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围东 

出版社：元华文创

出版时间：2020-10

页数：274

装帧：平装

定价：NT$420元

ISBN：9789577111869

内容简介：

宋代是中国典籍出版史上茁壮的关键时代，积极征集典籍文献，更进一步结合当时发展成熟的印刷技术，刊行各类典籍，包括儒、释、道、医学、艺术、兵学、工艺、谱录、政书等众多典籍文献。其中最能彰显朝廷角色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垂名后世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四大书。

这四部大类书不仅构成宋代的立国特色，对后世中国典籍文献的保存、出版与流传，更具有重要影响；明清二代编纂各类大典，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充分说明宋代四大书在中国典籍出版史上的关键地位。

本书兼融历史、图书、文献整理各专业领域，结合时代与制度等多个层面，揭示宋代重视文化，推动、发展的背景，过程及实绩，是一部集大成而坚实的学术力作。

作者简介：

张围东，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学士，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博士，现任国家图书馆汉学资料组编审、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兼任副教授。着有《山中樵传》《宋代类书之研究》等。

目次：

黄序

自序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宋代政府图书编纂概要

一、政府藏书的来源

二、馆阁制度

三、政府图书编纂特色

第三章宋代「四大书」的编纂出版

一、综述

二、《太平御览》

三、《太平广记》

四、《文苑英华》

五、《册府元龟》

第四章宋代「四大书」的后世流传版本

一、《太平御览

二、《太平广记

三、《文苑英华》

四、《册府元龟》

第五章宋代「四大书」的学术价值

一、辑佚

二、校勘

三、史料学

四、语言学

第六章结论

附录：宋代图书编撰年表

参考资料

一、史料

二、图书

三、期刊论文

黄宽重序

宋代是中国典籍出版史上茁壮的关键时代；不仅促发当代学术思想的蓬勃发展，更对后世的社会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一环境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印刷技术的成熟，固然不可分，但赵宋王朝在政策面的戮力推动，更是关键。

这一切得从宋朝的立国环境去探究。赵匡胤所肇造的宋朝是五代政权更迭的延续。赵匡胤建立政权后，为改变武人擅权政局变动的再现，着手推动一连串变更体制的政策，祈求稳定政局，其中「重文轻武」与「强干弱枝」两项国策影响最为深远。在重文轻武部分，宋廷一方面以具体行动，拔擢、礼遇文士，例如立下宰相当用读书人、不杀士大夫的祖宗遗训。另一方面则大量选拔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成为朝廷命官，同时由皇帝主持的殿试，让进士成为天子门生，提升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这项政策，改变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社会资源与结构，创造平民崛起、社会流动的新景象。

在朝廷政策的激励下，众多平民家族为改变个人命运或家庭地位，无不透过教育，积极培养优秀子弟获取知识，学习举业；教育的普及使读书识字的人口激增。同时入仕的士人，在朝廷广纳言论的政策下，关心国事，不仅发表意见，甚至胸怀经世致用的壮志，积极参与、推动国家社会各项兴革事务，激发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强烈企图心。在开放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结，宋代士人创发出文化的多元风貌，如文学古文运动、经学的复古风气，乃至经由儒学复兴运动，进而导致理学的大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中举入仕巨大吸引力下，众多士人，接受教育，学习举业。部分优异士人得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但在强力竞争下，绝大多数名落孙山的士人，则以知识为媒介，在社会各阶层谋生。这些人因机缘、能力、际遇不同，造成职业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其生活品味与旨趣也有区别。因此社会上出现文化多元，雅俗兼陈的生活样态，展现了生气盎然的文化生命力。

宋代士人所形塑的文化力量，清楚地表现在诗会、雅集等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以及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出版品的大量刊行与流传，让我们看到充沛的民间力量。这一现象固然得利于经济发展、教育普及跟印刷术的发达。但是促动或推动民间蓬勃的文化活动，却与宋廷为改变的立国型态所推动的文治政策，乃至主动编辑整理大型出版品关系更为密切。政治主导文化发展的角色在宋代非常明显。

宋廷为确立以文立国的新政局，落实文治政策，除了普及教育、科举取士之外，更重视文化正统的传承，因此开国之后，即积极征集典籍文献，更进一步结合当时发展成熟的印刷技术，刊行各类典籍，强烈展现文化立国、文化传承的企图心。因此在有宋一朝，由朝廷推动。积极刊刻包括儒、释、道、医学、艺术、兵学、工艺、谱录、政书等众多典籍文献。

其中最能彰显朝廷角色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在立国之初，尚处兵马倥偬之际，即由朝廷组织降国文士，编辑垂名后世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等四部著名类书，即世所皆知的四大书。

这四部大类书的编纂出版是宋朝以国家权力、组织推动文化事业的重要范例，最足以彰显宋代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的背后，政治力发挥的角色与功能，不仅构成宋代的立国特色，对后世中国典籍文献的保存、出版与流传，更具有重要影响；明清二代编纂各类大典，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充分说明宋代四大书在中国典籍出版史上的关键地位。

宋代四大书，在学术研究上具有特殊地位与价值。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吸引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不过现有的研究，多是学者各自从一个侧面或以一部书为讨论对象，未臻全面。张围东博士则以其长期在图书信息及历史专业的专长，从古籍文献整理的角度，深探这四大类书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他长期在国家图书馆服务，有缘接触各类重要版本并加以比较。

 因此展现在各位面前这部《宋代「四大书」编纂出版与流传》正充分展现张兼融历史、图书、文献整理各专业领域，结合时代与制度等多个层面，揭示宋代重视文化，推动、发展的背景，过程及实绩，是一部集大成而坚实的学术力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宋廷以政治力对这四部各具专题的类书，编纂、出版与流传的完整过程。

图书文献学并非宽重的专业，但在探讨宋朝专题，研读宋人文集史料的过程中，每逢版本、校勘等文献整理议题，时常向张博士请益，对他认真治学的态度由衷感佩。如今有缘先拜读博士的研究专著，获益良多，是以敢向学界推荐。是为序。

黄宽重识于南港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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