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国祥，今年88岁，是淳安县大墅镇洞乌村人，现居住在界首乡燕上村。回顾我的一生，也算得上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跌倒爬起、大喜大悲、九死一生的人生了。假如我不强烈要求下放，仍在工作岗位上，起码也能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因为我1948年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渡江战役、攻打大上海的战役和抗美援朝战役。然而，我仍生活在深山沟，每月只领着900元左右的生活补助，悔不悔？说一点不悔那也不真实，但大体上我还是不悔的，与那么多死去的战友比，我还是够幸运的。起码，我还活着，而且身板硬朗，思维清楚，耳不聋，眼也不很花，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开开心心，幸幸福福地活着。

像我这批年纪的遂安人，那时去当兵，一般当的都是国民党的兵，再被解放军解放过去才当解放军的，而我则不同，头一次当兵当的就是解放军，像我这种情况在当地是少之又少的。我那时参加解放军并不是说我思想有多好，眼光有多远，而是环境所迫，生活所迫，还有很多的偶然性。

我家三兄弟，我是老二，从18岁起就开始躲抓壮丁，东躲西藏，躲来躲去，田地都躲荒芜了，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我就往外跑，一跑就跑到了杭州。在杭州，我混进了南星桥码头当苦力。后来，一个工友见我长得高大、壮实，就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一个队伍，保证能吃饱肚子。那时我常挨饿，一听能吃饱饭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时这个队伍才七八个人，都是码头上的工友，不发刀枪，也不发军装，平时穿啥仍穿啥，就叫便衣队。便衣队成立没几天， 当头儿的就把我们带到了苏北，正式加入了队伍，这时我才知道这支队伍叫解放军，属第二十六军七十八师。首长见我结实、勤快，就叫我待在师部当了勤务兵。那时是1948年的3月份。

我加入解放军后，曾随部队先后参加过渡江战役和攻打大上海的战役。上海解放后，部队在上海扎驻了近两年，我还亲耳听过陈毅市长的报告哩。因我战时和平时表现都较好，于1949年8月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们部队并没闲着，站岗呀、训练呀，既忙又累，为的是解放台湾。过了一段时间后，部队首长讲，要把部队拉到革命老根据地去训练，先是到山东的青岛，又到东北的沈阳，越走越远，最后到安东（今丹东）才停了下来。到安东训练了没几日，全军集合开大会，蒋军长（名字忘了）亲自作动员，说是要抗美援朝，打美国佬，要求每个战士剃成光头，胸口内侧的白布符号撕掉，文化教员教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 当天夜里我们就跨过了鸭绿江大桥。那时，我还记得，是1950年10 月份。

跨过鸭绿江大桥后，部队日伏夜行，急行军三夜，每夜都要走七八十里路，还要背着一身的东西。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竟睡着了，脚上也起了血泡，那个苦和累呀，没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知道的。部队到了大风洞，与李承晚的部队遭遇上了，打了一仗，我们赢了。到朝鲜的第二年，二十六军的八十八师遭遇了惨烈的战斗，伤亡大，减员多，军首长决定从我们七十八师抽调部分兵员补充到八十八师去。我在七十八师是师部的勤务兵，想到第一线去打仗，就求何副师长把我也派过去。我到八十八师后，被补充到师部侦察连，当了一名侦察兵。

侦察连比一般战斗连队更吃苦、更危险，战斗打响后我们也要跟普通战士一样参与作战；战斗打响之前，我们侦察连就要三五人一组分头去摸敌情，抓“舌头”。我们侦察兵出门之前都要换上便装，衣内藏一支小手枪，两把匕首一左一右插入绑腿中。美国佬睡觉了，侦察兵却出发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雪夜抓舌头，由于疏忽，我差点被舌头一枪给崩了。一日夜里，我们三个人踩着厚厚的积雪，悄悄地朝敌方摸去，任务是抓个舌头来了解敌情。刚来到一片密林，我耳朵比较尖，突然听到前面林中似乎有什么响动，即向另外两个战友打手势卧倒，随着响声的临近，一个黑影正向我们呈倒三角形的卧圈里摸来。我暗想：今夜的运气真好，舌头不用寻，自己倒找上门来了。等那黑影一入圈内，我们三人同时一个鲤鱼打挺弹了起来把黑影按 倒，握着舌头的嘴巴一下子拖离百余米才松开。用手电筒一照，我们三个都呆了，怎么是个女的？那个女舌头30岁左右，金发碧眼，一身军装，腰束皮带，胸脯鼓鼓的，身上还斜挎着个药箱。女舌头指着药箱叽叽咕咕嚷了一通，我们听不懂，大概的意思是指她只是个医生，不是军官，也不是间谍。按惯例，抓到舌头是要搜身的，为的是防止他们暗藏武器伤人。两个战友用手枪对准舌头，要她举起双手，叫我搜身。我翻了翻她药箱，没发现刀枪之类的东西，又挺犯难地摸了摸她的口袋、腋下，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物，就示意战友可以押送返师部了。押解舌头是要捆绑的，但考虑到一是夜间在雪地里行走绑起来容易摔倒；二是刚才已搜过身，没有刀枪，伤不了我们；三是她是个女的，而我们是三个男的，还有三支对准她的枪，还怕她飞了，所以就没有绑她。我们其中一个战友在前面带路，女舌头在他后面，另一个战友在女舌头身后，我在最后，呈一字形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到一个拐弯处，那女舌头突然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一支很小的无声手枪，往后“噗”的一声闷响，我猛一偏头，子弹擦脖子而过。我举枪对准女舌头开了一枪，她应声而倒，摸了摸气息，死了。哪想到，这个女舌头太狡猾了，竟把枪藏在裤裆里。

我参加过最惨烈的战斗是上甘岭之战，前后在上面待了近11 个月。上甘岭也大，上、下、横向各20里，山势也陡，整座山差不多都被志愿军挖坑道挖空了，我们居高临下，美国佬是很难攻上来的。但美国佬有飞机，而且多，九架一批轮番地轰炸，最多的一次竟来了3000多架，太阳都遮住了，要不是有坑道，上甘岭很难打赢。后来，20军来接防了，我们就撤离了上甘岭。

朝鲜的冬天特别冷，零下18、20度的，我们急行军，有桥过桥，没桥过水，过到对岸又卧在雪地里，服装又单薄，我们南方人冻伤、冻残、冻死的比真正被打死的还多。美国佬就不同了，他们在雪地里睡觉不但冻不着，而且还挺舒服的。他们有睡袋，双脚往睡袋里一套，拉链拉到脖子沿，睡袋上面的盖帽往下一盖，暖暖和和的。我冻伤了双脚，不能行走，就回国治伤了。

跟其他冻伤的战友相比，我的脚伤还算轻的，但如不及时医治也是要截肢的。我首站到安东，太挤，住不进医院；再到沈阳，还是挤，最后是到旅顺才治好的。治好了脚伤，我又重返朝鲜，在老部队待了4个多月，停战后才正式回国。回国后部队在安东整休，体检、开会、慰问，有时也训练，忙了一年多。那时我的脚伤虽然已治好了，但特别怕冷，东北待不住，就向首长提出要求退伍，首长考虑到我的实际，很快就批准了。

我退伍后被安置在杭州的一个招待所，因不识字，干的是一些后勤方面的事，能在天堂安顿下来，我也心满意足了。我自从离开老家到抗美援朝回国的那些年，从没有跟家里联系过，家里不知道我在哪里，干什么，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就托人写了封信回家。想不到没过多久，母亲竟手持家信到杭州来叫我回家了，头一次叫不动，第二次她又来了。这次母亲是铁了心了，以死相逼，我才随母亲回到老家的县城遂安狮城。 

组织上对我蛮器重的，把我安排在遂安县公安局工作，狮城毕竟离大墅老家不远，母亲也同意了。公安局是个挺体面的工作单位，加上我又曾是“最可爱的人”，打了那么多的仗，不缺胳膊少腿，后生也不错，很快就在狮城镇找了个对象。对象挺不错的，漂亮又有文化，在公安局首长家当保姆，一个农村出来的人能找个城里姑娘，我又心满意足了。

我在县公安局一直干到狮城镇移民，狮城要整体搬迁，一部分搬到姜家，一部分搬到汾口的杨旗坦。当时狮城镇的镇长蒋华之要我随他到汾口去建杨旗坦，我没答应。我想：狮城都没了，杨旗坦又那么差，还不如我大墅洞乌村的老家，干脆要求下放回家务农算了。就这样，我下放了，一回家就当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1年。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在“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被批斗，批斗都不怕，就怕抄家，我那些参军参战时的证书、纪念章都被抄去了，至今不见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