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
古代至高无上的皇帝，理亿万人民，握生杀大权，头顶光环，口含天宪，眼前都是跪着的人，尊贵到了神圣，似乎也权威到了永远正确。总见臣民向其检讨请罪的场景，哪能有错？遑论认错！
其实，这是底层百姓的想当然和现代娱乐节目、媒体的编造。真实的历史是，皇帝有所畏惧，常常认错乃至认罪。当皇帝也不容易，正所谓“为君不易为臣难”。
奇怪吗？不奇怪。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有这个基因。
首先，皇帝标榜自己是天子，那就是天神的儿子。是天选择了皇帝统领万民。但“天何言哉”？而是通过天象、气象警示天子，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感应理念。天，是皇帝权力的来源，当然也是皇帝畏惧的对象，权威是他的，富贵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天灾人祸的责任和罪过也是他的。
皇帝本人承认自己有缺失。他们自称寡人，不是说他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寡的不是人，而是自己的德行：寡德之人，和现在说的缺德相似。古代讲究“以德治国”，“以德配天”，就是说君主的权位来自上天，但上天只会把天下给有德的人，君主如果失德就会失去尊贵的权位。君主自称“寡人”，固然是谦称，未尝不是自我提醒。这是政治文化。
儒家思想里，充满了此类自我反省的理念。如孔子曰：“荀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前提是端正自身，严于律己,君主自己正了，治国理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否则就麻烦了。《淮南子·原道训》记载,被尊为“贤大夫”的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五十岁时，就知道了以前四十九年的过失。宋太宗曾感慨地对大臣说：“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之非矣。”（《东都事略》卷26《赵普传》)显得他这个“圣人”高出“贤大夫”一头，反省的更早。宋高宗也明确表示：“朕常以谓奉天不如畏天。”（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5）圣贤尚且如此，更何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论语》里有“吾日三省吾身”的教导，希望人们每天多次检讨自己的过失，成为日常功课，以改正错误，完善自己。是为“万方有难，错在朕躬”。只有承担责任，才能表明皇帝是代天理民。这是道德修养的问题，也是规范权力运作的形式，通过颁布罪己，证明自己的合理合法，赢得万民的顺从。
与西方的“人生而有罪”的原罪不同，中国文化理念是人生而有错”。儒家的天谴说、仁君思想以及中庸思想，不断地向皇帝灌输着认错罪己的本分。于是，像西方人时时向天主、神父忏悔一样， 中国皇帝向全国颁布“罪己语”是常态。“罪己”一词频频见于古代史籍，乃是古代一种常规的历史现象。这种危机意识的树立，有助于宋代皇帝保持警醒和清醒的自我认知，有利于减灾救灾，改善社会。
宋代，就是一个典型朝代。
何以见得？本书用数据作了论证，指出在两宋319年的历史中，统治者共颁布罪己诏令237道，平均约每2.22年颁布1次罪已诏。而两汉424年间和唐代289年的历史中，分别都存在82道罪已诏书。那么据此可知，汉代和唐代的统治者分别平均每5.17年和每3.52年发布1次罪已诏。不是说宋高宗是无道昏君吗？可正是他罪己的举动最多，在位35年，罪己36次!显然，宋代统治者颁布罪已诏的频率高于汉代和唐代。由此可见，作为宋朝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皇帝在罪己责躬方面较前朝君王来说更为理性，其自省意识和罪己责躬观念有所增强。换言之，宋朝皇帝更注重纠正错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并“造极与世”，难道与此没有关系吗？
真是一个很有各种意义的好题目啊。作为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向全国公开自我责罚并通过自我约束控制自己的权力，太值得探索其背后的深层含义了。
本书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显示出了较好的素质。书中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宋代皇帝的罪己言行，深刻分析了原因;论述了罪己诏令作为皇帝吐露罪己之心的重要载体，是最高统治者反省责躬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国君通常在天灾人祸时颁布罪已诏令，借此安抚百姓、稳定民心。宋代统治者继承前代君王这一-举措， 综合运用诏、制、令、德音、批答等多种形式表达自我责罚之意。归纳了宋代罪己诏令按发布原因分类，为自然灾害、天象异常、人为灾害和灾异并发四大类别。
罪己责躬的思想文化已渗透到宋代君主的日常，在其言行举止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礼仪法度在古代中国向来备受关注，宋代统治者借改元、避殿、减膳、去尊号、停罢典礼和取消娱乐活动自我责罚，也通过祈祷、祭祀展示敬畏上天之心。皇帝因天灾人祸给百姓带来的危害深感愧疚，从生活、司法、居住和医疗等方面对受灾百姓提供救助，以示敬天爱民之意。统治者对行政缺失的反思经常触及人事层面，通过惩治贪官、罢免宰相来调整人事结构，同时注重改善人事管理、调整机构设置。宋代官员在统治者自我检讨后，也留意考察君主引咎自责的虚实，对其是否切实履行了罪己诏令中的相关承诺提出质疑，督促劝诫皇帝以实际行动罪己悔过，借此把敬天爱民的执政思想落到实处。宋朝皇帝的罪已责躬推动了两宋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本书，至少就政治文化和制度设计方面来说，以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政治，有着较好的纠错机制。知道自己错了，是觉悟;敢于承认错误，是境界：努力改正错误，是大善。这些常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无论是帝王还是百姓，都是应该做到的啊！
作者选此题目，已见其史识；书中多有人文关怀，又见其史德。我与其共同学习宋史六年有余，恬为导师，有此， 总是高兴的。衷心希望婧婧同学将史学研究进行到底，一步 一个脚印， 走出条自己的道路，按我的经验和观察，很多成功的原因，不过就是坚持而已，念叨一句老生常谈：绳锯木断。我想，她行;我的理想，她很行！立此存照，以为加油，以为序言。
2019年4月17日于河南大学
曾几何时，历史和史学研究是我内心深处一个遥远的梦。一个可望不不可即的期许。承蒙业师程民生先生错爱，我被收入门下，这颗深埋内心的种子才有机会慢慢地生根、发芽。
2009年9月，我有幸成为河南大学商学院一年级新生。本科阶段的学习生活愉悦充实，经济学、管理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开阔了我的视野。古城开封的质朴厚重、清新典雅深深吸引着我，内心深处的梦想不知不觉中被浓郁深厚的宋文化再次点燃。随着年龄增长和日渐成熟，我更加清楚自己内心的追求，开封和河南大学的滋养也坚定了我追梦的决心。所以当再次站在选择的岔路口时，我毅然决然地选择追寻内心由来已久的梦想。
2013年9月研究生初入学时，面对全新的历史学科，我内心除了追梦的喜悦，更多的是不安和焦虑。我为获得筑梦的机会欣喜，更因毫无史学研究的基础不知所措、焦虑无助。业师程民生先生的悉心教导逐渐驱散了我内心的焦躁，在历史研究领域，我如同个新生儿般在程老师的耐心引导和关怀下学习站立、迈步。入学伊始，程老师严密的教学规划帮助我对接下来的学习任务有了清晰、明确的认知。随后，程老师开设的宋史专题课使我对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地理概况等方方面面有了基础的了解和认识，历史研究方法与写作规范的强调和培养使我始终牢记“把优秀当作习惯”的治学态度和人生态度。程老师对我们的教育不仅注重如何治史、如何做学问，更强调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当我向程老师提出为此书作序的请求时，程老师当天即写就序文，令我倍加感动、感激不已。
求学期间，贾玉英先生为我们讲授了宋代政治制度史，苗书梅先生开设了宋朝官僚制度史专题，李振宏先生讲授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孔学先生详细讲解了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各位先生不辞劳苦的教导，我一直铭记于心。感谢各位先生的辛勤培育，帮我触摸到历史研究的门槛，为我搭造了史学研习的桥梁。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父母对我所有选择的理解和支持，感谢你们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在我疑虑困惑时的劝慰呵护，在我取得微不足道的成绩时给予赞美和鼓励。你们是我前进途中最初的动力和最坚实的依靠，是你们给予我不断追梦的勇气。需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始终铭记、珍惜、感念相处的点点滴滴。
我深知在宋史研习方面，我还如同幼儿般幼稚、稚嫩。所以面对本书的出版，我深感不揣冒昧、诚惶诚恐，作为初入宋史研习的阶段性小结，祈请各位专家学者、前辈师友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臧婧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