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柳永的词格不高，但是周邦彦并没有采取排斥的态度，他的“集大成”主要学的便是柳词。

柳永擅长铺叙，善于驾驭词调，以大开大阖之笔安排场景，“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高手“，同时层次清晰而又具有波澜，这也是他长词慢调成功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也不是说他的铺叙是完美的，主要是缺少韵味，且多少有些公式化之嫌这些小问题。

蔡嵩云《柯亭词论》在论及清真词与柳永词关系时，便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周邦彦学柳词铺叙，不是单纯的照搬，他尽量避免平铺直叙，善于在回环往复中，变其姿态，增大其深度厚度，使其沉郁、柔婉，具有无穷韵味。

因此，夏敬观曾感到“柳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

这词境采柳词之所长外，周邦彦的生活和柳永也有相似之处，柳永是多次科考中年中榜后屡次迁调却始终没有右迁，周邦彦没有科考的黑洞，但是官途也同样坎坷。

周邦彦初来汴京时，因作《汴都赋》而被新党的王安石所赏识，迅速从太学诸生直升为太学正，此后便久不升迁。

随后几十年间辗转徙于各地，混迹于娼楼酒馆。因此，在歌词创作的道路上，周邦彦也与乐伎多有瓜葛。

在他的《片玉集》十卷中，存词一百二十七首，沿用唐五代旧调的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都是宋代始见调。尽管在他的作品中不全都是自己创作的自度曲，但是就新声所存的数量而言，自柳永以后，已经极为出色。

此外，他的歌词创作注重音律，遣字用韵皆有法度，注重文字声律和音乐乐律的融合，即便在词乐失传后，词作家依旧可以依调填词。所谓“字字奉为标准”“律最精审”当是如此。

我们如今说到周邦彦在音乐上的成就，或许马上就能联想到当年他提举大晟府，负责谱制词曲，供奉朝廷的事迹，因为他自身词调上的成就导致大家误认为他在大晟府中的贡献颇深，其实并不然。

政和六年，周邦彦提举大晟府，不到两年便出知真定府，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首先大晟府提举是个兼职，主要精力并不在大晟府。见于史料的大晟府提举有四人，分别是刘昺、杨戬、周邦彦、蔡攸。这杨戬、蔡攸都是著名的佞臣不用再多说，周邦彦在这之中便得格格不入，他不愿同流合污沦为政治得工具，因此他选择明哲保身不合作的态度。

其次大晟府主持音乐整理、修订、创制的是大司乐和典乐。作为提举的周邦彦显然没有这么大得权力，但是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以他为首的一班人，包括协律晁端礼、万俟雅言等人负责搜集前代以及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曲调，并在此基础上创制新声，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所谓的大晟新声在周集中的占比很少，多为社会上流行的燕乐新声。

总之，周邦彦的歌词创作，无论是在词境的深化，还是词乐调的融合，几乎都做到了一个极致。晚清词人陈廷焯曾有这样的评价：“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