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蠹坏了南宋，然而，它还不是全部的症结所在。贾似道之前开阃在外，能够建功扬名，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较好地处理了治兵和理财等问题。那时候，他通过屯田和稳定物价等多种手段，在辖区内积累了较多的财赋，然后又凭借这些财赋供应军粮军饷、修筑军事工事，犒赏沿边将士，由此诸事得以有成。但他回到朝廷主政后，就发现遍及全国的兵、财难题，依旧是悬在头上的两把利剑，随时威胁着他的相位，还有他那个姐夫的皇位。

其实，兵、财两个难题又是纠结在一起的。宋朝实行募兵制，从此兵、民一分为二，朝廷必须得豢养数量庞大的职业军人，冗军冗费这个最大的包袱压在国家财政上，变得越来越沉重。宋蒙对峙格局下兵连祸结，战事不断，不但不能裁减军额军费，还要随时给予前线将士更多的赏赐，才可能稳住军心。绕来绕去，终究逃不过财政问题。俗话说，“兵马未行，粮草先动”。要供养军队，首先总得要有充足的粮饷，朝廷无力全额供养，就只能依赖和籴来收购粮草。从原来的现钱收籴，到后来成为强制的科敷，南宋时的和籴早已是强加在宋人身上的沉重负担。但不管怎么说，和籴总还是要钱的。朝廷既然拿不出那么多钱，就只好靠发行纸币（会子）来补漏救急。据史料记载，仅鄂州之围那一年，南宋各地就籴米五百六十万石来供应军饷，超过了当年田赋粮总额，且全部都以纸币支付。而理宗朝还有一年“因连年用兵，粮食不给，造楮币七八千万，于两浙、江东西和籴米八百余万斛，接济军饷，天下劳扰”。军饷开支越大，为和籴而发行的纸币就越多越滥，结果又容易催生通货膨胀，到最后很可能把整个社会都拖入崩溃的深渊。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景定年间的南宋经济已经脆弱不堪，濒临崩溃。拿全国的首善之区临安来说，景定元年七月，京城米价已开始不断攀高。贾似道暂时通过赈济稳定时局，并自信等到秋收之后，随着新米上市，物价自然会应声而落。这一年冬天，京师大雪盈尺，君臣满心欢喜，都说是瑞雪兆丰年。没想到事与愿违，第二年夏天，京畿近地连降暴雨，洪水成灾。到了景定三年二月，临安、安吉、嘉兴等地又接连发生大水灾，死者甚众，浙西境内民不聊生。一场天灾把贾似道原先乐观的预期浇灭了，也将南宋的财政弊端暴露无遗，朝廷虽然一次次用封桩库楮币及丰储仓米赈济临安、三衙及诸军，又赶紧招募客贩从江、湖、闽、广等地籴米入京，但米价始终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江西、湖南等地的纸币也快速贬值。全国各地的经济形势每天都在恶化，纸钞贬值日甚一日，民间物价却腾踊不止。经济生活的紊乱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逼近临安的一些地方已有军队发生骚乱。很显然，如何破解财政困局，稳定物价，稳定社会，已成为摆在贾似道面前的最大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变得刻不容缓。

物价上涨是因为纸币贬值，纸币贬值是因为纸币发行太滥，纸币发行太滥很大程度上又出于饷军和籴开支的不断增加。但是，关键是怎样才能减少朝廷和籴呢？史料表明，贾似道尝试过把他之前的屯田经验推广到其它地方，景定三年五月，尚书省就奏报：“广西诸郡措置屯田已有小效，若邕、钦、宜、融、柳、象、浔州能一体讲行，亦可省籴运。”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南宋屯田的整体成效非常有限。就连江淮等地的屯田，时间一久，也陷于百弊丛生，“淮、蜀、湖、襄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输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如此看来，屯田并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正当贾似道焦头烂额的时候，知临安府刘良贵等人向他提出回买公田的建议，被贾似道所接受。于是，景定四年（1263）二月，贾似道下令设置官田所，以刘良贵为提举，正式推出“公田法”。关于新法推出的前后经过，史籍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张睎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朝士有异议者，丞相贾似道奏：“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踰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是岁，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

江南圩田

据此，贾似道极力主张公田法，认定这是一劳永逸的治本之举。他的理由是“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踰限田”，认为只要回买达官豪富的逾限田（即超过核定标准的农田）一千万亩充作公田，平均每年的公田粮食收入就可以达到六七百万斛，几乎相当于宋蒙交战时全国一年的和籴数。不过，新法最初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抵制和反对，理宗也劝说现在正值春来农功之时，不妨暂缓施行。但贾似道以时不我待，“愤然以去就争之”，最终他力排众异，马上在浙西六郡即平江（江苏苏州）、嘉兴（今属浙江）、安吉（浙江湖州）、常州（今属江苏）、镇江（今属江苏）、江阴（今属江苏）等地试行。为了以身作则，贾似道还率先捐出自己在浙西的万亩田产，“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声”。结果，从景定四年二月到六月，春夏短短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就完成回买浙西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于是朝廷再拨付缗钱一百四十万，在上述各地置公田庄，以利经营。

与此相应，景定五年九月，贾似道借鉴南宋绍兴年间的做法，开始在诸路推广经界推排法（实为简化的经界法）。而此前一年，知宁国府（安徽宣州）赵汝楳就以推行经界，“不扰而办，职事修举”，获得过朝廷表彰。推排诸法，初衷是要通过整顿清理田赋，防止豪民大姓隐匿田产，均衡贫富赋税，提高朝廷常赋收入。景定五年十月，贾似道又着手整顿纸币，先是全面废止严重贬值的十七界会子，限期一月以十八界会子换易。但没过几天，他又以“物贵由于楮贱，楮贱由于楮多”，行关子铜钱法，“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意图“秤提楮币”（即提高纸币价值），扭转钱轻物贵的经济局面。同月，理宗病逝，贾似道扶立度宗即位，从此更加位高权重。

客观地说，景定年间，贾似道连续推出公田法、经界推排法、关子铜钱法，这一系列的新政本意都是为了挽救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就好比急症须用猛药，也是形势逼迫不得不然。故宋元之际的周密也讲，贾似道那时候也是真想要行富国强兵之策。就改革的结果看，它们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实施公田法后，朝廷就开始逐步减少和籴。据《咸淳临安志》卷九记载，景定、咸淳之际，浙西公田收入已颇为可观，“江淮之大军转般陈陈相因，京师之端平、淳祐平籴等仓无所于容，向蓄才三月，今不啻三年耕之蓄矣”，甚至因为公田收入浩瀚，不得不对临安丰储仓等大加扩修。及至咸淳四年（1268），朝廷又在临安东青门内后军寨北买地新建咸淳仓，仅此就收储公田米六百万石。时人为此作记曰：

买浙水西六州公田，蠲和籴，停造楮。时人始而愕，中而疑，久而厌然以服。呜呼！难与虑始者民也，不能什利者法也。今岁不籴，楮不造，民不加赋，皆得以自有其有，而粟之积于谷毂下者已六百万斛，隶外司农者不与焉。

《咸淳临安志》编修之际，贾似道正声势熏灼，修志者难免有所粉饰，但从其中描述的事实来看，公田法对南宋晚期增加财政收入、解决江淮军饷和籴等问题，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正因为如此，后来贾似道兵败失势，朝廷虽曾将“似道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给佃主”，决意废除公田笼络人心，但很快又以籴买的名义重新强征浙西公田年租，而且进一步扩大对两浙达官豪富和寺观田米的科索。可见，南宋末年的财政对公田依赖之深，一旦弃去公田，朝政只会更快地陷于瘫痪。

不必讳言，贾似道把那些反对者罢官贬职，充军发配，仓促间强推新法，也使得实际执行过程中滋生出各种各样的弊病。如浙西本是天下粮仓，回买公田的同时，自然也会造成常赋的减少，期间利害得失值得计较。更重要的是，尽管朝廷对回买公田作出各项约束，但因为吏治腐败，“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如最初只是要回买豪强逾限之田，算得上是劫富济贫，后来却成了不分对象的抑买，累及普通民家；公田的派买酬价不断缩水，且杂以会子、官告、度牒，加上行关子法后，旧币愈贱，名为买田，实际上往往几近籍没；乃至于各地官吏“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害。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责换于田主，其害尤惨。”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田法等政策所以备受诟病，除了上面列举的问题以外，很重要的还在于它们触犯了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正所谓“得罪于巨室”，终于招致怨谤四起。想当初，贾似道以理财馈饷而竖子成名，到后来又因为聚敛理财天怒人怨，乃至于身败名裂，真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财政问题关系着王朝兴衰存废的命脉，金朝灭亡、南宋灭亡、乃至后来的元朝灭亡，无不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历来治国理财恰恰又最称繁难，因为它牵扯的利益盘根错节，动辄得咎，任何的变动或改革都容易引发群起攻击。为此，北宋名士魏泰早就指出过：

自古为国兴财利者鲜克令终，不然亦祸及其后。汉之桑弘羊、唐之韦坚、王鉷、杨慎矜、刘晏之徒不可胜纪，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谘、元绛、陈恕、林特子孙不免非命，岂剥下益上阴责最大乎？

浙江文丛之《咸淳临安志》

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和贾似道理财都招致众口烁金，后来一个被视作北宋灭亡的祸殃根源，另一个则被认为是南宋亡国的奸贼蠹臣，他们的命运何尝没有相似之处？

不过，贾似道毕竟不是王安石。王安石虽然败了，但连那些反对变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道德高尚、自律甚严的正人君子。而且，加在王安石身上的很多责骂，更多的是源于蔡京推行的崇宁之政，蔡京说要以王安石为榜样，没想到却把北宋给搞砸了，结果倒霉了王安石，却要为那个推崇自己的人来背万世骂名。贾似道却不同，他是自己做宰相时亲手断送了南宋。当然，要是他当宰相，所行的只有前面提到的那些重刑反腐、理财富国，那么即便结局不好，后世的人们或许最多也只能说他是有心无力，有为无成，或者就像那句似是而非的评语所云——“阃才有余，相才不足”。然而，宰相贾似道还不仅于此。毫无疑问，他还是一个深谙权术而且喜欢揽权自重的人。南宋内忧外患的时局，壮年开阃赢得的盛名，又上援下推，让他一路顺风顺水，直至坐成赵宋王朝擅位专断的最后一代权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