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每天这个时候,我总是戴上老花镜,捋去一缕挂在眼前的白发,仰起刻有年轮的脸,坐在窗前,一边啃着面包,一边打开刚收到的《知青风采报》,细嚼慢咽着看了起来。

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我的眼帘：《知青风采报》编委、顾问贾宏图……，怎么是他？多少年的挂牵无以报答!………不错，一定是他！我的恩人！我的眼眶不禁一热，眼前的字迹变得模糊，往事却变得越来越清晰，思绪一泄千里……

那是40年前的事了。17岁的我，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长大。虽有哥哥姐姐7人，却都在外地工作。老爸在我出生那年，离开了家，据说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人，解放前，26岁就当上了平阳县长，精通英语、会德语，懂地质，在当地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给老百姓做过点实事。但那时是为旧制度旧社会服务，自然被打成“死老虎”回了老家。杭州仅留了我和妈妈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出身在温州名门，知书达理，邻居关系融洽，所以，在那个抄家、批斗的疯狂年代，居然让我和妈妈逃过了一劫。只是烧毁了几张挂在家中墙上的妈妈年轻时的放大彩照（这是我家唯一的奢侈品），那是母亲最珍贵的藏品了，可惜因我害怕招蜂引蝶，一把火烧了。这让我老妈一直心疼到1993年过世。这件事也一直让我从心底里感到内疚。

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开始。母亲主动为我报了名，去黑龙江。

初次离家的我，一方面怀着对母亲的依恋，一方面又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新奇及幻想，立志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做一朵勇敢、坚强的冰凌花。

初春4月的黑龙江，还未脱去冬装。我们干活的水田，水面上还结着薄薄的冰碴。我们没有任何装备，只能光脚下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跟我下！”随着老连长的几声吆喝，站在田埂上的知青们纷纷下水，我当然不甘示弱，撩起裤腿，蘸着水试了试，本能地缩了回来。哇，好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终于双脚都下进了水里。我们的工作是平地，就是把地整平。这个工作，让我对“水平”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高于水平线的泥土，你要把它拉大锹铲平，可低于水平线的土地，尤其在田埂边上，有时可能是一个大坑，在水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一脚踩下去，大半身掉进泥坑里，成了个泥猴。上了岸，被冷风一吹，棉衣外结成冰壳，光着的双腿，被风刮成一道道龇牙咧嘴的小口子。回到宿舍，含泪用凡士林涂满伤口，躺在被窝里，双腿如火如燎……。熄灯后，你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同伴被窝里的抽泣，你可千万不要试图安慰，引来的将有可能升级为嚎啕大合唱……。不过，这一切我可没敢告诉妈妈。为了让妈妈放心，我会兴奋地[SITESERVER_PAGE]

告诉妈妈“你亲爱的小女儿已经第一次学会了洗被子、翻棉被……。”

农田的工作是辛苦的。为了脱胎换骨，我总是做别人干不了的事情。所以至今，我的左肩比右肩承受力大，握锹把铲，左臂比右臂更有劲。那是因为，需要左右两边干的活，如脱谷机出口扛麻袋、脱谷机两旁喂稻捆，左边的位子一般人不会干，我学会了，就很少有人来替换，我也只有咬着牙硬挺。每次收工，我总是干到最后，双腿已经拖不动了。每次参加“春耕动员大会”、“秋收动员大会”，总是令我胆战心惊，真的，我只是一个小女人啊！

望着周边小屯的茅屋里，透露着家的温馨灯光，鸡啼狗叫，门口站着几个小孩，拖着浓浓的鼻涕，伸出肮脏的小手，我想，这难道就是我的未来？就是我的子孙后代？

1970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我符合回杭“特照”条件。杭州所属街道，为我办理了特照的相关证明，并将我的档案送交区委，再转交市有关部门。不想没了下文。

1973年街道为我重新打了报告，又一次送区、送市，我自己也多次跑到市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熟悉了那位负责接待的人。他可从来就没给我好脸色，却也从来不告诉我不批的原因，只是让我回农场等消息。无奈，托人提了一篮子栗子送去，才了解了真相：是父亲的历史问题。当时有人说：“如果你母亲与父亲离婚，上午离婚，下午就可以办返城。”

可怜的妈妈，颠儿颠儿地赶到诸暨乡下要求和70多岁的老父亲离婚。老父亲老泪纵横，死也不肯离婚。他怕老年孤独，怕8个孩子没有一个要他。他知道，自己给子女带来的伤害有多大。母亲极力说服了他，说为了女儿的前途和一生，他一定要答应。

父亲终于答应了。最后他流着泪说，10年内，我一定返杭！一定要复婚！（果然，1988年80多岁的父亲得到平反。结论是“为解放杭州有过贡献，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有益的事”，回到了杭州，回到了家中，当然婚是不用再复了。可怜的父亲，一生被政治拖累，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哭了，他说“我真正做人了……”。）

母亲拿到离婚证，由街道第三次送上“特照报告”，心想，这回总该没问题了吧。到了市毕办，又没了下文。又托人打听，说是中央有文件规定，1974年上半年办的离婚有效，下半年办的无效！

1976年，无望的我，看到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心中如拨开了一团乌云，见到了一丝阳光。我感到委屈、困惑，动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可惜这封信没有留底），大意是，政府对我的特照处理，不符合党的政策“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在农场是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首批入团），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尊老养老的传统，等等。

信写好了，怎样让邓小平收到呢？正好眼前有一份“黑龙江日报”，上面有“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贾宏图”几个字，对贾宏图我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我想，他一定会帮我的。我立即在信封上[SITESERVER_PAGE]

写上“人民日报记者贾宏图同志收”，同时在信内写到：“贾宏图同志：我怕上面会收不到我的信，烦您将这封信送交邓小平。”

同年，一篇《向拔根的总司令开炮》的文章在主要报刊发表，邓小平被重新打倒。农场的党委熊书记拿着我的信，悄悄说，这封信落在我手里，还给你，如别人知道，你又要遭殃了。幸亏熊书记帮我躲过这一劫，我对他心存感激。我拆开信，只见有一封回信：“你的信已经转交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请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处理。”处理结果会怎么样，是当皮球踢了？我又一次失望了。

1977年，正赶上第一次恢复高考。回不了杭，决定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68届初中，正赶上文革的我，文化考试底气不足，尤其是数学，那是丁是丁、卯是卯的事儿，不会就是不会。回杭后为了一纸大专文凭，我硬是把数理化自学丛书，从初中到高中一题一题地摸了个够。我报了个中专艺术专业，因为报这个专业不用考数学，只要考语文和政治，再加上面试。谁知，我报考的“哈幼儿师范学校艺术专业”合江地区仅一个名额，连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眼看我将失去上大学的机会，那年我25岁。

谁知，农场小楼的大红榜上，录取名单上竟有我的大名！

我直奔小楼，说你们一定搞错了，我少考一门，又没参加面试。工作人员查证后说，“黑龙江今年的录取分数是3门120总分，你两门158分，当然录取啦！而且语文好像考了第一名。”

经过反复斟酌，我选择了会计专业。开始了我的会计生涯。我相信我自己，学什么就能学好，干什么就能干得出色！

就在我上学一年半后，知青大返城开始。每走一批，我和我的知青同学都会收到信或电报，催我们退学，恢复知青身份返城。我和知青同学一起打了“退学报告”，可是学校不批，说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考试入学的，毕业分配的位置都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排好了。经不住我们软磨硬泡，校长终于在1979年1月3日同意我们退学。

在哈尔滨火车站，一群又一群的知青往南走。听到我往北走，大声叫道：还往北走？你走不了了！中央78年12月28日有文件“知青不能动”……我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耳边回响着校长的话：你可不要蛋打鸡飞哦！再回来我可不收你哦！眼前一黑，瘫倒在哈尔滨站的座位上……

躺在车站的座椅上，真想永远闭上那双眼睛。回忆让人撕心裂肺：我的初恋的男友在农场4年的山盟海誓后回了杭州。我返城的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让他和他家人失去了信心，在4个月前分了手。当时在我带的行李中，还保存着我未来得及发给他的信，信中夹着5元给他零花的钱；还珍藏着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夹着他寄给我的袜子；还有那4年来他给我的信，厚厚的一大叠啊！在我得急性肝炎（在护理一个得肝炎的知青朋友时被传染上了）住在佳木斯医院，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那信里写了一段曲谱，是当时流行的《沂蒙颂》插曲，前面的“愿亲人……”几个字都不敢写，只用了几个音符代替，在那个令我感到冰冷的日子里，还有什么能比这几个音符更让人动心呢？……

拖着疲沓的脚步，绷着一张惨白的脸，面对着农场医院马院长（我上学前就职处），马院长已经了解了我的情况，安慰我说：“可怜的孩子，我没有办法。军令如山那！我给你全套病历，给你探亲假，你自己回杭想办法吧。”

1月6日回到了杭州。怀里揣着北京给我的回信，找到了省革委会。信访办的同志说，你的信已经交给市有关部门处理。找到市里，那人答复说，你可以回来了，作为遗留问题处理。不过你的档案都没有了，又必须是1978年以前的资料。你自己去找吧。

世上总是好心人多。回到街道，街道书记流着泪说：“这个姑娘太罪过了……”当晚，街道一班人，从堆积如山的档案屋里，调出了我的积满灰尘的“特照申请报告”,连夜送到区里，区委又直送市里。

1979年1月13日，我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办理返杭手续。折腾了10年的我，浓缩成10天，终于回到了我生命正常运行的轨道，谢谢一切曾经帮助过我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