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知府林启于光绪二十二年（1897）10月5日向时任浙江巡抚廖寿丰呈递《请筹款创设养蚕学堂禀》，其中指出因为“西人考验中国蚕子亦有瘟病，以致出丝不旺，税厘既未能减，蚕业遂以中衰”。遂提出了在杭州创办蚕学馆以振兴浙江蚕业发展的设想。

杭州蚕学馆

林启的设想得到了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杭州蚕学馆”于光绪二十三年（1898）三月在西湖金沙巷恰贤亲王祠和关帝庙正式开学，林启任总办，邵章为馆正，江生金为正教习，日本人轰木长为副教习。第一期学生定额30名，实到25名，不限省籍。“杭州蚕学馆”为全国创办最早的蚕学馆。

杭州蚕学馆的创办揭开了近代杭州职业教育发展的序幕。到1911年为止，杭州的职业教育学校已有多所，包括“广济产科学堂”“仁和县工艺女学堂”“浙江富华工艺学堂”“速成产科学堂”“杭州府蚕桑女学堂”“安定中学堂银行专修科”“钱塘县蚕桑初级师范学堂”“浙江私立农业学堂”“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杭州中等商业学堂”等十余所。

1911年，《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在《世界教育现状序》中指出：“吾国今日亟宜注意者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辛亥革命后，职业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1913年，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业教育令》及《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实业学校以传授农工商业必须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将清末高等实业学堂改为专门学校，归入高等教育管理；中等实业学校分为甲、乙两种实业学校，程度分别同实业中学和高等小学相当。各地的职业学校也迅速兴起。

从1911年至1922年，杭州的职业学校已达到13所。其中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海事、家事、医事等多种类型。主要有：“浙江省立甲种蚕业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改为“浙江公立工业专 门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改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 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1928年改为“浙江省立高级商科学校”）、“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杭州私立女子实业学校”、“杭州私立广济产科专门学校”。此时杭州的职业学校教学内容丰富，除了基础课外，还有军事训练、绘画、音乐、演讲、体育（篮球、足球)等，比如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清宣统二年（1910），杭州创办了“浙江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地址在杭州报国寺旧铜圆局内。民国元年（1912），改名“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附设机织传习所，设机械、染织（后分机织、染色），并附设艺徒班，翌年改称“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民国9年（1920），改设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民国16年（1927），在大学区制实施阶段，学校成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中学”。以后工科中学由国立浙江大学代办，定名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改称“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校的办学方针“培养手脑并用的中等技术人员，改进工头制的管理方式，改良生丝绸缎和棉麻织物的出口质量，复兴浙江的丝绸业和机械业”，具有极其明显的针对性、地域性、实践性。与工艺美术相关的染织科和机织传习所的毕业生对江浙沪地区旧式织绸工具的改造、新式织绸（提花）机推广应用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民国8年机织毕业并留校的都锦生（1897—1943）创办的“都锦生丝织厂”，将技术与艺术紧密相连，开浙江省丝织风景之先河，其作品曾经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所以对于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而言，艺术课程的设置具有专业和非专业两方面的意义。

近代杭州的职业教育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将实习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尽量给学生创造实习条件。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配有图书馆、银行实习室、打字室、簿记室等实习场所；杭州女子家事学校配有六百口提花机两部、四百口提花机三部、三综铁织机三部、二综铁织机四部、多曝机五部、打板机一部。杭州私立女子家事商业类职业学校自办工场，先是由教师主持，因为教学繁忙，不能兼顾，因此效果不佳，后由毕业生主持，由该校培养的优秀缝刺专业学生参加制造，“出品备受外界欢迎，远道者咸来定货，以致供不应求，及宽招习艺生学额……”该校自办工场的形式既给毕业生提供了工作场所，又给在校生提供了实习锻炼的机会，达到了实习、就业的双重作用。

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由此浙江的实业学校开始向职业学校类型转变，同时“省立初级中学兼设职业科，将职业教育融于普通教育之中”。1923年，《浙江省施行新学制各校改组案》被教育部批准，其中明确规定：旧制省立甲种农业、蚕业、商业、水产、森林等各校一律改为省立职业学校；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已升格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其附设之甲种工业学校也改为附设之职业学校；各职业学校1924年起酌设职业教育养成科。浙江的职业教育逐步确立起了以高级中等职业科、初级中学职业科、职业学校、小学职业预备教育为主体结构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这样的环境下，杭州职业教育中的美育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1923年浙江省教育厅《施行新学制省立各校改组办法》中规定:“各中学及职业学校教员应一律废除钟点制，改行专任教员制，但一学科钟点过少的需要兼任教员。”所以各校纷纷公布教职员工名单，从名单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学校已经开设了艺术课程，并有专门教师负责。比如在《浙江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民国三十一年度第一学期布告》中就有如下内容：“兹将本校本学期教职员工名单公布之此布:校长张之祯；叶元先生；……音乐教员⋯⋯”同时，杭州职业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在遵照上级教育部门规定的前提下，在教材的编写、购买等环节上都花了相当的心思，一些教材在排版时加入图画，比如在一章结束，另一章开始之处，留一张空白纸，印上图画，这种插图模式，既可激发学生阅读之兴趣，又于潜移默化间熏陶其艺术感知。这也是杭州美育教育的新探索。

广济医校新校区于1924年10月落成时的大合影。

但到了1930年，与当时全国职业教育陷于窘境一样，杭州的职业教育进入了低谷期。所以之后国家开始调整之前的政策，把职业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分离，并在政策上鼓励开设各种形式的职业学校。1932年公布的《职业学校法》规定“职业学校得酌量附设各种职业补习班”，1933年又颁布了《职业补习学校规程》，其中规定：“省市县应根据地方需要，设立职业补习学校或职业补习班，并奖励农工商团体及私人设立之。”从1932年开始而后的几年内，杭州的职业补习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32年，杭州有各种传习所、教练班9所。同年，市第一民众教育馆附设了商业补习学校和工商补习班。1934年，浙江商学社附设了商业补习学校。1937年，杭州市中等职业学校达到了12所，其中包括省立杭州蚕丝职业学校，国立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农业职业学校，私立济生女子助产学校等。

近代杭州职业教育汇聚了政府、个人、外国教会三股力量，公办与私人创办的职业学校在数量上并驾齐驱。在办学规模和水平上，因公办学校有更稳定、更充足的经费来源，因而稍胜一筹。公办学校办 学的连续性更强，而私立学校因经费问题停办的情况则较为普遍。杭州教会职业学校以医护学校为主，大多依附于英国圣公会在杭州办理的广济医院。从1911年到1937年，杭州存在过的职业学校共计有“私立广济产科专门学校”“杭州私立女子初级家事商科职业学校”“私立统计学校”“私立女子工艺学校”“私立女子缝绣学校”“私立女子蚕业学校”“私立女子产科职业学校”“私立济生女子高级助产科职业学校”“私立浙江地政讲习所”“私立浙江财务学校”“私立浙江试验养蜂传习所”“私立实用速记英语讲习所”“私立杭州无线电报传习所”“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私立之江无线电报职业补习学校”“私立浙江职业补习学校”“私立之江文理学院附中商科”“私立光华初中商科”等几十所。其中“私立女子初级家事商科职业学校”“私立女子工艺学校”“私立女子缝绣学校”等因本身学科与工艺美术多有瓜葛，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均有相关艺术类课程安排。但从整体上看，与其他学校相比，此时杭州职业学校的美育教育开展并不普遍和正规。

抗战爆发后，和其他学校一样，大部分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班不得不选择停办或内迁。战时杭州本地的职业教育遭受重创，但内迁学校加上新开办的职业院校也给丽水等相对偏远的地区带来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这时期职业院校呈现出明显的战时特征，医务、水利等专业教育迅速兴起。战后，经过两到三年的恢复，杭州的职业教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省立学校4所、私立11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