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社会，工匠长期被视为不入流的行当，他们大多从事重复且繁重的劳动，而且经常是某一家族从事固定的工作。他们虽看起来平常无奇，但正是他们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推动着人们向更好的生活迈进。朴实无华的工匠们最关注的就是手头上的“活计”，当他们开始从事这项职业起，他们的骨子里就已经埋下了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精神。两宋之交，在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时，不知有多少工匠背景离乡，将从祖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手艺带到了新的土壤。当我们今日再次看到这些南宋官窑器物时，心中自然能体会到当年工匠们为之所付出的汗水与智慧，正是他们铸就了这座中国艺术史上的丰碑。

在我国古代，烧制瓷器是一项对经验积累要求极高的工作，从最基础的取土开始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匠来辨别哪些是适合用来烧造瓷器的瓷土，即便是看起来最为简单的拉坯、修坯工作往往也需要多年的实践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效果。至于更核心的瓷器胎釉原料的配制乃至最终烧成瓷器的过程，则更依赖工匠自身的经验，这些经验或来自自身对长期烧瓷工作的积累，亦或是来自老一辈工匠的口口相传，总之，在缺乏科学量化手段的前提下，能够熟练掌握烧瓷技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当某处的制瓷工艺向他处流转时，工匠就成为了唯一的载体，可以说我国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瓷器工艺流传一定都伴随着工匠的迁移，越窑衰落龙泉窑兴起时就伴随着越窑地区的工匠迁移到龙泉地区，龙泉窑衰落景德镇窑兴起时也有龙泉地区的窑工迁往景德镇地区。南宋官窑的建立也是如此。南宋官窑的技术来源于北宋官窑，而北宋官窑烧造的时间并不久，其大部分工艺则来源于汝窑。可以想象，在北宋末年宋金交战时，一定有大批汝窑或北宋官窑的工匠为躲避战火而迁往江南，其最初在余姚地区与越地本土的制瓷工匠进行了技术交流并相互学习，最终在余姚催生了南宋初期为宫廷服务的生产乳浊釉青瓷的窑场。而当临安重设官窑时，并无成熟瓷器烧造经验的临安地区必须要从其它地方引进具有丰富制瓷经验的工匠，而此时余姚地区生产乳浊釉青瓷的工匠则是最优的选择。当然，瓷器的烧造也是一个严重依赖环境的产业，古代交通运输不便，制瓷业因其原料依赖度和废品率高，只可在瓷土、燃料、水源等方面都适宜的地方设窑，在设窑时还要考虑窑场的地理环境、山脉的走向、地表的坡度等，只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并由此选择合适的窑炉结构、生产工具等才能较好的完成烧瓷任务。南宋官窑窑场的设置也正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其同我国南方大部分窑场一样，将窑址设立于低缓的山坡上，如此一来便可采用南方使用千年的龙窑烧造技术，既能提高产量还可节省成本。同时，将窑场设置在山区附近还可获得丰富的燃料，减少运输费用。此外，在瓷土矿的选择上其选择了本地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作胎，不仅强化了胎质结构，还对釉面起到了烘托效果。

正如今日一样，任何技术的流传也都是存在着风险的，有时一位优秀工匠的消亡便可能导致一门手艺的失传，而如果徒弟们学艺不精则可能再也无法复制出前辈们创造出的辉煌，而南宋官窑持续烧造了百余年，这其中不知有多少匠人甚至家族为之不懈努力，他们虽默默无闻，但他们不断吸取前人经验并开拓创新的精神至今仍让人感到钦佩。

南宋官窑作为南宋皇家的御用窑场，其产品专为宫廷服务，因而其不仅在制作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更汇集了当时我国最顶尖的陶瓷器烧造工艺。

杭州出土的郊坛下官窑陶贯耳壶残片

南宋官窑的产品包括陶器和瓷器两部分，其中陶器所占比例较少，多为祭器。从目前窑址出土的标本来看，基本都为模范制作而成。与瓷器相比，陶质祭器器表纹饰更为丰富，造型上与三代青铜礼器更为接近，纹饰也多以三代青铜器上常见的夔龙纹、蟠魑纹为主，有些陶器器表还印有文字。近年来，随着杭州城市建设不断加快，部分城市遗址也有南宋时期陶质祭器出土，与窑址发现情况不同的是有部分陶质祭器存在外表髹漆的情况，可以推测此类髹漆的陶质祭器应当是在南宋官窑窑场（或南宋早期余姚、平江地区的窑场）烧造成功后交由漆匠再次加工而最终完成的。因陶器与瓷器相比，数量规模较少，且陶器所需的烧造温度比瓷器要低得多，推测其应当不会利用龙窑来进行烧造，而只需要利用窑场的素烧炉小规模的烧造即可完成。

瓷器是南宋官窑产品的大宗，虽然釉色有粉青、米黄等区别，但本质上都为黑胎乳浊釉青瓷。南宋官窑窑址所在的凤凰山与乌龟山地区瓷土含铁量较高，颜色接近赭色，因而这类瓷土也被称为“紫金土”。利用紫金土作胎的瓷器在经高温还原焰烧制后，其胎中的氧化铁便被还原为氧化亚铁，氧化亚铁呈现黑色也就使得胎的颜色偏黑。这种黑胎的形成更多是窑工因地制宜取土的结果，北宋时期同样烧造乳浊釉青瓷的清凉寺汝窑，其产品多为香灰色胎，即便是到南宋初期，余姚地区窑场烧造的乳浊釉青瓷胎色也一般为灰白或浅灰，所以南宋官窑瓷器黑色的胎体并不是窑工刻意选择的结果，即便有所选择也是因为其含铁量较高可以增加瓷器的稳定结构，而非单纯为了追求胎的颜色。但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南宋官窑黑色的胎体在搭配乳浊感较强的釉面时可以对釉面产生一定的烘托效果，提高釉色和釉质的表现力，因而后世也将黑胎作为南宋官窑瓷器的艺术特色。很多后世仿官瓷器在烧造的时候，都尽量选择紫金土作胎，甚至在无法获得紫金土时会选择将铁水刷在瓷器露胎处，以达到黑胎的效果。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真正黑胎的官窑青瓷必须严格使用高温还原焰烧成，而如果在瓷器烧造过程中因某些原因导致空气进入量过多时就无法产生还原气氛，这时烧造出的瓷器胎色便不会形成真正的黑色，而是会相对偏淡，但总而言之，在官窑瓷器烧造时，窑工最关注的还是烧成瓷器的器型规整与否以及釉色、釉质是否达到要求，胎的颜色在当时是未曾进入窑工们考虑范围的。

南宋官窑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其采用了乳浊釉，这种技术来源于北宋清凉寺汝窑，但南宋官窑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发扬。南宋官窑瓷器根据器型和用途的不同在瓷器胎釉厚度上都有不同的选择，但一般来说越精巧的器物胎壁一般越薄，如果想在较薄的坯件上烧成相对厚的釉面则必须采用低温多次复烧的技术。所谓低温多次复烧就是指在瓷坯表面先施一层釉并将其放入素烧炉进行低温烧造，这样就可以增强瓷坯的机械强度，但同时其烧造温度相对偏低，瓷器釉面并未达到烧结的效果因而可以保证后期可以在其表面继续施釉，如此重复多次后再将多次素烧并施釉的坯件放入龙窑中一次性高温烧成，即可达到烧成较厚釉面的效果。这种低温多次复烧的技术在南宋官窑薄胎产品中广泛利用，很多出土标本都可在其断面看到釉面明显的分层，与之相比，胎壁较厚的器物则因其坯件机械强度足够大，而不必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烧造。

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出土陶范

南宋官窑产品种类的多样也影响了其窑具的选择，在文献中就曾形容“内窑”在烧造产品时“澄泥为范，极其精制”，这表明在当时瓷器生产中范曾作为一种工具而得到使用，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两处窑址都有范模出土。一般来说，对范模的利用最直接的便是制造一些特殊器型的产品，比如鸭型香薰、琮式瓶的组件，根据汝窑的经验也可以推断某些胎壁极薄的产品有可能也由模范制成，同时模范也可以被利用为检测拉坯成型器物是否规整的工具，起到定型的效果。在支垫具的选择上，南宋官窑支烧与垫烧并存，甚至某些产品自身就采用了支垫烧两种工艺，一般来说胎壁、釉层偏薄且质量较轻的器物会采用支烧工艺，因为器物本身质量较轻，支钉不会承受太大的压力也不会对瓷器本身造成破坏，采用支烧工艺可以达到满釉的视觉效果。而胎壁、釉层较厚且质量较重的器物则需要采用垫烧工艺，如果对此类器物采用支烧工艺则有可能因支钉强度不够而导致瓷坯在匣钵内产生倾覆，导致废品的产生。当器物垫烧时，为避免烧成的器物与窑具粘连，则必须将器物的底部或足部刮去部分釉面，露出胎骨，这样的瓷器在烧制后因足部露出黑胎便形成所谓的“铁足”现象，同时因为在瓷器烧制过程中，釉层受重力作用向下垂流，会导致器物口部釉层偏薄隐现出胎色，也就形成了所谓的“紫口”现象，所以，“紫口铁足”只是南宋官窑青瓷中采用垫烧工艺烧制而成的产品才具有的特殊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因而并不应被视为南宋官窑鉴定的要诀。

郊坛下官窑的垫托、环状支钉

除以上提到的几点，南宋官窑在生产上还具有其它许多特色，比如采用的窑具很多都为瓷质，这与普通民窑多采用耐火土制作窑具显著不同；其窑具上有时还会出现铭文，或彰显皇家气象的“大宋国物”或表示顺序的“天地玄黄”；其对产品质量的把控也非常严格，根据堆积坑出土残次品的情况来看，有些器物仅仅因为其釉面颜色不匀就被打破废弃，这些种种措施都表现除南宋官窑窑场作为皇家御用窑场具有极高的要求与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