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史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明清江南史研究更加活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事实上，明清江南史不仅是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本文拟从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史、世界经济贸易环流中的明清江南、明清江南与中外互动、江南文化中的世界元素、中欧比较视野下的明清江南等方面，谈一点想法。

宁波在唐宋时称“明州”。中唐以后，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明州成为江南与日本等地商业运输和人员往来最频繁的港口，也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作为一座濒江近海的港城，宁波不仅发挥着地方行政中心的作用，也扮演了水陆转运枢纽的角色。宋代以后，随着国际贸易的重心由陆路转向海道，宁波也日益凸显出海疆重镇的风貌。元代称宁波为“庆元”，明初始以“宁波”为名。明政府在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浙海关即在宁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宁波不仅与北至辽东、南达闽粤澳各地往来频繁，而且与日本等东亚各地均有极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是东亚海域交流中举足轻重的枢纽港。

宁波及其附近的舟山群岛有山海相连的优势，虽耕地不足，但多产药草、木材，鱼盐海产也极为丰富，是中国东南以水陆交通要道为连接点、贸易便利的港埠。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在明末麇集了大批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商人，迅速发展为国际贸易中心，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誉为“十六世纪之上海”。活跃在这片海域中的船只，主要有来自上海及长江口的南京船、来自宁波的宁波船以及普陀山船。从中国到日本长崎，据船的航行能力和风向不同，快则5天，慢则20天左右即可到达，主要货物是丝绸、棉纺织品、药材，此外还有鹦哥、颊白、金雀鸟、沉香鸟、倒挂鸟、相思鸟等。故而，学者们试图对宁波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有更全面的认识。

乍浦也是宁波船的起航地。乍浦地处杭州湾北岸，依山傍海，自古就有“江浙门户”、“海口重镇”之称，是清代浙北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出入其间者除了商人、船员，还有知识人、漂流民等。在双方贸易品中，书籍和文房四宝占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1637—1833 年，仅从乍浦港运往日本的绘画就有62586幅、毛笔235198支、墨5792箱（另有435块，重2530斤）、纸张201988连（另有11980张，60625册）、书籍742箱。当时从乍浦港驶往日本长崎港的商船，差不多均载有汉籍，有时一艘中国商船装载着上百种汉籍，总数可达几百部之多。乍浦港集中了一批会馆、公所和书院，不少学者、文人纷纷来此访书探奇，并留下不少诗篇，道光二十六年（1846），由沈筠编集的《乍浦集咏》中就有“海不扬波俗不浇，迎龙桥接凤凰桥。东洋雕漆罗番市，南浦明珠烛绛霄。异域车书通日本，遐方琛赆驾秋潮”，反映了乍浦港与长崎港间繁华的通商场景，也是书籍贸易盛况的写照。据日本史家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至咸丰五年（1855），经长崎港进口的汉籍多达6118种，共57240 余册。有时一部中国新书刚刚问世，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就被贩运到日本，很快被日本人训点、翻刻、摘抄等，广为流传。

乍浦还进口大量日本书籍，中国商人运回大量日人编著、翻刻的书籍以及日人保存的我国早已失传的古籍。这也促使文人学士云集乍浦，访书、买书，打听“可有新来日本书”。据黄遵宪《日本国志》“经说书目”统计，江户时期日人编著说经之书达460余种，其他崇奉儒学的论著和翻刻、训点的汉籍，亦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学术佳作。如山井鼎所著《七经孟子考文》，对校“七经”和《孟子》，开日本考据、校雠学之先河。后经儒臣物观（荻生总七郎）再行校订，成《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书，经清商伊孚九运至中国，对清代学术影响颇大，深受中国学者的称赞和青睐。寓居杭州的著名学者、刻书家和藏书家鲍廷博所编《知不足斋丛书》便收录此书，该书还是《四库全书》经部收录的唯一一部日人著作。浙江秀水藏书家朱彝尊曾在高氏稽古堂看到日本镰仓时代的著名史书《吾妻镜》，视其为海外奇书，甚是喜爱，还专门撰写《吾妻镜跋》，概述该书内容和收藏经过。江苏吴县朴学之士翁广平从尤侗家访得这部海外奇书，加以补缀，七经寒暑，五易其稿，于嘉庆十九年（1814）完成《吾妻镜补》，征引书目多达190种，其中日本典籍多达41种。由此足见东亚学术互动之频繁。

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以16世纪地中海周边诸国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为中心，描述了一段在种族、宗教、政治冲突与融合上异常复杂的区域史。该书以海路交通为纽带的思路，给学界提供了以江南地区与日本的交流为着眼点的新角度，将江南与日本、朝鲜、琉球等东亚各地视为彼此关联的网络，从一个海域空间来观照江南，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历史世界”，转变了以往将海洋空间作为陆地历史延伸的指向。

15—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把中国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带到世界性贸易环流中。严中平认为，16世纪下半叶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棉布、夏布等，因价廉物美，十分畅销；中国纺织品还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畅销不衰。中国的丝绸和生丝不仅是身处马尼拉和墨西哥等地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也为墨西哥一大批丝织工人提供了谋生机会。

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了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江南的丝绸、棉纺织品，无论是在中日贸易，还是在南洋—太平洋—美洲的贸易之路上，甚至在中俄贸易之间，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湖州所产丝绸，因其工艺精良而畅销全世界，被称为“湖丝”或“辑里丝”。松江府及周边市镇生产的棉布是仅次于丝绸的出口品，在西方风靡一时，以江苏嘉定、宝山一带所产“紫花布”做成的长裤，流行于19世纪法国民众中间，也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当时江南市镇出口的棉布物美价廉，被西方人称为“在色泽上和质地上仍然优于英国制品”。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也促使优质生丝、丝绸、棉布畅销海内外，使人们看到了江南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

16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西方人笔下不时提及“南京布”，即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和闽广商人等贩运的产自江南的棉布。据海关档案显示，清初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一般均装有南京布，每艘少则几百匹，多则上千匹。1786—1833年，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布达4400余万匹。美国首航中国的“中国皇后号”返航时也载有南京布。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美国商船有记录的39年中，平均每年输出的南京布达614191匹，是英国商船输出量的1.5倍。南京布还通过陆路被运往俄罗斯，从18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8世纪结束，棉布一直是俄罗斯进口量最大的商品，其中主要是南京布。

江南的生丝、丝绸、棉布等通过全球化贸易流向世界各地，在这样的贸易结构中，海外各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通过丝—银环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据全汉昇统计，1571—1821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都流入中国。弗兰克也认为，17—18世纪美洲生产的白银及欧洲获得的白银中约一半（3.9 万吨）被转辗到亚洲，主要流入中国；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流入中国。故而，在1800年之前的250年里，中国获得约6万吨白银，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左右。在与亚洲互动和世界接轨的这场经济贸易环流中，江南出产的纺织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江南经济的长足发展，也为开埠以后江南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南是明清时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学派林立、人才辈出的人文荟萃之地。明末浙江余姚思想家朱之瑜（号舜水）“学问淹博”，“善能熔铸经史”，抗清失败后他辞别故土，流亡日本，其学问和德行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尊重。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请他到江户（今东京）讲学，执弟子礼，日本著名学者纷纷慕名来从学，被视为“在日本的孔夫子”。朱之瑜摒弃儒家学说中的空洞说教，提倡“学贵有用”、“学贵不阿”，他还曾以《礼运》大同之说为本，揭示日本政治改革的道理，希望日本移风易俗，以尊王爱国为要旨。他的思想对日本综合国学和神道、倡导尊王和大义名分的水户学影响很大；以舜水学说为宗而形成的“江户学派”，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朱之瑜不仅“格物穷理”，熟知古今礼仪，还精通“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物之制”，他把江南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带到日本，并参与设计建造日本的学宫、孔庙、圣堂、后乐园等，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清江南还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据点。明末清初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许缵曾等，晚清的王韬父子、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沈毓桂、徐寿、徐建寅、华蘅芳、华世芳等，都积极与西方学者互动。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是现存首幅由中欧学者合作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该图熔铸中西知识系统，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知识表达之准确性和丰富性，远超同时代欧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属于当时最高水平的世界地图。徐光启还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 ）一起编译了介绍西方水利技术的《泰西水法》，该书在江南学界广泛流传。晚清任职于上海墨海书馆的李善兰和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遵照徐光启等为《几何原本》规范的体例，续译《几何原本》后9卷。韩应陛对伟烈亚力与李善兰续译《几何原本》颇为感叹：“夫徐、利俱精天算家言，李、伟烈亦俱精天算家言；徐居吴淞，李亦寓吴淞；利生于欧罗巴而游于中土，伟烈亦生于欧罗巴而游于中土；利信奉耶稣，伟烈亦信奉耶稣。前书徐、利各撰一序，此书李、伟烈亦各撰一序。何前后一一相同，如是顾未知后日亦得收入‘四库’与否也！”《几何原本》译全后，江南数学家纷纷参与研究，江南许多新式学堂还将其作为几何学教科书。

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不仅是异域知识信息和外来学术传入的桥头堡，也是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及日本输出的中转站。明末江南刊刻了大量汉文西学书籍，其中最突出者即李之藻。他将西方传教士编译的《天主实义》《辨学遗牍》《七克》《灵言蠡勺》《职方外纪》《泰西水法》《几何原本》等19种汉文西学书籍，分“理编”和“器编”两类集结成《天学初函》。18世纪初，尽管日本实行严格的禁书制度，《天学初函》中与天主教无关的科技书也被准许进口，甚至连整部《天学初函》都被偷运至日本，在知识人中间辗转抄写、研究。《天学初函》收录的《职方外纪》《泰西水法》《几何原本》等，也为朝鲜思想家所容受，如星湖学派领袖李瀷的著述中就可以见到这些汉文西学书籍的大量印迹。晚清江南更是东亚知识环流中的重要中转站，上海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刻的《地理全志》《大英国志》《博物新编》《地学浅释》《化学鉴原》等，亦多有和刻本问世。

这种互动还充分体现在绘画艺术中。明末西画东渐，海西派画法从宫廷传至江南，影响深入民间，采用透视法的桃花坞“姑苏版”年画即为典型。桃花坞年产年画数万张，远销日本、东南亚。中国版画对日本浮世绘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中就包含使用透视法的姑苏版年画，自称首先运用透视法的江户时期浮世绘画家奥村政信，其《唐人馆图》就摹写了一幅乾隆时期的《莲池亭游戏图》。这一中—欧—日绘画环流，也体现在晚清画家任伯年的作品中。他曾到“中国西洋画的摇篮”——位于上海的土山湾画馆观摩素描、写生、水彩画抹色及油画上彩，认为用铅笔画素描与其学过的擦笔画有不少相似之处，没骨花鸟丰富的色调明显受到西方水彩画的影响。他不仅吸纳欧化技法，也学习兴起于17世纪初的日本浮世绘的图式。清末沪上画坛与日本画界交往密切，日本浮世绘作品通过日清贸易研究所贩卖到上海。任伯年有不少订单来自日本客商，日医冈田篁所著《沪吴日记》对此有详细记载，任氏画作还被收录于1936年原田谨次郎编著的《中国名画宝鉴》。为契合买方趣味，任伯年的画作适度采用色彩艳丽、光影和明暗变化的新形式。个体活动在亚洲乃至世界环流大势的推动下，迎合了历史的潮流。

江南与亚洲乃至世界互动所形成的经济互补、人员和技术交流，必然带来文化构造上的变化，给明清江南文化留下了很多世界性元素。

1. 吸纳异域不同物产和融汇各种元素而实现的“郑和大交换”

明初南京、苏州、松江、镇江等地都有庞大的官营造船业。南京有宝船厂和龙江船厂，是海船建造业的中心，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有很多就是在南京船厂建造的。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都代表永乐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物，向他们表达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产品，同各国商民平等贸易，换回海外的特产，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统计，共有11大类、191种货物。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将15世纪以来关于生物、文化等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的交流命名为“哥伦布大转换”，我们不妨也将郑和下西洋及围绕这一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之间大规模的货物交换和文化交流，称为“郑和大交换”。这一交换进而影响到江南本地文化，永乐九年（1411）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时，永乐帝决定在南京狮子山西南麓建静海寺，来供奉郑和带回的佛牙、陈列海外珍品，并在寺庙内种植郑和携归的珍贵树种。为报答生母硕妃的养育之恩，永乐帝还在静海寺东南建造了大报恩寺，寺内建有高达78.2米、融中外不同元素的五色琉璃塔，塔身白瓷贴面，琉璃拱门的门框饰有狮子、白象、飞羊等充满异域风格的五色琉璃砖，被称为“天下第一塔”。

2. 西来东往：外来移民和留学海外的江南学子

近代上海不仅吸纳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定居，登记的常驻外国移民曾达到15万人，包括世界一流的建筑师、技师、艺术家和商人等，他们将各自国家的文化带到江南。宁波、南京、上海等开埠后，又为引入、融汇外来文化提供了舞台。晚清最后40年有中国史上赴美、赴欧和赴日三次留学高潮，近代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为代表的江南城市成了留学生走向世界的津梁。江浙一带城市的知识人先后留学欧洲、日本和美国，不少人学成归国后服务于政府、教会和民间的专业机构，如舒高第、沈纮、汪有龄、杨廷栋、杨荫杭、鲁迅、蔡元培等，其中不少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领航者。

3. 江南城市文化的多元性

随着15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先后成为西方传教士和异域商人主要活动的地区，西方人带来了从天文地理到水利机械，从油画、透视法到摄影术，从解剖学到放射性理论等科学、技术和文化。地处江南核心区域的城市陆续成为展示西方文化的窗口：从葡萄酒、啤酒到西餐，从煤气灯、自来水到电灯、电话、电报、公共交通等，并逐渐引进了西方的制度文化，如银行、证券、邮政、诉讼律师等，促进了城市管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近代化，并在江南城市中形成了一个不同文化相互竞争、交流、融合的平等机制，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江南文化呈现出一种复合型的文化形态。

2000年，美国加州学派代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将江南与英格兰进行对比后，认为在工业革命前，江南并不比英格兰落后，与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的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讶异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 年英国一样多。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他说明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两者分道扬镳、分别走向落后和先进的分水岭，结果发现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世界“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时间节点。这一观点与先前流行的明以后中国已落后于西方的论断相去甚远。国内学界较早呼应海外学界关于1500—1800 年经济全球化论说的是樊树志，其代表作《晚明大变局》通过对江南市镇的长期研究，不仅印证了彭慕兰的分析，也呼应了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关于经济全球化中东方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观点，指出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棉纺织行业中达到的水平，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江南丝织业的工艺水平也领先于欧洲。

李伯重长期致力于江南经济史研究，先后完成《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等一批学术著作。他尝试从世界视野出发，又立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通过对“江南道路”的分析发现，西欧道路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并未经过验证。所谓“西欧道路”，其实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因此，以之作为研究的默认前提，是盲目套用英国模式，是一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是想要证明西欧道路也适用于中国，而非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点。他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后发现，“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核心的历史发展观，是建立在一种对英国模式过时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李伯重既能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与之对话，又能跳出西方研究模式得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李伯重总结出全球化视野不同于以往世界史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以“社会空间”而非“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二是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三是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他比较了传统的中外关系视角与全球史视角，指出传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对象是中国和西方，而西方又指西欧部分地区，强调“单向关系”，即16世纪以前是从中国到西方；从16世纪开始则是从西方到中国。而从全球史角度来看，这些认识是存在问题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15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大多是间接的，但也有直接的；不只一种方式，而是多种途径。因此，这种交往虽然终端在中西，但过程又具有全球性。

明清时期是东西方海洋活动开始频繁的时代，也是世界真正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江南史的大结构和大进程的叙述需要宏大的全球史视野，甚至其中个体生存与活动的细节，也有变动中的宏大背景。梁启超曾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组范畴，建构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模式。我们不妨借用梁启超的范畴，推演出研究明清江南史，亦需形成包含“中国之江南”、“亚洲之江南”和“全球之江南”三组范畴在内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不仅要将江南放到东亚海域里，还要将之放到世界经济贸易的环流中，来考察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域、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互鉴，由此认识一个新的具有多种元素的“历史世界”，其意义在于转变了以往多把江南视为一个中国区域性的研究主题。明清江南史研究是一个打破了朝代框架、地域社会和城镇格局，以问题为导向的开放性区域史研究，是在方法论上打通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交叉性研究。江南史既非传统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亦非东方学所建立的对他者的陈述，而是努力呈现出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

在认识框架上，明清江南史研究或许也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更重要的全球史意义。在继承既有研究基础上，如何从江南来观照中国、亚洲和世界，同时不仅从中国看江南，也从亚洲和世界来反观明清江南史，揭示其在全球背景下的各个侧面，展现其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相比所具有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有助于重新理解世界其他区域近代化的不同驱动力，以及如何转变为19世纪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以“区域性”、“本土性”和“国际性”三个不同维度，呈现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为全球史学的发展作出中国学术的特殊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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