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僧附日事件发生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春到1905年春,期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水陆寺事件和龙兴寺事件是其开端,杭州35家寺院签字结会投奔日本东本愿寺是其发展,其他地区的僧人步其后尘纷纷加入日本东本愿寺是其高潮。

水陆寺事件发生在1904年夏,当年年初,杭州绅士就拟利用水陆寺的房屋兴办两浙公学,并将寺有土地数十亩充为学校产业,此计划得到了杭州知府的许可,也引起了水陆寺产业的代管人孙仁甫的极大恐慌。为了保全寺产,孙仁甫“乃谋之日僧伊藤贤道,伊藤乃遍致书与寺之邻,云将保荐僧名续青者,为水陆寺住持。”8月3日(七月二十四日),日本僧人进驻水陆寺,并“悬一额于门,曰“日本东本愿寺学校””,杭州绅士与僧人的矛盾迅速激化,是为浙僧附日行为的开始。

就在杭州绅士就水陆寺问题与日僧交涉未果的时候,龙兴寺问题又发生了。1904年(光绪三十年)夏,杭州绅士罗振玉、高尔伊等人又企图租用杭州龙兴寺的数十间房屋兴办工艺传习所。由于得到了浙江巡抚聂仲芳的许可,高尔伊便“遽入龙兴寺,撤寺额,移佛像,置于一屋。”寺僧大怒,奔告与龙兴寺房屋的捐建人丁立诚、于丁立中兄弟,丁氏兄弟自视无法抵制,表面上同意将龙兴寺租给罗、高等人,暗中却乞援于日僧伊藤贤道。“伊藤乃于某日悬‘大日本东本愿寺总布教场’之额于杭州工艺传习所之门。”杭州绅士虽然对伊藤贤道的行为强烈不满,但鉴于日本势力的介入,也不敢贸然征用水陆寺和龙兴寺的产业。杭州僧人因此大受鼓舞,以为找到了一条保全寺产的途径,“由是依托日僧之心益坚,集众结会,联名依托伊藤氏为东本愿寺大谷派教徒”,到1905年4月初,签字结会依托日僧的寺院住持僧人达到了35人之多,而且这中间还不包括水陆寺和龙兴寺。

杭州僧人加入日本本愿寺,借助外力保全寺产的行为,极大鼓舞了其他地区僧人对抗庙产兴学政策的斗争,他们也纷纷投奔日僧,以保全其寺产。1905年2月,浙江金华府武义县士绅拟将全县祭田三万五千亩中的三成拨充学堂经费,各寺僧推性善为首,联名投县府衙门请求免拨,受到府县官吏批斥后,“该僧等心犹不服,拟欲皈依省垣龙兴寺日僧以图保护”。广东潮州“各寺院僧人以其宗教同源,且闻华官有提寺产充作学费之说,因此日本教籍者愈多”。在广东番禺县,华林寺住持真权为了对抗该县官绅征用其静室设立小学堂的行为,邀请日僧进驻寺院,并宣称“此院已归日本本愿寺,改为某公司。此外,“间之泉州,每之廉州,以及湘苏赣等省劣僧亦皆怀依草附木之想”。杭僧附日事件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浙江一省的范围,向其他省份迅速扩张。

杭州僧人投奔日本本愿寺一事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连锁反应,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庙产兴学运动愈演愈烈,二是目本僧人在华势力的迅速扩张。

所谓庙产兴学运动,是指甲午战后甲午战后,各地官绅大肆征用各类民间庙产,以解决兴办学堂和其他新政机关所需要的经费和场地问题的行为。早在1898年春天,章炳麟就提出了鬻庙的主张,而且公开宣称:“余是以建鬻庙之议,而以淫祀与寺观为鹄的”;接着,康有为也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工费”的建议。在他们的鼓动下,光绪帝决定以庙宇大办学堂,宣布“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不久,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又向光绪帝提出了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之七,僧道仍食其三。”至此,清廷的庙产兴学政策全面形成。清末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强令地方官吏大兴学堂,

庙产兴学政策便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时间,全国各地都在抢占寺产。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寺院颇多,寺产甚丰,当在大兴学堂的过程中,各地官绅自然就把目光定在了佛教寺产上。由于官绅提取寺产的行为是奉旨行事,杭州僧人自然无法抵挡,但又不甘心寺产被官绅征用,于是投奔日本本愿寺企图借助外力保全寺产就成了他们很自然的选择。

在杭州僧人的带动下,各地僧人纷纷投奔日本本愿寺,还有一个便利条件,那就是日本佛教在中国势力的快速扩张。佛教于西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东晋咸安二年(372)传入朝鲜,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再由朝鲜传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受脱亚人欧观念影响,发生废佛毁释风潮,将传统佛教逼入生存困境。为寻求出路,日本佛教开始主动迎合政府的要求,谋求政府庇护,向所谓的政治化、现代化转型。”为了配合日本政府扩张在华势力,日本僧人开始打着同宗同源的幌子,以开设医院、学校为手段,在中国传教。1873年,日本东本愿寺开始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佛教僧侣并陆续在上海、北京设立分院,在杭州、南京漳州泉州等地设立学校。日本东本愿寺的行为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企图利用《日清修好条规》和《通商条约》期满修约的机会,将所谓的传教权列入条约中,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在华

势力的急剧扩张,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争相选派僧侣来华传教,其活动范围也由沿海扩展到了内地:1898年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在浙江金华的卢妃巷奎联营街设立了东文学堂一所,1903年,日本僧人水野梅晓来到湖南,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僧学堂”。正是由于日本佛教在中国的多个地方建立了布教场所,才为中国僧尼借助外力保护寺产的行为提供了绝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