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4月1日，《之江日报》创刊，社址在青年路青年里。报纸由张树屏（敬之）等集资筹办并担任发行人，主笔徐文蔚（蔚如），经理 李开福（乾孙）等。《之江日报》是民国时期杭州历时较久、办得也不错的一份民营报纸。

曾有一文专门介绍了《之江日报》的情况：“杭州之有报，首创于杭报，次为《杭州白话报》《白话新报》《浙江潮》《全浙公报》《汉民日报》等。迄乎今日，其硕果仅存，最老资格者，则为民国二年二月创办之《之江日报》。该报之创始时，实与浙江都督朱瑞介入有关系。旋朱死，遂为纯粹之民报，先后主其事者，有程让旃、项慈园等。上年冬，项委托钟韵玉任经理兼总编辑集中杭州记者人材，罗玫、陈恤园、樊油民、徐益三等，担任笔政，于是生气转见蓬勃，今年钟以主任申新两报杭州附刊去职，由高竹继任，先后聘沈雨苍、钱镜西辈为编辑，仍能在杭州报界占一席之地。以该报经济窘困之情况，而能惨淡经营，维持至今日，诚非易矣。该报今年为二十年纪念，本月四日届六千号之期，将出版特刊以资纪念云。”

《之江日报》日出对开两大张，有时三大张，报纸的栏目有社论、命令、专电、紧要公电、本省要闻、本省新闻、时评、地方新闻、国内新闻、商界消息、省垣琐闻等。创刊初期，副刊为《浙新语》，该副刊与《之江画报》均由王漱岩（缁尘）主编。报纸另附石印的《之江画报》，随报附送。《之江日报》创刊仅一周，其发行量就将近3000份，可见该报当时还是比较受人欢迎的。

《之江日报》以“之江”命名，是办报人想把这张报纸办得像英国的《泰晤士报》那样的有影响：“泰晤士者，英国之大河流也。英人则以之名其报。今泰晤士报之价值，为全球报纸之雄。本报命名之江者，钱塘江之本地名也，通称曰浙江。浙江虽不如黄河长江之源远而流长， 然在本部东南，为历史地理最有关系着。名山毓秀，豪杰挺生，霸主雄厕，军声犹在。加以杭州西湖之神韵，绍兴山水之清胜，地理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映发。炳为文章，苍为言论，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风气之所流通，运会之所转移，我浙江人岂可妄自菲薄，而又安知本报不足以启其机栝也哉。”

“立言得体，持论惟公，强权不敢抑，威武不能屈”，是《之江日报》的立论原则，在创刊一周年时，曾刊文宣示，本报“自出版以来，兢兢焉以‘诚’字自守，新闻记载论说时评终不越公平正直之范围。盖以本报所处虽有地方之限，而记者之眼光则不仅限于一地方以故，有所论列，必切时势，练达人情”。它反对报刊卷入党派纷争中去。“须知立言之难，莫难于今日，社会心理，每因生计为趋势；一般人意，又好矫激为新奇。以故近来办报，往往以持平而见弃，而转以造谣骂人为得计。于是阅者眼光反为新奇所眩惑，对于事理遂无真确之判断。一党之机关，必持异议以反对他党私人之机关，且有以爱憎之私为是非之公矣。人我之见，恩怨之分，君子所不取也。”然而，《之江日报》的政治倾向、政治立场往往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多次遭到停版或查封的处分。

创刊之初，报纸有支持康有为保皇活动的倾向，认为康有为的保皇，乃是“保存名教中之皇帝”，“保存中国固有之道德也”。1913年冬，李开福、徐文蔚先后离去，张树屏即邀请浙江图书馆监理陈让旃（宜慈）、曾又僧（士瀛）继任经理、主笔。曾又僧主持笔政时，总的政治倾向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因此为北京政府所不容。后来，《之江日报》遭到威胁：“此报不变言论，即行查禁。”曾又僧即“拂衣而去，囊笔而归”，去之江大学当教授了。继任《之江日报》主笔的，是徐文蔚之弟徐文藻（冕伯）。1917年，北京政府派杨善德、齐耀珊带了军队进浙江来，遭到浙江人民的反对，该报也时有抨击。不久从军署传来要查禁该报的消息。陈让旃考虑报社确定的言论主张既难贯彻，坚持出版下去，势必钳口结舌，一旦遭封禁，既失言论威信，又丧失人格，于是决定自动停刊。这是《之江日报》第一次停版。数月之后，空气缓和，报纸复刊。嗣后，徐文藻去省立第二中学任校长，由王漱岩接任主笔。在卢永祥督浙期间，该报提倡废督裁兵，反对孙传芳军队进入浙江，因此，于1924年9月，孙传芳军队兵近杭州的形势下，陈让旃第二次宣告停刊，停刊持续了3个月。陈让旃后来被推为省议员，无力兼顾社务，就延请项士元（慈园）任经理兼主笔。在项士元的主持下，第二次复刊以后，《之江日报》仍然激进，鼓吹革命。项士元说道：

本报自这次复刊之后，言论记载，比较从前，不但未稍减逊，而且愈益奋厉，一时在社内执笔的，除了让旃、志澄、慈园、右之以外，还有钱西樵等多人。他们对于革命及社会情形，原来多有深刻的认识，以故孙传芳在当时，虽是拥有全浙省的强大兵力，但本报每遇言论记载，多是直呼其名，而且特在报端添辟《痛定思痛之浙局》和《舆论一斑》两栏，遇事加以评斥，像这样一直过了几个月，后来因为他再三派人出来交涉，继以宪兵亲临监视，结果不过是只换得一个孙馨远的称呼。犹记民国十四年孙氏举行四十一初度庆祝，慈园写《我之祝言》一篇，揭于报端，其文故意引用许多故典，铺渗词藻，实际都是隐寓嘲讽：内如引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广成子“无劳尔形，无摇尔精”，稽叔夜养生论“善养生者，知名位之伤德”，杨之“物寿以其任，人寿以其仁”，黄山谷“百战百胜，不如一忍”，陈世修“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次日，又揭“死”字短评，更极滑稽讽刺之能事。其他指摘浙省军政财政诸种设施，尤其是不胜枚举。及到“五卅”惨案发生，慈园连月在报端大声疾呼，并发起组织杭州公园联合会，天天集会讨论，浙江民众因此恍若青天听到霹雳，暮夜闻到钟声似的憬然觉悟，是时浙省的革命空气，缘此也紧张起来。

1926年3月24日，因为替《杭州报》被封鸣冤叫屈等原因，《之江日报》又遭省长夏超封禁。项士元拒绝了夏超要其更改《之江日报》的报名，转变立场，方准出版的要求。项士元后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927年随军回到浙江，先后在《杭州国民新闻》《杭州市报》《浙江商报》工作。1928年冬天，他与妻子王素馨（苏香）及方志行等商议复刊《之江日报》。1929年1月5日，《之江日报》复刊，社址在迎紫路（今解放路新华书店处），由王苏香任社长，项士元任主笔。1932年王苏香病故，项士元任社长兼总编辑，钟韵玉也曾任过总编辑。1937年12月，日军逼近杭州，《之江日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