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我在业余剧团演个小戏时被省戏校来招生的老师看中了。听说是去省城的学校读书，父亲才勉强同意。到了杭州，我才知道读的是浙江省戏曲学校，让我参加考试的老师是省戏校强西华校长和省文化局丁局长。

浙江戏曲学校是当时全省唯一的一所戏曲专业学校，校址在黄龙洞。我们是婺剧史上第一批正式的艺校学生。一起入学的一共有65名同学，其中演员50名、乐队15名，本来预定的学制是七年。我们的班主任叫胡培志，副班主任是徐东福。主要教师还有徐锡贵、施秀英、张学文、严双棋、胡志钱、张志喜、卢金祚、贾慕超、章鎏等。省戏校是新式的艺术学校，它和旧式科班不同，既注重专业又注重文化。严格说来，我们的教学方针是政治、文化与专业并重，实行教材与口传心授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我们艺校的戏曲专业有三个班：越剧、昆剧、婺剧，我们用的是新式的教学方法，学京剧的武功、昆剧的表演、婺剧的唱腔，京剧大师盖叫天，昆曲名家沈传锟、姚传芗等都亲手为我们指点一招一式。这样的师资力量，不说是空前，也能说是绝后了。

那时我们上课用教室是由一座寺庙大殿改建而来，听说原来叫护国仁王寺，里面的菩萨已经搬走。我们除了在学校里，有时也到宝石山上练功，有的把腿架在树上压腿，有的就在山上练跑步。有时跑着跑着就翻过山，跑到西湖边去了。

听说省委决定开我们这个班，初衷谈不上是传承婺剧，而是要抢救徽戏。我们戏校三年里学的都是徽戏，还学了几个《合珠记•米兰敲窗》等高腔和乱弹戏，那都是老师顺带着教的。《三请樊梨花》现在流行的是乱弹，可我们学的时候是唱徽戏的。在学校里就排《秦香莲》，是我们建德婺剧团的保留剧目，这50年来唱的也是徽戏。

我的第一个老师叫陈乌老，衢州人，专工大花脸。由于身体原因，只教了我们一出《滚鼓山》就回兰溪了。1959年下半年，省戏校请来了胡志钱老师来接替他。胡老师的工架很出色，因为三公戏（包公、关公、尉迟恭）好，被观众誉为“三公大花”。有的人说，我的工架是现在婺剧界里最规范的人之一，这和当年胡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到建德后，他还来教过戏。当他准备教我他的拿手戏《肉龙头》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出戏里有一套打红拳是婺剧绝活。运动一来，胡老师被打成戏霸，没多久就过世了。打红拳就此失传了。没学到打红拳是我这辈子在艺术上最遗憾的事之一。婺剧里有很多好东西，我们这辈人都曾经见过，但是没能继承下来。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也有很多好东西，学生们都还不会。我们多希望有学生能学了去，不致断绝啊。

那时，部分中央领导人常在杭州疗养，我们也常为他们演出，常演的剧目有《水擒庞德》《断桥》《武松打店》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安徽省戏校尖子生章祺祥在胜利剧院同台演出《水擒庞德》，特别具有学术意义。徽戏和京剧渊源很深：清乾隆五十五年，扬州盐商组织四大徽班进京演出。演完后，徽戏留在京城继续演出并和汉剧融合，形成了京剧。别看我们浙江的徽戏是徽州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传播过来的，可是到了解放后，安徽的徽戏已经衰落得没有办法了，而我们浙江特别是金华、衢州、老严州一带还非常繁盛。安徽省戏校为了恢复徽戏，从淅江金华、江苏高淳等地请了徽戏老艺人到安徽省戏校去教戏。1959年，为了纪念国庆十周年，安徽省徽剧团到北京去汇报演出。他们在北京演出完转场到杭州。我和他可以算是同宗的师兄弟，同一个路数的，由此也就有了两省戏校学生同台演出《水擒庞德》的佳话。我们的这台演出也正好印证了梅兰芳大师的名言：

我们浙江戏曲学校的第二任校长叫徐辉才，他是李维汉的女婿。徐校长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出来的，到我们学校以后，要把我们学校照着鲁艺的模式改造，目标是发展成浙江艺术学院。在实施过程中，他先把昆剧班砍掉，让他们随团，接着把我们婺剧班移到金华去。当时的理由说是最好的婺剧艺人在金华，从师资力量考虑，要我们去金华办学，边学边演。1962年，我们全班移师建德，成立了建德婺剧团，团部设在寿昌镇。

寿昌呆了三年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了表示“破四旧”，我们团里全新的戏衣都烧了个精光。那些戏衣烧了不知道有多少箱，一共烧了三天，连石板都烧焦了。戏箱就是剧团的家当啊。我们从学校来到建德，身边只有四只戏箱。这些给我们学生们非营业性的演出还行，寓正规剧团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到了寿昌，县里看我们东西不够，叫建德县越剧一团和三团又支援我们四只戏箱。正式组建剧团后，我们通过自己演出，攒钱置办东西。每场演出，我们都固定抽出一笔“储蓄金”来，专门用来添置东西。我们就这样勒紧裤带买行头、买戏箱。没想到三天大火，那些戏衣、行头都烧了个精光，只有几只空戏箱因为还能装东西成了漏网之鱼。说实话当时我们还小，政治上的狂热盖过了我们的心疼，一直到我们年岁渐长，才开始后悔起当年的狂热。上世纪80年代初，剧团新买了一批箱子。团里小年轻说，还有四只印着“浙江省戏曲学校”字样的戏箱，破得不能再破了，就扔了吧。当时还在团的几位同学个个瞪眼：

一直到现在，那四只箱子仍然好好地保留着。这四只箱子跟着我们从杭州到金华，从金华到建德，跟了我们一辈子。它们是我们婺剧人生的最好见证。

“文革”开始后，团部从寿昌搬到县城里的县委党校。过了一两年，党校要恢复，我们就开始四处流浪。其实在党校的几年，我们也没好好地在新安江办公。一开始，我们就被赶到罗村乡狮峰村去，说是排现代戏要去山里体验生活，体验完了就直接排戏。《焦裕禄》《社长的女几》《首战平型关》这些戏都是在那个深山冷岙里排出来的。山里没有练功场，我们就到田里、晒谷场上练；没有垫子保护，就铺几把稻草当垫子，抢背、挺尸、倒插虎……该有的我们一个不少。我们自己也说，我们就是“石板上摔乌龟——硬碰硬”地练出来的。过了四个月，老师们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荒唐举动，不停向县里打报告，要求剧团回县城，最终县里同意我们的报告。回来后还是没房子可以安置我们，县委看看他们的四楼空着，就把一个大会议室给我们。我们这帮小年青把会议室一隔为三，中间做排练厅，两边当男女宿舍。等到我们一开始排戏，“咣咣咣”锣鼓喧天，楼下在办公的县委领导受不了。到了七月份，县委边上有所小学放暑假，赶紧把我们塞进去。两个月一过，小学开学，我们又没地方了。听说林业局下属的森林工作站有两幢房子空着，县委出面又把我们安排到那里。

1973年，因为“文革”而解散的剧团重建。刚刚重建的剧团排演的是京剧样板戏。由于我们婺剧和京剧有血缘关系，所以改演京剧也很顺手，并且质量很高。我们这个县剧团多次以浙江省军区慰问团的名义到部队演出。省里领导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县剧团刮目相看，准备来视察一下。要招待领导了，县里才知道这么好的一个剧团连个固定办公、练功的场所都没有，便特批了九万块钱，让我们在新林路造房子。这下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团部了，不用过“颠沛流离”的寄居日子了。新造好的团部很好，练功房、办公室、厨房，应该有的设施我们都置办了。这个团部，我们一直使用到退休。

在学校里，我们在老师指导下就先后学演了很多传统戏，在学校里就能演出的剧目有《马武夺魁》《装疯骂殿》《狮子楼》《滚鼓山》《大破洪州》《米栏敲窗》《对课》《断桥》《夜战马超》《武松打店》《水擒庞德》《辕门斩子》《何一包写状》《秦香莲》《三请梨花》《二度梅》及现代戏《抢伞》《凉亭会》等。

我们这一代人演出的戏大致分三类：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当时移植的戏，其实都是“偷”来的。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了，戏也能偷？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看家戏。别的剧团要学？那可不行：你们演过的地方，我们下次还怎么演？怎么办，我们就只能让艺术骨干偷偷地去看，看完了之后，回来加以调整、改编，变成适合我们演出的婺剧本子，然后排出来、推出去。我们剧团的《杜鹃山》《磐石湾》《小刀会》等不少戏，都是“偷”来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移植。

我们建德婺剧团有一个看家戏《宏碧缘》，它就是从上海京剧院偷来的。1980年，为了吸引观众，我们看了上海京剧院演出的《宏碧缘》后提出也要排这个戏。要排戏首先要本子。上哪找本子？我有个朋友叫陈大菜，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好几年没见了。我就挑着黄花菜、山核桃到上海去，挑这些东西干吗？送啊。当时物资缺乏，这种山货我们建德有，上海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要本子，现在想来也真是只有年轻人才有勇气做得出来了。

到了上海，老友重逢，大家很开心。再一谈，他刚好是B组的男主角。这下我喜出望外：本子还不是唾手可得。没想到他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剧院里管得很严，根本不可能拿得到。导演马科为了防止这个戏外流，只把剧本发给了几位主演。早上排练的时候发到手上，晚上排戏结束时，剧务主任收回去锁好。其他的配角呢，剧务主任把几句念白和唱词抄给你，记熟自己的那点门份账就好了。本子别说拿，连看都看不到。

听到这个情况，我傻眼了：这下子我怎么回得了新安江呢？过了三四天，陈大荣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说机会来了。原来那天是星期六，京剧院组织看一个内部电影，剧务主任一时粗心，忘了收本子了。他悄悄地把本子塞给我，千叮万嘱说：

本子藏在胸口衣服里，我心里激动万分，抱得紧紧的，就怕它飞了似的。送走陈大荣，我就开始动手抄剧本，生怕事情有变，还花钱叫了三个女服务员帮我一起抄。

剧本带回新安江后，团里的几个艺术主要力量就凑在一起自己编腔、设计场面，很快地排出来。一演出，大家都喜欢得很，观众纷纷抢着买票。这票紧张到什么程度，现在年轻的戏曲人无法想象：为了防止黄牛倒卖，买票的人需要凭工作证、户口簿一个人限购两张。1982年7月，从温州演到椒江、黄岩，已是7月酷暑，气温在摄氏三十七八度，本来是演出淡季，但当地人拿着小椅子，点着蚊香连夜排队。我们只能一再加演。根据我们的演出记录，到2014年的30年里，《宏碧缘》一共演了6000多场。一直到今天，我们建德婺剧团下乡演出时，了解我们剧团的老百姓还指名道姓要点这个戏。

“文革”期间，八亿观众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改革开放，古装戏刚刚开放那几年里，观众看“饿煞戏”，剧团一天演两场都不能满足看戏需求。我们建德婺剧团一本《秦香莲》在杭州城里连演一个多月，观众还觉得欲罢不能。

到了1983年后，戏曲环境发生了剧变。观众先是被电影、录像厅分流，再后来有了电视，观众流失就更快了。我们县里两个专业剧团，不管是婺剧团还是越剧团，日子都不好过，经济效益都下滑得很厉害。面对危机，县里撤销了建德越剧团，对婺剧团进行改革。我临危受命袒任团长，忍痛把老一代演员另行安置，又把第三代的16个小班学员充实进来。

完成改革后，团里就开始排新戏，我排的第一本戏是《白蛇后传》。这本戏排出来，年轻演员往上一站，要唱有唱、要做有做，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真是满台生辉。观众又一次潮水一样地涌到我们的舞台前。从满台生辉来说，我觉得我的改革是对的。艺术需要新鲜血液，舞台需要艺术传承。1984年到1988年几年间，建德市婺剧团真的是红了。

当一个剧团拧成一股绳，团员们个个争先时，这个剧团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986年的一天，我们演到苍南时遇到了一场大雨，现在想来还非常感人：我们在上一个演出点因为一些原因推迟了，等演出结束已经将近夜里十二点了。转台基前，我们和金乡剧场已经定好开演时间了，为了不耽误第二天演出，我们不得不连夜要往金乡赶。

等我们赶到金乡剧场，没想到突降暴雨，那个雨大啊，用瓢泼来形容都不够。不知道谁一声大喊：

我下意识地冲进雨里，背起戏箱往剧院走。见到团长先背箱子，大家没有二话，纷纷丢开自己的东西去抢运戏箱。十吨道具，一百多只箱子，半个小时就搬完。剧场经理被这一幕感动，跑回家把他老婆从被窝里叫出来，四处找生姜，给我们烧姜汤。等我们喝完姜汤回来，打开用油布包好的铺盖，这些铺盖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里到外湿了个精光。当晚剧院的后台铺满了一条条长凳，每条长凳上摊了一条被褥。演出结束后，金乡剧院的经理感动地写下了文章《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艺术》，后来发表在省文化厅的内刊上。

我们八下苍南，给当地百姓带去了巨大的精神享受。苍南县演出公司经理陈志村做了很好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他先评上了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从一个没有编制的演出公司经理，最后提干当了文化局副局长。这都是后话了。我们创造了苍南现象后，其他婺剧团都以为苍南是个好地方，金华、东阳、衢州婺剧团都去了，结果都演不了几场，统统打道回府。

从荣誉上来说，1985年，我们参加省戏剧节的《山谷幽兰》拿了11个奖，成了名副其实的得奖大户。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我们八下苍南，到原来不属于婺剧地盘的地方都能赚得盆满钵满。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开始报道建德婺剧团了，给我们的评价非常高。到了1987年，我们还第一次走出国门，去日本演出。其中赖志香演的《盗仙草》，“20分钟演出博得数十次掌声”。1990年，省文化厅在金华搞全省青年演员基本功大赛，找们建德婺剧团派出了五位青年演员参赛，拿了三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创造了“满堂红”，报纸报道我们“技惊婺城”。第二年8月23日，省文化厅厅长、戏剧家、书法家钱法成先生到我们建德来，我请他为我们题个字。他对我们婺剧团在事业上的探索早有耳闻，听了我的汇报后，沉吟片刻，写下了“求索”两个大字，并在下方写了几行小字：

但是由于整个传统戏曲演出形势日渐低落，演出时观众越来越少，收入一天天减少。这时浦江、缙云、永康等兄弟剧团已经先后倒闭，而兰溪、东阳、江山等兄弟剧团也和我们一样入不敷出。整个环境变化得太大了，大到我们戏曲人简直无所适从，真的是无力回天了。到了2003年，剧团到了命悬一线的境地。通过改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终究还是活下来了。现在建德婺剧团的确很好，年年出新戏，新的力量也成长很快。作为过来人，我觉得也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像大戏《天下第一疏》，拿奖拿到手软，参加中国戏剧节，到北京参加全国汇演，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知道，除了张丽娟外，编剧、导演、作曲、主要演员都是别的院团请来的，这反映我们的主创力量还是薄弱。不过，这也是所有县级婺剧团的通病，怪不得弛们。

我已经退休十多年，搞了一辈子婺剧花脸，我总还想做点事。可是，常常感觉有力无处用，最近又看了一场全省婺剧青年演员“演名段、创名角”大奖赛初赛，百感交集感慨良多，看现在青年演员遇上好时代，十八大后更是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中央如此重视传统文化，戏曲的第二个春天又将来临。只是，现在要再创春天，也有很多困难，我们传统的东西丢失太多，这些都让我们这些见过传统的人很着急。现在我在做个脸谱大全，把婺剧中精华的脸谱搜集整理起来，希望最后能给子孙留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