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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淑儿:“奶仔头”开花结果不在农村
来源:  作者:  日期:2010-11-04

“厂社挂钩知青点”是那个上山下乡、支边支农年代的最后一种形式,那年正好是1974年10月,我高中毕业,就到父母单位所挂钩的知青点——富阳新登湘主公社插队。记得那天是父母单位开车送我们去的,我是第一次离开城市、离开父母。送我们的队伍敲锣打鼓,而我却眼泪汪汪。到了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欢迎我们的人一拨又一拨,还有来看热闹的村民们。

我们一起去的10几个知青都住在半山坡的红砖瓦房里,齐刷刷的一排。知青点是4人一间,同吃、同住、同劳动。城里还派来了带队干部,是个仅比我大5岁的女同志。可能是带队的干部略知我在读书时是学生干部的一点信息,还是我们有缘分,总之,我感觉她对我特好。晚上,我总要调皮地挤到她的床上去说悄悄话。她告诉我,她的男朋友在部队当兵,他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有一次她还问我“你以后准备找什么样的对象?”我鬼脸一扮说,“找个大学毕业的吧。”这个女干部身体很棒,就是有个妇科病痛经,每个月例假来时痛得在床上打滚,实在熬不牢了她就要我整个人压在她的小肚子上她才好受点(每当此时我还忍不住偷偷地笑)。我听老年人讲,女孩的痛经病结婚生孩子后会好的,果然她一年后回杭州,之后结婚生儿子,痛经病确实好了。带队的一年中,我俩亲姐妹似地生活在一起,她真像大姐姐那样地在各方面照顾我,使我较快地适应了农村生活。一年之后,我在当地的人气指数大增,在生产大队乃至公社也小有名气了;假如按当今的流行说法,我周围有许多“粉丝”。

富阳新登人称呼未出嫁的姑娘为“奶仔头”,村里人都知道杭州知青点来了个清秀标致、细皮白嫩的“奶仔头”。所以我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很友好地和我打招呼套近乎,如果我在田间干活,会有好多人来帮我。记得第一次挑猪栏,就是把猪栏里的猪粪稻草挑到田里去耘田,几个好心人非要我做过秤记账的轻便活。我哪肯啊,因为我生性是要强的人,怕被人看不起,说我怕脏怕臭,所以我还是去挑猪栏和耘田。可是晚上回到知青点,我晚饭也吃不下了,手怎么洗总觉得有股猪粪臭。对这次的事我特别刻骨铭心,因为这个连当地人都觉得最脏的活,我竟把它当作是对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彻底改造。

有时候苦甜总是相兼的。由于我处处争先,下乡的第二年杭州市商业系统知青点优秀事迹介绍会上,我坐在杭州市工人文化宫主席台上发言。那个主持会议的副局长还在会上介绍我如何不怕脏,不怕臭,下田脚烂了,脚上都是一个个的烂疤,照样不请假。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在队里挣工分要挣得360天(除去春节)满勤,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天寒地冻,天天出工。现在想起来也蛮好笑的,每天就是挣6个工分,3角6分钱。如今,哪个会为这点钱而这样子干活!但那个年代不同,如果你不去劳动,不出勤,就会被村民看不起,说你是懒婆娘,更重的会被说成不安心在农村干一辈子。为了表现我愿意干一辈子,我必须天天出勤。在“双抢”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起早摸黑地和农村的姐妹兄弟叔叔阿姨在一起,头戴斗笠,身穿蓑衣,腰围汗巾,已经[SITESERVER_PAGE]

是个十足的新登“奶仔头”。我下乡时的体重是87斤,后来增加到110斤。我以为自己这样是真心干一辈子,其实还是虚的,最起码心底深处是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抖出一点“隐私”来说吧!

那是我下乡的第二年,刚好20虚岁。一天,我干完农活回知青点,在田埂小路上碰到村小的民办教师(在这里,我先把后来了解到的他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他姓刘,在村里属富裕人家,而且是独苗。在村办小学当教师,是仗着关系进去的,因为他叔叔是村支书),在我还没对他反应过来时,他已经红着脸慌忙将一张纸条塞给我,然后自管自地走了。我纳闷了,赶快打开纸条看,一首情诗跃然纸上。20岁的我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求爱信,当时我感觉脸是通红通红的,心扑扑地跳,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错事,我其实还没和他打过交道啊,他怎么会这样的!由于有他的这一鲁莽举动,害得我根本不敢再走那条田埂路,生怕再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没过多久,小伙子参军去了,我才放大了胆子。想想当时我为什么怕这种所谓的“情书”,主要还是怕做农民的“老娘们”(村里叫结婚过的女人为“老娘”)。因为我们村子里有两个杭州老知青,就是插队落户后和当地农民结婚生子,看她们那副样子,都和土生土长的一样,什么农活都要干,什么家务都要做:看孩子,割猪草,喂猪,下田插秧割稻,上山砍柴,她们已经彻底地脱胎换骨了,但我不甘心过这样子的生活。

还有一个笑话。我下乡的第二年,大姐要结婚了,那个年代兴娘家陪嫁送脚盆(大小三个)、马桶。我所在大队地处半山腰,木材资源较丰富。我得知大姐要陪嫁的这些东西后,就和大队长讲了,大队长很爽快地答应给我做好,而且特派他弟弟用拖拉机把做好的嫁妆送到我家。他弟弟从杭州回来后,村里人都议论开了,他们说,大队长弟弟给我家送东西,他弟弟要和我找对象了。真是天晓得!可是农村里一户人家有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只是一个小队的人晓得,而是全村人都晓得。以前每次回知青点要路过大队长家门前,队长的老婆都会很热心地叫我去歇个脚,如果有点心什么的,也会叫我吃点,我也会很大方地进去和她们聊家常。自从有了这个风波,为了使流言不攻自破,我每次有意绕个圈子不往大队长家门前走。过了不久,大队长的弟弟在本队找到了媳妇,总算让我敢从他家门口路过,也恢复了往日的自由。大队长的弟弟结婚,我还送了礼喝了喜酒,那个新媳妇也知道此事的,她看到我还怪别扭的,而我倒很轻松,因为我解除了心理压力。

话说回来,并不是我先知先觉——料到自己可以回城,而是早些年下乡的、支边的个别人已经回杭州,社会上也有知青可以回杭的政策在流传。但村民不是很了解,他们以为我也会和前面的老知青一样会嫁给他们,也想结上城里的亲家。但我心底是有杆秤的:努力“改造”自己是为了早日回城里工作(这样叫实话实说),自己嘴上说愿意在农村一辈子,心里头是不愿意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这样,我干农活两年后被公社抽去当会计了(是拿工分的会计)。

说来也怪怪的,我做会计没人教,因为我很自然地接了那个因为经济问题受审查的老会计的班,于是就照样画葫芦(照老会计的账去做)。由于做会计了,也就不用下田干活了。我这没会计水平的小会计一直干到回杭,回杭后也是小会计,1993年起才转行做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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