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知识分子者，更应当一心一意为国服务。—— 近代•张宗祥       

张宗祥从小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读的书籍以“四书五经”为主。1894年，他在读《普天忠愤集》时，曾说：“切齿于清政不修。自此，喜读阅报及史书。”可知，张宗祥从十二三岁时起就关心时事，有了悲悯苍生的愤慨之情。同时，张宗祥生活在社会动荡、思想活跃、西学东渐的年代，究其一生经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这样的时代形势，作为文人，张宗祥写出了“世间谁主更谁宾？”“漂流作客身”“是处为家，是处有相亲”的无奈。时代造就了张宗祥的革新意识和心怀苍生的理想与抱负，而这些构成了张宗祥有别于其他文人的家国情怀思想因素。

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号冷僧，浙江海宁人。在张宗祥13岁时，甲午战争爆发。据其记述：“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两小’指张宗祥和蒋百里，蒋百里后来成了军事家）的思想。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相互告之。”这种为国家忧民心的思想，从小就在张宗祥的心里种下了种子。张宗祥原名思曾，在其17岁读《宋史•文天祥传》时，因“敬其为人，遂名宗祥”，“宗祥”一名沿用一生。1904年，张宗祥在海宁获得“铁如意”，“铁如意，长二尺许，面嵌杂花，背嵌回文‘卍’字，皆银丝”。1921年后，他曾刻“铁如意馆”印。且在《铁如意馆碎录》特有“记铁如意”一卷，详细论述了铁如意的来源，以及对青萝先生人格的景仰。且想筑室“为之制座、配匣，刻记座上，俾人知史实”，然而，抗日战争爆发，敌寇入侵，事与愿违，“乡园沦陷，间关跋涉，远走重庆”。虽然事情未如愿以偿，但铁如意馆却成为了张宗祥的书斋名，且伴随其60多年，可见“铁如意”在张宗祥心目中的地位。青萝先生何许人？张宗祥也有极其详细的介绍，“先生姓周，名宗彝，字重五，号青萝，崇祯己卯科举人。甲申变后，乙酉，兵科给事中熊汝霖率义兵入海宁，青萝先生亦率乡人起义保硖石，筑垒东山距守。八月望，清兵自嘉兴南犯，破硖。妻卜氏，束其子明俅于身，及妾张氏、王氏，婢某，弟妻冯氏，随先生投园中池水死，即今所谓‘青萝池’者是也”。

张宗祥步入社会起就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21岁时任职于徐志摩曾就读的开智学堂，而对其影响比较大的是1907年浙江高等学堂和1909年浙两级师范学堂的两次运动。1898年盛宣怀曾与英公司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但英方一直未履行。后来，由浙江商人发起筹办铁路，并报请清廷废除与英方的铁路草约，遭到了英方的反对。清政府采取了以路作押向英方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办法，引起了浙江人民的不满，于1907年爆发了浙江铁路风潮，社会各界纷纷响应，省内知识界和学生走在斗争的前列，尤以浙江高等学堂里反应比较激烈，该学堂师生发动全省各校学生，成立了“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拒款会宗旨就是“在联络全省的学校，力拒外款”。张宗祥此时在浙江高等学堂教学，与学生站在一起，极力支持这场运动。根据张宗祥的学生唐世维回忆，“民国纪元前三年，沪杭甬铁路国民风潮发生了……冷师就是从中主持最力的一个”。发生在1909年的浙两级师范学堂的“木瓜之役”，鲁迅和张宗祥是作为主力参与的。他俩相识于1909年的浙两级师范学堂。该学堂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当时，很多新思想都从日本、德国等国传入，对于“旧学”思想的排斥，在当时的学堂尤其明显。学堂在创办思路、师资构成、课程设置上都是比较前卫的。师资上从现有的资料可知，上至学堂监督邵章、教务长许寿裳以及其他授课老师都是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到学堂教学的。同时，该学堂还聘任了8名日本籍的老师。在课程设置上，除有国学等外，还增加了在生理课上讲卫生生殖内容和在图画课上画裸体画等，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沈钧儒的继任监督夏震武，进士出身，一生以尊经、尊孔，以理学大儒自居。上任后，即指出两级师范学堂是“正学扫地”，对学堂新型教学非常不满，他给浙江巡抚增韫的咨文中，甚至描绘学堂是“积弊已久，前后监督，植党营私，任意糜资，百事败坏，证以众论”。要进行“廉耻教育”，要“整顿”，要恢复“正学”。百般发难于许寿裳等人，从而引发了浙江教育界比较著名的“木瓜之役”。最终以政府撤了夏震武浙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而告终。张宗祥和鲁迅等人抗击封建礼教，震惊了浙江教育界，而两人也在此战役中相知相交。

张宗祥曾说，“凡人要治学作事，必当先有傻劲。有傻劲，然后可以不计利害，不顾得失，干一点事业，成就一点学问”。张宗祥就是以这样一种精神，抄校古籍无数，一日写小楷万五六千字，完成了多项古籍整理的重大工程。张宗祥57岁时，已经抄校古籍6000多卷，韩登安曾为其篆刻“手抄六千卷楼”朱文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民国十二年（1923），张宗祥任浙江教育厅厅长，鉴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缺失，向周湘舲、张菊生、姚慕连等民间实业家发起募捐，并定出“予之意，十一府须有人出钱，而非浙籍者不募”的“霸王条款”，力主浙江人出钱，不动用公家钱，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进行了补抄、手校，史称“癸亥补抄”。历史上，曾有三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第一次是由杭州人丁申、丁丙补抄；第二次是由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组织的“乙卯补抄”；第三次就是张宗祥组织的。经过两年的努力补抄，计补缺书211种4497卷2046册，并将丁氏补抄本择要重校5660卷，使得江南有了一部完备的《四库全书》。

1984年，谭建丞在西泠印社创社80周年大会上，曾作诗回忆张宗祥先生，“行看金石誉全球，阆叟曾为复社谋。继往开来怀远大，先生一语著千秋”。从这首诗中，可以感觉到谭建丞对张宗祥的景仰与赞誉，同时对张宗祥在恢复西泠印社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极大的肯定。1956年，身为浙江省首届人大代表的张宗祥在浙江省人大会上，提出恢复西泠印社的提案。同时，为了使印社展览有水准，自己带头且动员陈叔通、邵裴子等社会名流，捐赠藏品。据记载，张宗祥把一生的藏品分门别类地捐给了浙江图书馆（文献古籍、手稿等）、浙江省博物馆（书画、瓷杂）、西泠印社（篆刻印章121方）。可见，张宗祥对西泠印社的感情是比较深的。据史料记载，张宗祥在1908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就与西泠印社的社员有交集。根据《冷僧自编年谱》记载，与他同教于浙两级师范学堂的有经亨颐、沈尹默、李叔同、鲁迅等，而经亨颐、李叔同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可知，张宗祥与他们之间不仅是同事更是金石之交。另据沈尹默年谱记载，沈尹默与周湘舲是比较好的友朋关系，据《西泠印社小志》记载，周湘舲为印社赞助社员。周湘舲是古籍文献收藏家，尤多古琴书籍（现多藏于上海图书馆），精于金石书画。这点上，周湘舲与张宗祥是意趣相投，两人相交应该也是在此时或者更早。以及在1912年6月，西泠印社创始人丁辅之为张宗祥篆刻白文“张宗祥印”。鉴于个人情感和社会使命，张宗祥极力呼吁恢复西泠印社，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自张宗祥始，西泠印社从松散的民间社团发展模式，步入了有制度、有规划，且学术定位明晰的建社轨道，为日后发扬壮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由于其对西泠印社突出的贡献，陈振濂先生称其为“百年西泠印社存亡继绝的第一代中兴功臣”。

作者系西泠印社集团交流合作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