石山。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读者只要细细阅看一下《申报》《全浙公报》等近代报刊有关这一案件的新闻报道以及相关的档案等史料，一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韬园主人誓言雪耻

梅藤更像

梅滕更（1856—1934）侵占西湖宝石山，始于1895年。较早提及此事的新闻媒体是上海的《申报》，请看：

寓杭西人向有洋房在北高峰及九曜山等处，每届夏令，辄往避暑。西医梅君滕更，前在大方伯地方设立广济院施医，求治者甚多。梅君以夏时进出较远，今年在保俶塔旁起造洋房共计大小房屋二十馀间，拟将病人之要紧者移居其中，俾得朝夕诊视。刻下，房已落成，不日即可乔迁也。（1896年7月10日《申报》）

其实，梅滕更托名在山上建造的医院，实质是避暑别墅。1904年秋，美国在杭州开设领事馆，看中梅滕更在保俶山石塔儿头上圈地所建的别墅洋楼，商请租房。当年12月8日的《申报》上，就刊登了美国领事馆“假钱塘门外洋房作公署”的新闻。

梅滕更在宝石山上圈地建房，从1895年至1908年，时间跨度很长，新闻媒体又时有报道，杭城市民早就应该家喻户晓了。但是，在那个“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的年代，却一直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向梅滕更说不。不过，许多人心中都积有愤慨，时间长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1908年秋冬之交，报人汪仲阁、学者廉南湖先后来杭游览西湖，归去后，给杭州的老友“韬园主人”寄来一信，有如下内容：

目击梅氏伐山采石，售与上海作马路材料，不但古迹荡然，大好湖山遍体伤痕，再阅数年，恐西湖名山变成白地。盖尽西湖之山石，不足供上海数十年马路之用也。且西湖非通商口岸，不许外人杂居。今梅氏强占湖山，视为己有，欺杭无人，令人发指。公等久居是邦，岂真耳无闻，目无见耶？

读完来信，时任《杭州白话报》主笔的韬园主人（ 《杭州白话报》1909年1月后更名为《全浙公报》，主笔为吴敖。此处的韬园主人是否就是吴敖，待考。）感到羞愤交并，便立下誓言：“一雪其耻。”

1908年冬至节前的一天，两顶轿子出了钱塘门。轿子里坐的人：一是韬园主人；二是韬园主人的姐夫，钱武肃王第三十三世孙钱肇诚。

两顶轿子在保俶山东麓的石塔儿头下停住了，韬园主人与钱肇诚出轿后，就开始从石塔儿头登山。虽然，早就知道英国人梅滕更在保俶山圈地建房，但是，到了山上后，还是让他们感到吃惊非常：洋房林立，洋旗高张，除了宝庆堂、弥勒院两处外，整个山上几乎全被梅滕更的围墙圈占了。四处伐石丁丁，众多摩崖石刻、名人手迹都被铲毁。

现场调查，还获得这样的两条信息：一是梅滕更大肆开山取石，除了用于建造山上的洋房外，还大量卖往上海用于填筑马路；二是梅滕更名义上是在山上建医院，私下却在做转手倒卖地产和房产的生意，他已将保俶山上的10亩山地转手卖给了总税务司赫德，还将一栋尚未完工的二层别墅转手卖给了南浔富商刘氏（也就是后来刘承干取名为“留余草堂”的洋楼）。

保俶塔、保俶寺都是钱武肃王留下的遗迹，历史上，保俶山又称宝石山，一直是归表忠观（钱王祠）管辖。如今，这些遗迹也都成了梅滕更围墙内的私产，保俶寺居然还被改建成了洋楼。

目睹眼前的景象，两人非常气愤。韬园主人向姐夫建议：“应该召集钱氏同族在钱王祠开会，通报梅滕更侵占保俶山的详情，然后，以钱武肃王后裔，钱氏同族的名义，向官方禀请收回宝石山的要求。”钱肇诚表示回去马上就办。

当然，韬园主人心中也明白：与洋人相争，仅仅靠钱氏一族出面，还难有胜算，还得借助更多有声望的绅士出面，但苦于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社会团体。不过，他想到了一个人——汤寿潜。

汤寿潜时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理，不仅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浙江铁路的筑路权，还强势抵制来自英国的铁路借款，并自筹资金建造沪杭铁路浙江段。当时，汤寿潜是浙江声望最高的绅士，即使在全国范围，也属于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之一。而作为《杭州白话报》主笔的韬园主人，当时也在浙江铁路公司兼职。

回到城内，韬园主人专门就此事与汤寿潜商议。汤的回答是：“我虽非杭人，目击梅氏蹂躏西湖，何尝不同怀公愤！无如投鼠忌器，现在朝廷方以媚外为能，我因浙路拒款事得罪英人，已受政府严责，而阁下既在浙路服务，《杭州白话报》又与浙路有关系，我即不出面，梅氏亦必疑我主使，恐反无益而有害。为君计，不但我不便出面，即阁下亦只可在报上鼓吹，不可身当其冲，否则于事无补。”

听了汤寿潜的这番话，韬园主人心中很不是滋味，认为汤寿潜也是“胆小怕事”之人。此后，韬园主人便将心思都用在了“报上鼓吹”上，写出一篇1500余字的游记——《重游西湖宝石山记》。文章记录了他与姐夫钱肇诚在1894年和1908年游览宝石山的经历，通过两次游览的对照，揭露了梅滕更在宝石山毁灭名胜、霸占公地、阻塞官道、盗卖山石、倒卖地产等种种恶劣行径。

1908年12月底，《杭州白话报》刊出了这篇游记。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该游记又被刊印成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散发。一时间，梅滕更成了社会舆论抨击的对象。

但是，不久，韬园主人就掂量到汤寿潜事前忠告的分量。

钱氏报案开启调查

钱肇诚从宝石山下来后，也迅速展开行动，联络钱氏中颇具声望之人发布通告，在西湖钱王祠召开同族大会。当天，表忠观钱氏后裔到会者100多人。听完钱肇诚等人所作梅滕更侵占保俶山情形报告后，全体大愤，当场推举数十人为代表，来应对此事。会后拟定了一份送呈官府的控告书，详细讲述了梅滕更侵占宝石山的过程，以及在山上的种种恶行。全文如下：

钱武肃王后裔表忠观全体通禀层宪文

（为向梅滕更收回宝石山事）

为霸占祠产、毁灭古迹、圈禁名胜、私开禁山，环叩迅赐饬令折让追还，以全祖产而平公愤事。

窃查西湖宝石山属钱塘县上扇一图，昔先王祖武肃王保障杭郡，封是山为寿星宝石山，命罗隐作记，勒石于山上之落星石。其臣吴延爽又建塔其上，环以佛庐。迨先王祖忠懿王入朝，僧永保重修此塔，以保之。易名曰“保俶塔”（忠懿王讳俶）。塔旁有寺，以钱氏所建，宋初勅赐崇寿院，现名龙恩院，俗称保俶寺。向由钱氏子孙剃度者住持，载在宗谱及西湖、临安、杭州等志。兵燹后，本宗剃度无人，由公举戒僧学德进院。嗣该僧移锡嘉兴，暂嘱其徒怀忍代管。不料，光绪廿一年冬，英国医生梅滕更藉建病院为名，串通里书戚姓，及距宝石山数里而遥之铜佛寺僧醒三，擅将塔旁空地三方盗租，并强迫保俶寺僧怀忍签押。此强占塔基之起点也。

闻当时租约中所载：“计地三方，共六亩五分二厘，计租洋一百零二元”。声明：“只建病院及下人住房各一所，皆离保俶塔三丈以外，不筑围墙，免碍风水。其宝石凤亭及保俶塔，一任文雅之士游览，不在契约之内。将来如须修塔，即将前后房屋一并拆让。至南首保俶寺，仍归寺僧管业”云云。盖其第一次所强占者，不过六亩馀之空地耳。

不料，初志既遂，贪念复萌，并思吞没寺基，以图蚕食。始则禁止寺僧：不准敲钟击鼓，讽诵经典；继则四面筑墙，断其出入。更施种种威吓，寺僧怀忍惧祸避去，迄今死生未卜。伊见僧已他去，遂据寺为己有。此强占寺基之情形也。

骏祥等需次在外，久不回里，未能与之争讼。至本年冬，肇诚乞假扫墓，见宝石山尽改旧观，洋房林立，洋旗高张，塔下石壁多被铲削，四周筑以围墙，不仅将保俶塔与来凤亭全被圈入，并将上山之路及由葛岭通岳坟之官道亦被塞断。保俶寺屋虽存，已圈入其内，供奉佛像及三界五王之神牌毁弃一空，令人发指。

窃思塔基、寺基乃表忠观之祠产，历朝勅封载在志书。虽本寺住僧亦无租卖之权，彼铜佛寺僧何得盗租于前？该医士亦讵得霸占于后？凡盗租、伪契、诱诈、强迫者，均属无效，况彼名曰病院，实则终岁无一养病之人，无非为影射强占之计。其他开凿禁山、毁平坟墓、塞断官道、铲削名胜者，更仆难数。查山上旧有甑石、落星石、寿星石、先王祖之封山记及历代名人摩崖古迹，尽被毁灭。

此山采石，久悬厉禁，光绪三十一年重申禁令，勒石于莲花亭。乃自宝石山以次至石屏山、狮子峰、巾子峰、宝稷山、宝云山、石佛山诸胜景，多被开凿。名山古迹百无一存。岁得石价以钜万计。削平之地，到处抖人销售，如左首地一方，尚未竣工，业已以万三千金售诸南浔刘氏。是病院其名。牟利其实也。

又查山脚为清初驻防兵丁丛葬处，有康熙戊申年重建保俶寺山门碑可考。右首为同治间蒋果敏公收复杭城屯军处，旧有碑志，均被毁掘。今惟摩崖题跋尚存。至于民间坟墓被毁者，更不知凡几。唯王姓墓道界址尚存，已被圈入，将此开掘。闻已贿通里书更立户名，其户名非陈子耕，即刘铭之（均为梅滕更手下之人，笔者注）。是慈善其名，遭恶其实也。

夫占公产、毁名胜、塞官道、开禁山、平坟墓，种种残忍不法行为，不独为国法所不容，亦为教律所不许，想该教士夙受文明教育，精通教典，来杭多年，号称热心公益者，谅不至有如此残忍之行为、野蛮之举动。度必系教徒刘铭之、陈子耕等借托所为。伏乞速赐饬令，拆让基地，追还祖产。一面治刘、陈等应得之罪，以惩效尤。伏以是山为西湖名胜，不仅为先王祖功德在民，理宜保全；即以名胜论，前督臣李敏达建亭于塔旁，名曰来凤。高宗南巡时，又增为西湖十八景之一，名曰宝石凤亭。旧有石碑树于亭左。若任其强占毁灭，不但钱氏一族所痛恨，抑亦吾浙士民所公愤也。

肇诚等目击情形，忍无可忍，为此联名环叩，吁请速饬梅医士将盗租之基地一并拆让追还，并治刘、陈败坏公益、蔑弃公理之罪，以平众愤而示保全。曷胜迫切待命之至。再本寺住持僧学德已经由禾召回，现寓北山端云庵。此案盗租颠末已呈请僧教育会总会禀代，伏祈一并批示，祗遵。合禀声明，伏祈核准批示，实为公便。谨禀。（参见1909年4月24日《全浙公报》）

这份以“钱骏祥、钱肇诚”领衔，具名为“钱武肃王后裔表忠观钱氏等百数十人”的控告书，颇讲究策略性，考虑到“中国法律不及于外人”，更考虑到“免梅氏老羞成怒，不易解决”，所以，在揭示梅滕更的种种恶行后，没有将矛头指向洋人梅滕更，而是重点指向了梅手下的两名华人教徒，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官方处置此事。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八日（1909年1月19日），这份控告书分别送往京城的外务部、省城的巡抚衙门，臬司衙门、杭嘉湖道衙门、杭州府衙门、钱塘县衙门。此后，《全浙公报》便全文刊登了这份控告书（1909年1月后，《杭州白话报》更名为《全浙公报》）。

迫于舆论压力，浙江巡抚增韫作出批示：“遴委会同洋务局秉公彻查。”省城其他衙门的官样批示均为：“先行勘丈，再候院示通行。”

1909年2月16日，浙江洋务局派出一名翻译往晤梅滕更，商量实地勘丈之事，遭到梅滕更的断然拒绝。2月18日，洋务局再次派人相商，梅滕更始同意勘丈，并说：“可派医院学生同往。”2月19日是现场勘丈日，梅滕更则又变卦了，回复的信息是“近甚忙碌，无人可派。山上有看守人，由渠通知接待”。此时，《杭州白话报》上早已刊登韬园主人的《重游西湖宝石山记》，相同文章的小册子也在各界分送之中。钱氏的控告书内容也在社会上流传，处于舆论漩涡之中的梅滕更自然要忙于寻找应对之策。

甘博拍摄的保俶塔与肺病疗养院

当天，洋务局遴派候补知县宋翘寿，会同钱塘县知县伊象昂，亲赴宝石山，督同山上梅滕更房屋的看守人进行了实地勘丈。勘丈的结果是：梅滕更拥有使用权的宝石山土地为19.32亩，但梅滕更筑围墙圈占的宝石山土地已达一百数十亩，其中侵占官地就有80多亩、还有官道一条。

再看梅滕更所持有的土地契约，除最初租赁的6.52亩地外，其又买入了12.80亩，其中10亩已转手倒卖给总税务司赫德，但仍交由梅滕更打理。此外，梅滕更还将一座二层洋楼卖给了南浔刘氏。现场勘丈结果与钱氏控告书内容基本吻合。

梅氏何以胆大妄为

晚清，中国虽然被迫与列强签署了不少耻辱条约，但是，没有一个条约中有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购置私人不动产的条款。即使外国教会派人来中国建教堂、医院等公共机构，也需在所购土地的地契上注明：“户名为教堂公产。”换一句话说，就是洋人不能在中国内地购置私人房产和土地。那么，作为洋人的梅滕更为何能在宝石山拥有私人的地产，甚至还能转手倒卖地产和房产呢？更为诧异的是：梅滕更凭空圈占宝石山官地80多亩、官路一条，官府为何长期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呢？其实，这背后是有原因的。

1881年11月，梅滕更受英国圣公会行教会所派，来到杭州接办位于大方伯的广济医局。最初几年，梅滕更的主要精力落在募捐上，眼光盯在有钱的官绅、商贾身上。1884年3月27日，梅滕更在《申报》上曾刊登这样一则广告：

窃思雨露降自上天，原无区別；草木生于大地，岂有异殊。昔敝国乐君明晰医理，内外一切均擅兼，且解除烟患，在杭城横大方伯街创立广济医局，施诊赠药，历有年所。戊寅，乐君回国后，滕更由英赴浙，接膺此事。來医寓局者甚多，戒烟宿局者不少，祗因房屋偪窄，亦经岁久，渐至颓败，急于整治，尤须加增几所病房，添置各种器具。一时艰于经费，为此，仰祈中外贵官绅士，以及商贾，乐善众君子，推恻隐心，具慈念，愿解囊，齐集同襄是举。一面发函往英，敦请资助；一面设簿在浙，敬募输捐。俾武林省垣远近凡有病魔缠绕者，或可脱离疾苦，复得康强，无非体上帝好生之德云尔。現蒙各大宪乐输，捐数谨登于左：浙抚宪刘助洋一百元，藩宪德助洋五十元，臬宪丰助洋四十元，运宪成助洋五十元，粮宪廖助洋五十元，本道宪盛助洋四十元，候补道宪吴、唐、蒋、祁、吴、魏、宋助洋四十元，杭郡尊吴助洋三十元，仁邑尊赵助洋三十元，钱邑尊程助洋二十元。〔杭广济局英医生梅滕更谨启〕

此次捐款应该还有绅士和商人，但是，梅滕更的这则广告是专为官员做的，上至巡抚、藩司，下至府尊、县令，都一一点明。这就表明当时梅滕更对浙省官场是何等的重视！

与官场拉近的关系，后来也就有了浙省高官倚重梅滕更的事。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次年签署《马关条约》，开杭州等四地为商埠。当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交官珍田来杭州落实开商埠、划租界的事。为了在商谈中尽可能不处下风，浙省官方想到了借重洋人的身价，请看《申报》新闻：

浙省通商事宜现由抚宪委藩司聂仲芳方伯督办，提调一差委候补同知余耀乾司马，因熟悉洋务故也。至一切交涉事宜，特请英教士梅君滕更为之转达。梅君久居武林，于民情商务素称熟习。（1895年11月28日《申报》）

为此，梅滕更曾“暂停门诊十日”，全程参与中日之间的谈判，居间传递信息，调和分歧，俨然成了中方倚重的救星。其间，日方的珍田也曾托梅滕更亲自出马传信，欲访杭城丁松生家的藏书楼。在双方的交涉中，梅滕更可谓是左右逢源。

有了这样一番经历，梅滕更的身价大涨，以往是他巴结官场，现在倒过来了，官场开始巴结他了。此后，官场也就成了他的工具，随之而来的就是侵占宝石山案。细阅历史资料，笔者发现如果没有官方的认可和帮衬，梅滕更也不敢如此嚣张。

其实，梅滕更最初看中的不是宝石山，而是将台山。1894年，他与栖云寺僧人本林签订了一份租赁将台山平地的合约。后来，绅士王佐梁、曹正卿提出了反对意见：此处“有吴越王郊天故址，平广数十亩，为乾隆九年恭备圣驾临幸之所”，不能租给洋人。当时，梅滕更虽然手中已有租约，但就是拿不到地。他也无可奈何。

到了1895年，他成了浙省官场的救星后，情况就完全变了。他将此事反映给了浙江第一高官廖寿丰，廖巡抚马上将此事批转给了钱塘县令束允泰。束县令建议梅滕更另外寻找一块土地。随后，梅滕更就提出改租宝石山上的6亩余土地。他的这一要求很快就得到了廖巡抚的批准。不料，宝石山也是吴越王的文化遗产。钱氏后裔合族具呈县令，请求挽留。旗营左司柏梁也致书钱塘县令力争不可。但束县令的回答却是：“一再更易，恐失外人信用。”

显然，当时的官场是铁定了心，要“报答”梅滕更。此后，廖寿丰巡抚还指令仁和县令伍桂生协助钱塘县令束允泰，为梅滕更办好租地手续。由于宝石山上的保俶寺僧人不愿出租这6亩余土地，结果是仁和县令伍桂生用强制手段逼迫该寺僧人怀忍签字。两个县令出马，还会有办不成的事！

有了官府撑腰，拿到了宝石山上第一块土地后的梅滕更，也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扩张了：从最初的六亩五分二厘亩地，一直扩展到一百数十亩地。

当时，梅滕更是打着建医院做善事的旗号圈地建房的，但官方后来应该完全清楚梅滕更在宝石山建房的真正用意。请看当时的一则《申报》新闻：

派兵防护外人（杭州）

杭省钱塘门外西湖宝石山地方，近年以来，迭由英医士梅君等建造洋房，颇饶幽胜。现在，各西人到山避暑，而日领事署亦移至山麓，故由防营派兵二棚驻扎左近，以资保护。（1906年7月31日《申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梅滕更一直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治病救人的行善之人，但是，韬园主人发表的《重游西湖宝石山游记》和钱氏后裔上呈的控告信，揭开了梅滕更慈善面具背后的另一面：暗中倒卖房地产，大肆捞取个人钱财。

不过，当时的晚清政府是不允许洋人购置私人地产、房产的，那么，梅滕更又是如何倒腾牟利的呢？原来，梅滕更建造医院的土地来源主要有三：一是租用的土地；二是侵占的官地或无主的荒地；三是购置的土地。

在购置土地时，梅滕更往往采用“白契”的方式，通俗说就是“白头条子”，即买主和卖主分别在白纸上写明姓名、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付钱交地后，就算完事了。从不去官府缴纳过户费。所以，白契上买主的姓名也就堂而皇之地写着“梅滕更”，而不用写“教堂公产”字样。这就为梅滕更日后转手倒卖留下了伏笔。

梅滕更以“正价银三百两、贴绝找契银二百十一两”转卖给总税务司赫德10亩地，以银“一万三千两”倒卖给刘承干的二层洋楼，采用的都是这种“白契”手法。这种无视中国法规的倒腾房地产行为，地方官应该有所耳闻，但就是长期放任不管，导致梅滕更越发肆无忌惮。

笔者查阅了晚清、民国的地籍资料后发现，其实，梅滕更不仅在宝石山上大肆圈地，宝石山下也圈有大量土地，如今的北山街35号地块（妇女养病院旧址）、北山街13号地块（浙赣铁路局旧址）、石函路1号地块（省旅游局局址），均被梅滕更收入掌中，并建造起楼宇。

打着办医院的招牌，暗中却在疯狂牟取私人暴利，此种行径被新闻媒体和钱氏控告书揭开冰山一角后，梅滕更顿时成为社会各界抨击的对象。迫于舆论压力，经现场勘丈确认梅的侵占事实后，时任浙江巡抚的增韫只得硬着头皮指令洋务局总办王丰镐与梅滕更交涉，设法收回宝石山。

梅滕更见势不妙，当即向英国驻杭领事求助，自己则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坐上轮船回国。临行时，他给王丰镐寄来一信，声明“钱氏控案自有领事主持，局中亦有人代表，以备质讯”。

王丰镐只得去找英国驻杭领事，这位领事的回答却是：宝石山与拱宸桥毗连，属于通商口岸。“查该医生所建病院确在通商口岸，并未违背约章。至议结此案，本领事无此全权。应候梅医生返杭，彼时再行知照提议。”

此事就此中断。而官方也无追究梅滕更手下教徒刘铭之、陈子耕的任何举动。不料，千里之外的北京却刮起了风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交涉：一是认为《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的宝石山游记文章、《全浙公报》（1909年1月后，《杭州白话报》更名为《全浙公报》）刊登的钱氏控告书，都是“污蔑该医士之词”。二是认为杭州收回宝石山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受浙江铁路公司总办汤寿潜指使，是汤要在宝石山办“西湖公司”。由此认定浙江有反英倾向。

消息很快传到杭州，时任《全浙公报》主笔的韬园主人，一看自己的文章和报馆酿成了中外交涉事件，意识到大事不妙，只得抛弃自己的誓言，匆匆辞去《全浙公报》主笔一职，前往南京避祸。此时，他才掂量到汤寿潜先前忠告的分量。

增韫

浙江巡抚增韫马上起草公文忙着向外务部作解释。汤寿潜也在报刊上发表长篇声明，撇清与宝石山的关系，反驳英公使的无端指责。至此，由韬园主人、钱氏后裔推动的第一波收回宝石山的热潮就此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