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七日（11月10日），星期日。在清晨的薄雾中，英国使团船队抵达杭州，在城外码头停泊。到达日期比原先预计的要早一个星期左右。乾隆皇帝在九月二十三日曾估计贡使船只大约在十月望（十月十五日）方能抵杭，结果提前七八天就到了，可见钦差松筠一路上督促催赶得很好，可谓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皇上的嘱托（“面谕”），但也可见，可怜的马戛尔尼等人一路上赶得也实在太辛苦了。

上述英国使团船只抵达杭州的时间，依据的是松筠、长麟、吉庆3人于十月初七日呈寄的联名奏折中向皇帝报告的日期，按说是可信的。但据马戛尔尼《觐见记》的记述，他们则先此一日，即11月9日（十月初六日，星期六）到达杭州，那么，两说之间哪个更可信？本书主张以后说为是，因为副使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也说是在这一天进入杭州府。如此，一直到11月14日（十月十一日）午后，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分两拨在钱塘江码头乘船溯江西航或渡江到浙东运河东下，离开杭州（离开杭州的时间，马戛尔尼他们所记述的与松筠他们所奏报的也相差一天，详情下文再述），他们总共在杭州待了约6天时间。这是使团一行南返回国途中唯一的一次较长时间的停留。六日间，在杭州这个舞台上，大清国的大臣与英吉利国的特使为着各自国家的利益继续进行着交涉，上演了史无前例的剧目。不知道使团船只到杭州后所泊码头位于何处。根据清代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客运情形，客船到杭州， 一般停泊拱宸桥附近北新关、武林门外湖墅一带、艮山门外坝子桥附近或者钱塘门外棕木场（即松木场），从马戛尔尼《觐见记》自述“方余初抵杭州城外时就船上观看杭垣景象”一语，可以约略推测，其船停泊之处不可能离杭州城墙太远；使团随员、特使座舰“狮子”号第一大副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 说“整个船队在这城市（指杭州）的中心地区抛定了锚”，他可能未必知道杭州城市的中心位置在哪里，但借此也可印证泊船之地离城不远；英使逗留杭州期间，双方出城、入城互有往返，如果船只所泊之处离城太远，往来很不方便，所以英使之船停在湖墅或艮山门外的可能性比较大。

乍到杭州的情形，据安德逊的记述，“所有的船现在都系在一起。发布命令不准使团里的任何人登上岸”去；诚然，情况确实如此：“为了防止这类企图，一个部队的中国军队，正对着船只的街道上扎起帐篷，形成一个小兵营，看守着这个使团。”自从马戛尔尼得罪了乾隆皇帝之后，清廷就这样戒防着这个“无礼”的使团。对此，马戛尔尼已是见惯不怪了。他关心的却是其他更为重要的事。

马戛尔尼在《觐见记》中说：“时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已自乘一船，自城中出迎松大人。且言见过松大人后即过船见余。”副使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也说“船在杭州前面一个村庄停下来。新任两广总督由杭州乘船到此欢迎松大人及特使”。长麟果真是从城中乘船前来迎接的吗？此事不易判断。如前文推断，长麟、吉庆在嘉兴与松筠“悄悄”会晤后，是一同回到杭州的（当然不是乘同一只船），如此，长麟并不是从城中乘船出迎的。从前引斯当东文及后文“新总督陪同松大人和特使在1793年11月9日一同进入杭州府”之语可见，在斯当东看来，长总督是到离杭州较远的地方来迎接他们的，这似乎也可佐证上面的判断，长麟其实差不多是从嘉兴开始与他们同行的，只不过快到杭州之时才让贡使知道他前去迎接他们。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长麟在与松筠商议停当之后，先行一程回杭，这样，他自城中出迎是顺理成章的。且不必在出迎这件事的真实性上纠缠，上引文中说长大人“言见过松大人后即过船见余”，这句话更值得细究。首先，长大人是如何去跟马戛尔尼说这句话的？难道是站在甲板上打招呼？推想起来可能是长麟让属下前去通报。其次，长麟还有必要去见松大人吗？似乎不必，因为他们已经谈得足够多了。所以，这句话其实很可能是长麟的虚晃一枪，以此向马戛尔尼表明他与松筠还没有见过面，需要先去迎一下钦差、碰个面后再去见他。但不管具体情形如何，反正英吉利国的正使、副使们相信长麟是从城中来迎接他们的。此也可见，松筠、长麟他们的表演很到位，真不负皇上的信任。

接下来，更大的一场戏就要上演。长麟在“见”过松大人后，“停船未几”，就与马戛尔尼相见。会见是在谁的船上？按理，既是迎接，自然是主人到客人的船上。前引《觐见记》中长麟“言见过松大人后即过船见余”，后文中又有“长大人果来”之语，显而易见长麟是上了马戛尔尼的船，但当日松筠、长麟他们呈给皇上的奏折中却说“将贡使等传至舟中”，两说孰是孰非？应以前说为是。因为在此问题上马戛尔尼没有必要讳言，他在一路的水上行程中，是松筠过来见他，或他去见松筠，在《觐见记》中都说得很清楚；倒是松筠向皇帝的奏报基本上都说是贡使或者副使过船去见他。上文说了，这不过是松筠糊弄皇上的小技巧而已。

长麟登上了马戛尔尼的船，大英帝国的特使、乾隆皇帝眼里的英吉利国贡使——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多日来盼望相见的这位两广总督——长大人。长麟给马戛尔尼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后者描述他“其状貌颇类读书明理之士，举动亦彬彬然如君子人”；斯当东也说他“态度非常谦和，没有一点高傲自大神气”。本篇开头说过长麟长得“奇伟”，马戛尔尼如此描述他，好像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当然，长麟为了完成皇上交予的使命，也要尽量表现得得 体一些，以给英使留下好的印象。长麟从松筠那里知道，贡使非常关心英商在广东的贸易问题，故甫见面，即就此问题做了善意的许诺。他向马戛尔尼说：

“兄弟到了广东之后，对于贵国商民必格外出力照顾，整顿税则一事自不必说，即便其他事务，凡贵国商人受了委曲，尽管直接向我报告，来人也好，写信来也好，我总会凭公处理。”这话说得漂亮，每一个字都说到了马戛尔尼的心坎上：大清国也有好人呐！马戛尔尼有所不知，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场白，重要的内容还在后面呢。

美好的许诺之后是闲谈，而在长麟心里闲谈却是一点儿也不“闲”。长麟装着很随意地问马戛尔尼：“从英吉利国到中国来回有多远？”马戛尔尼如实作了回答。长麟说：“原来有这么许多路啊，怪不得贵使这回到中国来，咱们皇上分外欢喜了……”正说着，长麟站了起来，忽然喊了一声：“捧进来吧！”随即有数名随从从船舱外进来，手里都捧着金黄色的物品，毕恭毕敬地站着。

长麟郑重地告诉马戛尔尼：“这是皇上加赠与你们英皇的礼物，请贵使代为收下。”那是些啥礼物呢？马戛尔尼的记述是：金色的丝绸数匹、皇上自己佩戴的荷包数个，还有一件最贵重的礼物是御书“福”字堂轴。授受完毕，长麟又将一幅御书“福”字堂轴交给马戛尔尼，说这是皇上赐予贵使个人的礼物。这些礼物的名称是刘半农翻译的马戛尔尼原著《觐见记》中的叫法，与马戛尔尼原文的直译有异，如：“福”字堂轴（使团事务总管巴罗则记述为“装饰精美可以折叠起来的纸”），马戛尔尼称之为“快乐之纸”（paper of happiness）；至于在乾隆皇帝的谕旨中，这些礼物自有其堂皇的名称。路途中加赐礼物，完全是专制统治者的做派，表明皇上的恩典“有加无已”，会随时随地地降临，让受者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前述当特使船只在山东境内时，接到了皇上“特快专递”送来的一匣奶饼。不过，这次在杭州加赐礼物，有特殊的原因。

加赐礼物的谕旨早在九月二十三日经大学士阿桂、和珅签署寄发给钦差松筠、两广总督长麟和浙江巡抚吉庆；礼物则是交给松筠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追赐礼物呢？当然不是皇上的心血来潮，而是出自于圣心的睿断。乾隆皇帝是在批阅松筠于九月二十日从山东东昌府（今聊城市东昌区）呈递的奏折时，做出了这个追赐礼物的决定。松筠此件奏折呈报的内容很多，篇幅挺长，主要是将前几日与贡使马戛尔尼交谈（贡使恳求与松筠斥驳解释）的情况详细地向皇上报告。原来，自踏上归程以来，心情郁闷的马戛尔尼在通事（翻译）的帮助下，认真地阅看了乾隆皇帝颁给英吉利国王的两件敕书，越看越不对劲，感到回国后无法向乔治三世交差，于是寻思经由钦差松筠向皇帝讨个说法。

九月十七、十八日（10月21日、22日），马戛尔尼连续两天到松筠的船上交谈。交谈中马戛尔尼向松筠提出几个问题，一是马戛尔尼觉得此次出使中国，国王交待的事一件也没有办妥，恐怕回去以后国王要怪罪他们；还有他后来在北京所递说帖中提出的请求，乃是他们国王的意思，而敕书中却说成他们自己的主见，如此，国王看了也会怪罪他们的。二是在说帖中只是恳求皇帝恩准西洋人在京居住，但敕书中却说成要求恩准英吉利国的人在京传教，为何有此异说，希望解释一下，回国后国王问起，他们也好回答。三是因向来听说浙江的茶叶比别处更好，故请求在舟山贸易，现在知道在那个地方没有洋行、通事，他们国家的商人去也无益。但是，在广东澳门的买卖还望大皇帝恩典照料。以前买卖中有点事情都是经由通事居中呈禀，如果通事不据实禀明，那该怎么办？

马戛尔尼提出这些问题，固然有向国王交卸差事时应对的需要，但也可看出，他还想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尽力。这些请求都被能言善辩的松筠一一化解，比如：之所以在敕书中说说帖中的要求是出自贡使等的主见，松筠说这是因为皇帝“念尔国王于万里之外遣使远来，恭顺可嘉”，不忍心“遽加显斥，以保全尔国王颜面”；说浙江茶叶比别处更好的话，松筠说：

“这是早年内地商民诓骗你们西洋人的话，你们不要为其所惑。”总之，松筠以其三寸不烂之舌，消除马戛尔尼的顾虑，让他尽管放心就是。据松筠就此给皇上的奏报，贡使人等在听了他的话之后，都“点首会意”,“甚为感悦”，还说“我等回去告知国王，可以永远沾恩。国王欢喜，我等也无不是实在感激”。

这些言辞，不用说是松筠编给皇帝看的；他对马戛尔尼所提问题的解答，奏折中所说的与马戛尔尼《觐见记》中的记述也相异甚多。最明显的一个情节是：马戛尔尼问及为何敕书将明明是他们国王提出的要求说成出自于他们自己的主意，这时在松筠边上有一随从，此人即是在军机处草拟谕旨之人，他听得马戛尔尼的提问，就起身向马戛尔尼道歉，说第二道敕书就是他草拟的，其中“尔国王或误听尔下人之言”等句，均非皇上之意，而是他加入的。原来如此！马戛尔尼知道了天朝竟是如此办事，心里颇有些忿忿然。这个情节，松筠是死也不会向皇上如实奏报的。

乾隆皇帝对松筠上述应答之辞的总体评价是“措词俱为得体”。松筠办事，皇上自然可以放心。皇上对松筠奏折中的最后几句话感到尤其满意，那是怎样的话呢？松筠说：“奴才伏思外夷心性虽属狡诈，然具有人心。其在热河时赐伊国王恩谕，至今感念，向奴才欢颜敬述，意甚真切。在京时既屡荷恩施，在途又叠聆温谕，伊等浙省停泊夷船及所寄夷信，无不上烦睿虑体恤，是以感激愧悔，发自天良。奴才钦尊节次训旨，与之反复讲谕，察其词色，其悔过惧罪之念，实出于畏威怀德之诚，是以连日殷勤过舟，向奴才款曲询问，似有冀图转达天听之意，理合将该贡使禀述缘由据实详细缮折具奏，恭请训示，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上面之所以大段引述，乃是因为这段话实在“妙不可言”，其中心思想是向皇上表明：贡使人等已然为自己自到大清国以来违背天朝体制的种种“无礼”行为深深悔过，狡诈的英夷终于被天朝大皇帝的无上恩威给驯服了！可以说，这是松筠拍了乾隆皇帝一个大马屁，不由得皇帝不高兴。至于松筠说外夷“具有人性”，“感激愧悔发自天良”之类的话，简直不把已步入近代化坦途的西洋人当人看，这除了说明天朝君臣的愚昧还能说明什么呢？恰恰相反，为马戛尔尼等人所亲眼目睹，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天朝，上司对于下属的作威作福、官员对于百姓的欺凌、有权者的贪腐、百姓生活的普遍贫困、对犯人的虐待等等，种种非人道的现象充斥于社会。这又是怎样的“人心”呢？

乾隆皇帝听信了松筠的说辞，考虑到贡使等预计可在十月底至十一月初间从浙江舟山放洋归国，将在海上过年（“度岁”），为宣示自己的恩典，决定再赏赐一些礼物给英吉利国国王及贡使人等。这些礼物随同九月二十三日的谕旨寄送给尚在京杭大运河山东境内努力航行的松筠。礼物清单如下：

赐予国王：御书福字一个、绣蟒袍一件、锦缎五匹、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六个；

赐予正使：锦缎大缎各一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

赐予副使：大锦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

赐予贡使以下人等：御书福字一个。

皇帝还要求松筠，等贡使等到宁波后，会同长麟、吉庆遵照办理，即在贡使将次上船时传旨赏给。颁赏礼物的同时，还须向贡使“面谕”，即要向他们说明如下一番道理：一是明白谕之以赏给礼物的缘由：“大皇帝念及你们国王诚心效款，派遣你们远涉重洋，进京祝寿。大皇帝嘉奖你们的恭顺，已优加宴请和赏赐。你们一路上行走甚为安静，今当且新正将近，你们就要登船回国了，特赐国王御书福字一个，使你们国王‘得荷天朝敷锡永迓新正祥禧’（大致意思是：永远承载天朝施赐，迎接新年吉祥幸福），一并赏给蟒缎荷包等件，以昭示皇上的恩眷。又以御书福字一个赏给正、副使及全体船员，因为你们将在洋面上过年，赐以福字，可使你们共同在大皇帝的洪福庇佑之下，安稳地在海洋上航行。另赏你们缎匹、荷包，你们应当更加感激大皇帝的有加无已之恩。”二是告诉他们“在京所请各条”之所以不予准行的理由，乃是“既与天朝体制不符，又对你们国家没有好处。你们提出在天津、宁波等处通商贸易，而这些地方向无洋行、通事，又从来没有与外夷贸易的先例，所以不能同意你们的请求。洋夷在澳门贸易已有百余年，只要你们输诚恭顺，尽管在那里贸易，仍旧与其他各国一体公平抽税，照料体恤，不必过虑。”

松筠于九月二十七日在江南境内接奉谕旨及追赏的礼物。在将礼物收贮好之后，就过到马戛尔尼的船上去说皇上要他说的话，即上述第二层意思。同时他还按照皇上的要求，向马戛尔尼展示了天朝人才之多，松筠说：“从前在热河照料你们的都是军机大臣，我位次居末。在我前面还有四人，他们才情办事皆远胜于我；尚有两位年老的阁老留在京中，你们未能得见。可见天朝人才之多，大皇帝任使之当。大皇帝驾下贤臣最多，大皇帝所办之事俱按大理，大臣们都能遵旨办事。”这是对于君主专制的赤裸裸的炫耀。接着，松筠向马戛尔尼隆重推出长麟，为长麟接见马戛尔尼埋下伏笔。至于礼物，因时机未到，不能透露。松筠在复奏的末尾又说了一番让皇帝高兴的话，他说在听他的一番言辞之后，贡使“感戴敬服之意，较之前此情状，尤属出于真诚”，如果将来到时颁给福字等礼物，那么“伊等及伊国王又得普沐恩施，自必倍为感悦”。

就这样，这些礼物随同松筠一路坐船到了杭州。 而在这过程中，特使人等的回程已经变化，主要人物及大部分随员都不到宁波去上船，而是经由内地前往广州。于是，礼物如何颁赐成了松筠必须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好在这已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皇帝要求他会同在杭州的长麟和吉庆办理。前述长麟、吉庆到浙江与江苏运河交界处迎接会晤松筠，颁赏礼品问题肯定是3位大员会商的一个重要内容，商议的结果是改在杭州颁赏。

按照皇上先前的谕旨礼品应在贡使登船返国之时（前）赏给，那么，即使改道赴粤了，合乎皇上指示精神的颁赏地点应该选在广东黄埔或澳门才是。但是松筠他们向皇上报告说，广东澳门为夷商聚集之地，如果在那里颁赏，恐为众夷商所瞩目，所以似应先期在杭州颁赏。这里，松筠他们似未将原因说透彻。不妨揣测一下他们未详说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广东为西洋各国夷商来华贸易之地，如果在那里颁赏英吉利使臣礼物，会在各国夷商中造成不好的影响，一则引起其他西洋各国的羡慕，如果其他各国都争相派员使华，按此次英国贡使的接待规格和过程，天朝岂不将“应接不暇”？二则给英国特使颁赐礼物，可能会让其他西洋各国认为天朝厚待英国，这将有损天朝一向自诩的一体公平对待各国的原则。

关于在杭州颁赏礼物一节，松筠他们其实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即在颁赏过后才联名奏报皇上。不过，这样做既合情合理也合皇上的意，因为时间紧迫，等不及皇上的批复，松筠作为钦差应该是可以便宜行事的，再者，皇上也授权他们三人会商办理。若干天后皇上批阅这件奏折，看到松筠他们建议“似应先行传旨颁赏”这几个字，朱笔一挥，在边上题了个字“所想甚妥，是见留心”，可见皇上很赞赏他们会同商量出来的办法，只是这次似乎没有给他们3人赏几对几只大小荷包。还有一个情节值得注意，根据上述马戛尔尼《觐见记》的记述，主持颁赏礼物的只有长麟一人，松筠、吉庆都未出现在现场。而他们三人在联名奏折中却未说明是如何颁赏，甚至由谁颁赏也未提，只是很笼统地说“将贡使等传至舟中，告以大皇帝嘉尔恭顺”云云。此中有何缘故？大概是因为皇上既命他们三人会同办理，不便突出个人，故笼统言之。

但是，为什么由长麟单独主持颁赏？推测起来，很可能是出自松筠的主意。松筠是钦差大臣，是三人中地位最高的，当然也最有发言权。松筠又是一个办事妥帖顾全大局的能吏，他不想亲自将礼物送出，而是考虑到长麟将要从杭州与使团随行，沿途要搞好关系，又要到广东处理棘手的英商贸易问题，所以为大局着想，应经由长麟之手将礼物送给马戛尔尼。同时，于个人情谊而言，这也是松筠送给长麟的一个礼物或人情。

前面花了如此之多的篇幅追溯乾隆皇帝追赏贡使礼物的缘由及过程，除了厘清历史的细节，还可借此体味传统专制王朝行事的微妙。且说颁赏礼物之后，松筠、长麟、吉庆是这样告诉皇上的：“该贡使等免冠屈膝，逐件敬领，欢悦倍常。俱称我等承受大皇帝许多恩赐体恤怜悯，无不上费圣心，今以我等回国道路遥远，在途度岁，特蒙御书福字，宠赐国王及我等众人，又蒙温谕下颁如许贵重之件，俾得吉祥如意，实是天地父母之恩。我等回国告知，国王必定欢喜感激，敬谨悬供，永远沾受大皇帝洪福。”这又是一番哄老皇上高兴的说辞，乾隆皇帝在这段话的末尾处批了4个字“自当如此”，可见他得意地接受了此番奉承。但实际情形如何呢？

马戛尔尼在《觐见记》中对此颁赏礼物一事，着墨不多，在一一领受赠给国王的礼物之后，对赠予他个人的只以“余亦受而谢之”一语来表述。对于御书福字，他说听华人言此项堂轴非常名贵，不仅外国人不容易得到，就是中国的大臣或贵族也以得之为荣；总管巴罗也认为“这被视为中国君主向其他君主所能表示的最高的敬意了”。此可见马戛尔尼他们对获赠礼物虽然也确实感到荣幸，但还不至于做出“免冠屈膝”之类的有损特使形象的行为。

不知道马戛尔尼会不会于中国除夕这一天将御赐给全体使团人员的福字张挂在“狮子”号座舰的某个地方，让众人沾受中国新年的福气？不知道英王乔治三世会不会将御书福字张贴在王宫大堂上，也不敢揣想乔治三世如果穿上乾隆皇帝赐给的绣蟒袍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在当今国际拍卖市场上价值连城的礼物如今在何处？想来应与在北京赏赐的礼物一道珍藏在英 国的王宫或博物馆里。

马戛尔尼不愧为坚强而老到的外交官，在接受了皇上加赠的礼物之后，马上就与长麟谈及“印度斯坦”号船长在舟山购物之事，且将该船长叫到长麟跟前，意图当面要求。马戛尔尼一路上为皇上拒绝英人到舟山等处经商而耿耿于怀，盘算着以朝廷准许“印度斯坦”号船长在舟山购买货物为开端，争取英商赴舟山经商的机会。长麟透彻领会皇上旨意，以种种理由力言西洋人不便在该处经商，不给马戛尔尼以任何可乘之机。这是长麟与马戛尔尼的首次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