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我13岁时，父亲托我姑母把我介绍到杭州天章绸厂做艺徒。这个厂是杭州四大绸厂之一，有一千七八百名男女工人。生产结构相当完备，从收购茧子到制成绸缎成品（除炼染外）的各个生产过程设备齐全。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民族工业兴旺的年代，加上杭绸闻名全国，所以这个厂发展得很快，四五年之间，手织机增加2/3，铁木机（即电力机）增加90%，其他缫丝、捻丝、翻丝等部门亦相应扩大。那时全厂有艺徒200多人，都是来自农村和市镇的贫苦人家子弟，年龄都是13至15岁左右。艺徒进厂要填写保证书，“三年徒弟四年半作”，“如中途逃跑，着便追缴损失”。艺徒自做三年不拿工资，三年满师后，也只能拿成熟工人的一半工资。

艺徒工作量重，工作时间长，一年中只盛夏季节每天工作12小时，其他九个月每天要做十五六个小时，从早晨6点至夜晚10点。做夜工，大艺徒每工给两个铜板（相等于2分人民币），小艺徒只有一个铜板。每个月终发一次。我们这些青年一天16小时劳动下来，只得饿着肚子睡觉。就是一日供给的三餐也分等级，老师傅吃的每天0.13元；大艺徒是0.11元；小艺徒只有0.08元，连荤腥的味儿都闻不到。我们最开心的日子是初一、月半放假天。这两天艺徒可以整理内务、洗洗衣服。但有事外出仍须批准，门警凭假条放行。三年学徒期间，一切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工厂概不负责。生起病来小病拖得自己好，大病由家长接回治疗，工厂一文不花。违犯厂规，就会遭到无情的竹片狠打、罚跪。种种苦难生活孕育着我们强烈的反抗情绪。

手织部织机师傅林居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一位不多说话的人，初中文化水平，在群众中影响较好。1926年秋，他先后发展陶稚軻、周松声和我入党。那年深秋，约我们到瑞堂巷一户墙门房子深处参加秘密会。几个弟兄都是上下年纪，只晓得要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首先要打倒军阀（当时统治浙江的是军阀孙传芳）。在会上有一位二十多岁像学生模样的青年，跟我们讲述粗浅的革命道理，通报北伐军的胜利消息，鼓舞了我们企望翻身的信心。此后继续召开这样的秘密会三四次，我们接受党的教育，对前景充满着美好的希望。1927年初春，北伐军从浙西沿富春江进军杭州，击溃军阀孙传芳，全市人民欢欣若狂。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自己的工会，公推陶维軻为工会委员长，我负责宣传工作。天章绸厂缫丝、捻丝、翻丝、拈茧、剥茧等由女工操作，织绸都是男工。女工占全厂工人2/3，资本家对她们剥削更为苛刻。为了防止男女工人互通声气引起工潮，将男女工隔离开来。上下班，男工正大门进出，女工都走后大门，绝对禁止串联。建立工会以后，就打开禁局，男女工共同搞工会活动，多数女工革命积极性像火山爆发一样，踊跃参加斗争行列。工会向厂方提出一些合理要求，要求发还艺徒存洋（即四年半做工期间，除白织数百丈成品外，还要每月克扣一半工资，满100元，作为存洋），要求改善全体工人待遇等。第一回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有些男女青年工人得以互通情怀，结成姻缘。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进行反革命大逮捕大屠杀。一天，一股反动军警开到我厂，开枪捕人。我和一部分同志翻墙逃跑，幸免于难。我回乡下老家，等到风浪过去又回到厂里做工。厂党组织除陶维軻被资本家开除出厂、林居离厂隐伏外，幸无其他损失。但从此天章厂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也中断了。那时整个杭州市能保持党组织关系的厂恐怕也不多了。

天章厂副经理李伯琛，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冬烘先生，他乘机对我们二百多师兄弟举办一个讲座会，想来“感化”我们。一次，他说了东街路“知足亭”的出典。这个亭子有块牌子，一面是“知足”二字，一面是“则乐”二字。他说一个人只要能“知足”就是“乐趣”。意思是要大家安于现状，勤勤恳恳为资本家效劳。这个讲座却引起我的思索，我想何不也利用这块阵地办所夜校，用提高补习文化为名，去宣传革命思想？我把这个建议向这个副经理提出，他一想这是“安分守己”的行为，就同意了。我们争取到合法地位，课桌教室都现成，由有文化的师兄弟汪由夏、王祥贤等当教员。我也去上课。

1930年春节后，我通过同乡骆子剑介绍，认识中共杭州市委书记郑兴同志，很快恢复了天章厂的党组织活动。先后发展王祥贤、赵佩林、朱金生、郑铁山、沈志诚等师兄弟入党，建立了党支部，由我任书记。以后从虎林绸厂转来许斌同志编入支部，他是缫丝部的小职员。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朝气蓬勃，在市委领导下，写贴标语，散发传单。当时，在杭州市，天章厂的党组织是一个有群众的完整支部，市委十分重视，我经常列席市委会议。我为市委在东街路找到坝子桥靠西一所石库门房子的楼上作为机关房子，由市委文书傅乃里夫妇居住。傅专任抄刻钢板油印文件宣传品等工作。

1930年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高峰时期，在一次市委和省委联席会议上（地点是东园巷靠城墙边一座民房里），省委书记卓兰芳提出要我们杭州举行城市暴动，由西镇（距拱宸桥约十几华里一个小镇）农民暴动起来策应。当时我内心思忖，全市只有一二百个共产党员，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形容得像洪水猛兽，大多数群众受蒙蔽，没有群众的支援，靠一二百党员怎么行？当时各县农民暴动相继失败，反动派在城市的戒备也更加森严了，我们又是赤手空拳，不是白白送命吗？会开了一夜，没有结论。几天后，西镇农民运动的火星，像闪电一样一闪即灭，为首的沈老虎同志被捕杀害。但血的教训，依然没有使他们醒悟过来。1930年春末夏初，郑兴要我们厂支部发动罢工。罢工的目的不明确，客观条件也不具备，又会是一场盲动。但我们怀着一颗服从上级的心，执行市委的指示。杭州的绸厂向来是吃过端午酒不开夜工的。这年绸缎销路好，资本家为了多赚钱，要破例开夜工。绸厂工人是按生产计工资的，只不过是热天做夜工不习惯。党支部利用这个理由，向资本家提出抗议，号召大家罢工。因为这实际上是脱离群众的行动，结果失败了。我这个“为首分子”和王祥贤被资本家开除出厂。王祥贤后来去湘湖师范读书，我来到上海谋生。同年9、10月间，杭州市委交通员何鸣高叛变，供出朱金生(朱行健)和郑铁山，两同志在宝极观巷区委机关被捕；接着赵佩林、许斌亦相继被捕。沈志诚逃回乡下幸免于难。从此天章支部彻底垮了。而后市委机关亦遭破坏。当时市委机关已由坝子桥迁至学士路，傅乃里夫妇被特务看管，来不及移动报警信号，市委何达仁同志推门进屋，发现情况有异，立即越窗外逃，被特务手枪击中腿部被俘。卓兰芳在一个夜晚，被巡逻队在路上当作刑事嫌疑犯捉进柴木巷看守所，被叛徒认出，立即调换牢房。郑兴亦被出卖。三同志均遭杀害。孙贤祥同志是羊坝头一家服装店的缝纫工，由我介绍入党，服装店是市委与萧山湘湖师范学校的联络站，孙被出卖后，湘师寿景山同志也遭逮捕。浙江的党组织在错误路线领导下，至此破坏殆尽，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