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有大桅，白帆点三江。

三江渔村（袁长渭　摄）

据袁浦龙池张道先生的《定乡小识》记载，袁浦原来有一条沿江浦，起始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东江嘴村和外张村北塘交界处，终点在新浦沿和白鸟的龙潭位置，与现在西湖区政府主张建造的沿江大道位置几乎一致，功能也基本一致。沿江浦在北塘有一个闸，名字叫作“东江牐”，牐和闸是一个意思，发音也相同。沿江浦边居住的百姓人口最多的为袁姓人氏，所以这条浦也叫袁家浦。后来，西边河道加长，连接到白鸟，也就是新开了一段河，所以叫作新浦，也就有了新浦沿村。

沿江浦东江牐边，年长日久，有大片沙地涨成，形成了大片沙渚，当时，还未连成一片，沙地之间还有缺口，像嘴巴一样，所以，此处也叫东江嘴，也就是东江嘴的名称的来历。沙地涨起来以后，就有大量的对岸萧山移民来此种田捕鱼，在东江嘴居住了下来。孔家、赵家、陈家、华家、来家、虞家等家族，大多数来自萧山，按人口计算，孔家、赵家和陈家人数最多，主要的职业是种植水稻、棉麻，捕鱼等等，近几十年的产业以挖江沙为全东江嘴村的主业，有部分百姓以在江面上打野鸭为生。

东江嘴人全部讲清一色的萧山话，普通话的“嘴”，他们叫作“子”，东江嘴，在袁浦都发音成“东刚子”，这样的方言在泗乡还有龙心龙王沙会讲。随着老年人的逐渐离去、普通话的逐渐普及，孩子们集中到袁浦小学接受小学六年的教育，在袁浦中学接受三年的初中教育，下一代的讲话已经和袁浦其他村庄越来越接近，也就是已经逐渐被泗乡原住民同化了。

东江嘴村有一千余户人家，四千余人口，占地四千余亩，是双浦镇最大的村庄，近几十年以挖沙、捕鱼、打野鸭等出名，东江嘴还有一个老渡埠通往对岸的闻堰古镇，南北大塘在东江嘴交汇，之江的“之”字转了最后一个弯，东江嘴还有许多杰出人物为社会在做贡献，我们来了解一下。

一、打野鸭

钱塘江边多野鸭，东江嘴村就有多位打野鸭的高手，像刘关金、郑永亮、华阿六等等，前几天我去采访了其中一位，大家都叫他华阿六，真名叫华强民。阿六出生于1936年，今年已经80多岁了，身体非常健朗，32 岁起打野鸭，直到六十岁，政府保护野鸭禁止打野鸭为止，在钱塘江上摸爬了近30年。据阿六老人讲，打野鸭需要大船和小船，还需要抬枪，大的抬枪有一百多斤，近三米长，安放在船上。鸟枪的枪膛特别长，从枪管口子上灌装铁砂，在枪托的后部装填火药，点火药用的是炸药包上的引线。春天打到五月一日为止，秋天从十一国庆节开始，炎炎夏日，不打野鸭的原因就是那时没有冰箱，打死的野鸭要发臭的。

打野鸭，好像打鬼子，都要用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的。阿六他们家里养了十只媒头鸭，看上去像野鸭一样，阿六他们先把媒头鸭放到江面上，五只一排，分成两排。野鸭看到有媒头鸭在，以为此处有食可觅，并且安全，大批野鸭也就飞到了这里。这时，伪装好的小船就悄悄地前进，用手划着两片小小的桨叶，接近野鸭群。这时，媒头鸭就悄悄地离开了野鸭群，分成两队悄悄地撤退了，等到射程以内，抬枪就响了，大片的野鸭中了铁砂漂浮在江面上，或者受伤无法起飞，都成了阿六他们的战利品，你们说，这与打伏击战和游击战有什么区别？

阿六说，多的时候一枪能打到十六七只野鸭，能卖二三十元钱呢。打野鸭非常辛苦，冬天里窝在船上等待野鸭，接近野鸭，一动都不能动，有时全身都冻僵。近处就在村边的三江口，远的下要到萧山新街宁围附近的九号坝，上要到桐庐富春江七里泷，非常艰辛。我亲眼看到过东江嘴老磐头外的打野鸭的一幕，就像阿六讲的那样。

现在阿六的日子过得非常好，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女儿也嫁在本村，转塘街上的“老盘头饭店”还是他小儿子开的呢，不知是否还有圈养的野鸭卖。近二十多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钱塘江上的野鸭不允许打了，阿六的年纪也大了，抬枪也早已被收缴了。

二、捕鱼

这几年我常去东江嘴，去江边拍钱塘日出，观赏那清晨的天边朝霞，江边插着红旗的零星渔船在微波中轻轻摇荡。江中的渔船比二三十年前是进步了许多，已经用上了挂桨柴油机，但还是相对简陋，上面也没有篷子，日晒雨淋的，做个打鱼人也不容易。据东江嘴村书记孔四海说，全村有51条打鱼船，每条渔船的收入也还相对过得去，大概有十万至二十万元吧，现在，大家都喜欢吃江鱼，江鱼江鲜倒是不愁卖，就是江里的鱼比从前少多了。仅仅靠在三江口附近根本不够，渔民们还要去几十里外的下沙近海处，或者去上游的富阳桐庐打鱼。打鱼人完全碰运气，俗话说：“十网九网空，一网就成功。”只要坚持，方向正确，就一定会有收获的，打鱼人挣的是一份苦钱。

实际上，打鱼是东江嘴村的传统行业，各家族从萧山搬来之初就有许多打鱼人，日子好过起来了，打鱼的人逐渐减少了，只有一部分人还在坚守。也正因为这些坚守的人，我们的许多农家乐才吃得到美味江鲜。我记忆中，东江嘴村有许多打鱼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东江嘴有个人打网的，也有在江中撒游丝网的，还有大家集体合作的圈网。东江嘴人知道鱼汛，知道在哪里撒网会丰收，三江口，一叶扁舟，一把渔网往江中撒，夕阳下，真是一道美景。那打鱼人撒网的弧形动作撒出一朵花形，真是妙不可言。

圈网，实际上就是撒网围捕，撒下一张大网，慢慢合拢，最后看到了鲜活绝跳的各色江鱼，大家欢声一片。但是，长年站在水中围网对渔民的身体不是很有利，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

打网也一样，我们现在有的词汇与此有关，“抓纲治国，纲举目张”，这里的纲就是指渔网的纲绳，目就是那网线中的洞眼。我们小时候家中也有各种渔具，有打网、化丝等，打网是我父亲专用的，下面坠满了辣锡（我估计是铅锡合金），哥哥专门用两根竹竿的化丝。渔网分成“几大”，“十八大”“二十大”指的就是网眼的大小。四十年前的渔网都是苎麻线做的，经猪血中一沃，经久耐用。打鱼人还要会补渔网，每次回来都要把钩破的地方补好。近三十年，都改成了尼龙网线了。为了防止 “鱼死网破”，浅水处，打鱼人还要下去，把锡坠子按实，慢慢收网，才能抓住大鱼，否则，真的是鱼死网破。

“一堤芦花半岛月，三江烟色满渔舟”， 钱塘江里有各色的鱼，东江嘴人也能够打到多种江鱼，有步鱼、刀鱼、鲥鱼、鲈鱼、银鱼丝等等，以鲥鱼最为贵重。鲥鱼生在富春江的淡水里，长在钱塘江下游的咸水里，每年春天都要游到富春江七里泷产卵，再回游大海，因此上游时的鲥鱼最为鲜美。

还有钱塘江的江鳗、黄鳝、江虾、江蟹、黄蚬等等，小时候，傍晚家里来客人，袁浦街上因无夜市，就急急忙忙地骑着脚踏车去东江嘴老磐头，或吴家磐头，买点江鲜招待客人。

前些年，东江嘴的部分渔民养起了甲鱼和沼虾，因为环境污染和价格的下跌，现在，基本都关停了。

前几天，与东江嘴渔民交谈中，渔民也在担心，政府为了环保要求挂桨机改成落仓机，一者要近十万的投入，二者，落仓机船难于靠岸，渔民非常不便。我想，如有一定的专门补贴和专用的码头，渔民还是会支持和欢迎的。

三、挖江沙

挖江沙，对东江嘴人来说，或者说对泗乡人和钱塘江流域的百姓来说，都是在一个阶段的新兴产业。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们这里还住着草舍和普通的瓦屋，造房子基本建材就是石头做地基和墙脚，砖瓦或者是黄泥起墙，上面用木头、木板和瓦片，外墙用石灰和稻草筋和成，很少用得到沙泥。近三十多年，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城市建设的步伐在加快，老百姓自己的房屋也在翻建，建材基本改用了水泥、石子、沙泥、砖头和钢筋了，叫作钢混结构。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沙泥，泗乡的挖沙和运沙行业应运而生，以东江嘴为最。

东江嘴（袁长渭　摄）

据东江嘴村书记孔四海讲，十五年前最鼎盛时，全村有近三百只运沙船和十六只沙机，平均每只船的运力为三百多吨，也就是，东江嘴村船只全部出动，一次可以运十万吨江沙，这相当于目前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三国海军的总吨位。如果是鼎盛时期，一个袁浦乡的总运力，远远超过东盟十国海军总吨位，可想而知，整个东江嘴村，挖沙和运沙行业的兴旺程度。

东江嘴村的挖沙和运沙也有个从无到有，到兴旺，最后被限制和禁止，近四十年的过程。四十年前，用十吨左右的小船，几个壮劳力，用一只泥埭前面钉一块铁皮，泥笪上绑一根竹竿，泥笪能盛沙漏水，一泥笪一泥笪地捞沙，多么辛苦，大家挣的还是工分。三十年前，改用小型的泥泵吸沙，船也改用三四十吨的水泥船了，靠人工挑上岸。二十年前，大型的挖沙机引进，大型的三五百吨的船，袁浦的许多船厂都能打造，三个月就可以打造一条五百吨的大船，真的是成了造船之乡、挖沙运沙之乡。鼎盛时期，上海滩的江沙几乎被袁浦人，特别是东江嘴人所垄断，钱塘江沙比长江沙更有优势，海沙因含盐根本没有竞争力。钱塘江沿岸的各种沙场码头几乎被袁浦人垄断，到处是一条条的巨龙传输带，其中，东江嘴人占大多数。

2002年左右那几年，哪里挖的是沙，挖的就是金子。东江嘴出现了许多挖沙运沙暴发户，一条沙船的年收入有四五十万元，那么，光靠挖沙就有一亿多元收入。一台挖沙机年收入有六百多万元，挖沙收入也有亿元。整个东江嘴，挖沙、运沙收入有两亿多元，东江嘴村就是亿元村，《钱江晚报》登载说，2002年过年，车价在五十万元的别克车，东江嘴村百姓一下子买了二十多辆，轰动了整个车市和杭城。

那时的挖沙和运沙就是产业，就是民生，东江嘴村大部分人家都有沙船，可以自己单独买，也可以股份合作制购买，实在没有钱的人，就在邻居的沙船上打工，工资也高达五六千元，比我们教师高得多，一个产业带活了一个村，富了一方百姓。

近十多年，为了保护钱塘江母亲河，从限制采沙到禁止采沙，钱塘江沿岸的沙石码头几乎都取消了，政府都给予了相应的环保补贴，杭州城的沙泥反而从上海等外地运进来了，泗乡地面用的都是矿砂。东江嘴人灵光，产业进行了相应的转型升级，有的办起了混凝土搅拌厂，有的把挖沙船和沙场开到外省市去了，上海滩上开设沙石码头的有许多袁浦人，不乏东江嘴人。挖沙人积累了资金后，还进入了现代信息技术行业、现代金融业和先进制造业，在多个行业做贡献。许多人还投资买了挖掘机，从事着建筑行业。

从前百舸争流的三江口，现在非常的安静，只有那几只打鱼的小船还停在老磐头边，那船上的红旗正迎风飘扬。

四、老渡埠

有了钱塘江五桥，也就是袁浦大桥以后，袁浦人逐渐与钱塘江渡船远去，只剩下吴家渡一处尚在，我多次驱车前往小沙上，靠的就是吴家轮渡。

六十年前的袁浦人外出基本靠水路行舟，老渡埠对于袁浦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好比一百五十年前的袁浦渡，张道《定乡小识》中专门写到，袁浦诗人张葵有诗《袁浦晓渡》云：“买棹去输粮，寒凝艇上霜。遥怜珠阁女，正在梦魂乡。”老渡埠位于东江嘴村和外张村交界处，也就是原来的沿江浦通往钱塘江处，东江牐边上，我对沿江浦和东江牐都有一定记忆，四十多年前还有遗迹存在，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三十多年前在老沙村建了新渡埠，也就把老渡埠废弃了，老渡埠的遗址还在，那天我去拍照，两个妇女在洗衣服，一条狗在游泳戏水，码头还在。

新渡埠是我开车去诸暨丈母娘家的必经之路，不知经过多少次，每次都会想起老渡埠。因为，老渡埠就在我舅公家边上，我奶奶就在老渡埠边孔家长大的。童年时，我多次去过老渡埠，这里还要讲一下对岸的闻堰镇。萧山闻堰镇是个千年古镇，是南北货物交易的商贾重地，商业非常兴旺，袁浦人大凡在袁浦街上买不到的东西，就去对岸闻堰镇上买。家里的农副产品，在袁浦街上没有销路的就去闻堰镇上卖。我妈妈织的草鞋，大多数挑到闻堰去卖的，父亲织的草包袋也用钢丝车拉着坐船过江去闻堰卖的，我和姐姐弟弟一起搓的稻草绳，我们也是挑着过轮渡去闻堰卖给萧山人。

家里需要的铁耙锄头也基本都是到闻堰买的，我要钓鱼的尼龙线和钩子也是去闻堰买的。泗乡近十万人口，没有一个大集市，哪怕是转塘，那时的中心还在凌家桥，就是一爿小小的食品店和供销社小店，何况，龙坞、周浦、袁浦几个纯农村公社。这个情况到了现在还没有彻底改变，近五年，除了有江口大厦联华超市和象山大厦的华润超市外，泗乡没有形成大型的商业中心，我心目中的象山以南转塘商业中心和之江商业中心还迟迟没有到来。

泗乡人渡江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六十多年前的一场翻船事故，至今还留在泗乡老人们的脑海里，一船泗乡百姓死了三十多人，影响极大，我们本家族里婶婶也死于老渡埠边。难怪，北宋的苏东坡专门为此发出感叹：“畏浙江水波恶，不敢径渡。以此知钱塘江天下之险，无出其右者。”苏东坡所指的位置就在浮山往东江嘴的方向。

那时，老渡埠对岸的闻堰有22路公交车通往南星桥，还有轮船通往富阳、桐庐、兰溪、诸暨等地，自从富阳东洲岛建了大坝后，钱塘江上的富阳班轮船不再停靠泗乡了，周浦班也停运了。袁浦的东江嘴、外张、老沙等接近老渡埠的百姓去杭州城，大多过江去乘22路，靠近袁家浦村的往往乘18路车进杭城。我去萧山戴村读高复班，就是乘南星桥开往临浦的轮船，从闻堰上的船。

五、张道、张预和钱塘江南北大塘

钱塘县下辖最大的地面就在泗乡，一如现在的西湖区的312平方公里，有156平方公里在之江一样的道理。吴越国王钱镠和各朝各代建造的钱塘大堤就是南起定山狮子口，北至海宁，在泗乡的一段就是狮子口至六和塔的十几公里。随着潮沙涨没，泗乡的防护大堤也在外移，形成了一百多年前的南北大塘。以东江嘴村的老磐头为界，东北面就是北大塘，往西南就是南大塘，东江嘴村就是连接南北大塘的枢纽。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国家战乱不休，朝廷财力无暇顾及底层百姓的生活，原钱塘大堤是石堤，经久耐用，而泗乡南北大塘是土堤，年久失修，水患不绝。咸丰七年（1857 ），钱塘江流域暴发大面积洪水，钱塘江南北大塘多处决口，泗乡人民遭遇多年不遇的大水灾。袁浦龙池张道先生亲自率领乡民参加了整修堤塘的工程，并有诗记载《春夏之际，江口修筑南塘，余分监五百丈有奇，积劳三月，旧疴复剧》：“五行克制有古法，捧泥捍水有陂塘……五百丈堤首尾属，一眼修亘如晴虹……且与江斐酹一尊，息壤要汝盟吾言。压捺涛头逐水怪，护我一撮毋我吞。但得堤高水落沙田岁岁熟，便使不才老病日服百药也不恶。”这是一百多年前有据可查的百姓自修大堤的记录。张道为修泗乡南北大塘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张道为泗乡南北大塘的修建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修筑的那一段就在外张村与东江嘴村交界处。

张道的儿子张预，小名叫阿吉先生，对泗乡治理钱塘江水患的贡献，比他父亲张道还要大。阿吉先生，是近代泗乡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光绪九年（1883）中的进士，官至湖南学政。他发明了磐头之法治理潮水和洪水，倡议泗乡建设了十大磐头，其中就有东江嘴的老磐头。萧山闻堰是个商业重镇，泗乡人常渡江去做买卖，萧山人对泗乡人在闻堰做生意多有刁难，双方经常发生纠纷。阿吉先生做官后，出资在闻堰江边购买了土地，并且专门建了码头和市场，也就是泗乡在闻堰有了块登陆的场地，为泗乡百姓前去闻堰做买卖解决了一个难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解决了双方的纠纷，那码头的遗址现尚存。传说，一位萧山举人听闻钱塘有一儿童颇为有才，前来探视，出联戏言“眼望钱塘山高多白马”，本地方言的“白马”发音接近“白木”，就是没有文化的意思。张预马上对下联“耳闻萧邑大湖啼青蛙”，反讽萧山举人如空啼之青蛙腹中无才。萧山举人领教了后，甘拜下风，预言此儿必将成为大才。

从1996年开始，为期六年的钱塘江南北大塘标准堤塘建设工程开建，于2006年正式建成，共费资三亿五千万元，其中两千万元为民间百姓所捐款，我们夫妻俩每年五百元，三年共捐了1500元，也算尽了一份心意。我外婆家还为此搬了家，拆除了清朝年间建造的雕龙画凤的大楼房。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张道父子的不易。

六、东江嘴的才子能人

东江嘴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在近几十年较为有名的有许多，略举一二。

“轰隆一声震天响，泗乡出了个陈区长。”陈周校老师原来是袁浦中学的校长，在1983年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革命化的年代里，直接破格提拔为西湖区人民政府的区长，成为泗乡人莫大的光荣，也是泗乡教育的荣耀，至今还被泗乡百姓传颂。

其子陈汉林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在为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顶尖的地球物理研究人才，我有幸与他在高二时同学一年。

做了多年保俶塔实验学校校长的陈竹根，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正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之一，是浙江省初中校长联盟的副会长，在学校管理和数学教学上都颇有造诣，为西湖百姓所赞美。

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赵民建，留校做了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国防通信技术，在无线传输理论和技术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积累和丰富的成果。

东江嘴村的能人还有许多，如经营杭州香溪铭家酒店管理公司的孔国伟，曾经担任杭州电化厂厂长的孔万立，担任上海浦东新区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的孔明，担任唐鼎贸易公司董事长的赵建，担任杭州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的孔万锋，等等，这样的人才还有许多，不胜枚举。

前些年，三江两岸整治中，东江嘴村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村里建起了文化礼堂和文化大舞台，道路整洁又宽敞，村里几个公园花团锦簇，给东江嘴村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宜居环境。前段时间，杭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拥江发展”的新战略，建设钱塘江金融港湾，希望把东江嘴打造成上海的陆家嘴，成为杭州未来新的金融中心之一。从前的三江渔村东江嘴，“清波江上千帆影，平野稻花十里香”，将来的东江嘴会成为泗乡的骄傲，甚至是杭州的骄傲。

“一江春水争流钱塘沙，万家客商云集东江嘴”，东江嘴的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