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以来，杭州经济社会、城市生活的近代化进程逐步展开，旅馆业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不仅表现为旅馆在数量上的增加，最多的1932年达到了176家，虽经战乱，1949年仍有153家，而且反映出城市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不少人的眼里，旅馆是除了家庭之外可以“栖身”的另一个空间，“为游客之第二家庭”。它在被当作消费对象的同时，如同西方大旅馆时代（Grand Hotel）的上流社会，在旅馆里面消费也是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某种炫耀。本文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近代杭州旅馆的变迁。 一 时间轴上的百态 古代杭州提供给游客住宿的地方大致分为政府驿馆、社会旅邸、寺院客房三类，分别属于接待型、商业型和慈善型，旅馆一词偶尔用之，而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概念，晚清时才频繁出现。此时，已经跨入人类近代旅游新纪元的西方正处于由大旅馆到商业旅馆（Business Hotel）的过渡期，乘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大门之机，开始在华尤其是通商大埠建造“豪华”旅馆，主要为本国来华游客服务，其建筑设计、设施设备、经营服务与传统中国的客栈存在天壤之别。民族资本紧随其后，借鉴西方设计并建造了许多旅馆。1895年杭州开埠后，旅馆业首先在拱宸桥日租界兴起，知名者有大方栈、大生栈等，都在50间以上。这些旅馆主要还是提供住宿之便，除了“住”，没有太多的其他功能。 
开业于1913年的新新旅馆为两层西式建筑（此楼今已不存） 
1922年建造的新新旅馆如今已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 辛亥革命前后，杭州旅馆业走向兴盛，原因之一就是江墅铁路、沪杭铁路先后通车，游客纷至沓来，城站周围马上繁荣起来，成为闹市，“旅馆之选，至为急务”，大量的资本投向旅馆业，一时出现了“旅馆热”，1914年达21家，占杭州74家旅馆总数的28.4%；原因之二是拆除城墙、旗营，开辟新市场，靠近西湖一侧建造了一大批旅馆，知名者有湖滨旅馆、西湖饭店、瀛洲旅馆、沧州旅馆、环湖旅馆、聚英旅馆、岭南饭店、清华旅馆、清泰第二旅馆等，共计18家，占杭州旅馆总数的24.3%。“旅馆热”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时旅馆达到了176家，资本总额621870元，全年实现营业总额838750元，是杭州商业中最好的行业。“杭州因有湖山胜景，每年招到游客频繁，是以旅馆事业，异常发达。” 抗日战争期间还有旅馆100家左右，新新旅馆、常冈宾馆、九州宾馆、旭宾馆、聚英宾馆等，改由日本人经营。抗日战争结束以后逐渐恢复营业，共计旅馆153家。 谈到旅馆，首先需要知道它的位置及其名号。旅馆的选址很重要，“酒店之父”斯塔特勒（Ellsworth Statler）认为，旅馆取得成功的三大根本要素是地点、地点、地点。对于这个“地点”，时人理解为需要商业或娱乐中心、车站及重要交通线、四周有空地或园林几者兼备，既出入便利，又闹中取静。当然，一家旅馆未必能占全所有的良好环境，但杭州旅馆是按照这些条件来选址设计的，也由此形成了分布的大致格局和基本面貌：“城站方面”是交通集散地，“新市场方面”为商业中心，“湖上方面”突出西湖景观，“拱北方面”“江干方面”重在江河码头，前面两个“方面”作为近代以来新的选址，位置的意义更重要，旅馆占比在50%以上，如果加上“湖上方面”，可以说杭州旅馆就集聚在城站、西湖两处的周围。旅馆的名号同样很重要，因为现在的符号或许将来会成为某一品牌。杭州旅馆中西有别、新旧不同、大小各异，取名有一定的规律可寻。西式旅馆也叫新式旅馆或洋式饭店，大多叫某某饭店，如“西泠饭店”“大华饭店”等；中式旅馆有不同的叫法，或仍称客栈，或改叫饭店，最常见的还是旅馆，这个叫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街小巷都是某某旅馆。杭州旅馆取名有一定的内涵，有的与地名相关联，叫“城站旅馆”“湖滨旅馆”“拱宸旅馆”“杭州旅馆”等，有的希望平安招财、生意兴隆，则起名“同安旅馆”“全安旅馆”“得升堂”“泰升堂”等，总体上朴实无华，甚至平淡无奇，少了风雅和诗意。 受时风的影响，杭州旅馆在设计、建造时，一改传统中国小规模、院落式的建筑风格，采用西方设计理念和建筑技术，追求规模宏大、外观豪华，表现在多层、大型建筑，并采用现代化的建筑、装饰材料和技术，基本达到西方大旅馆的外观标准，如，城站旅馆4层，电梯上下；新新旅馆是洋楼建筑，古罗马科林斯风格，5层，建筑面积2685.9平方米；惠中饭店在里西湖，西式建筑，内有花木、回廊，环境清幽；西泠饭店因筹办西湖博览会建造，是首屈一指的顶级旅馆。 杭州旅馆形形色色，它们的规模和价格自然是不同的。就规模看，一般按房间数或床位数进行计算，1921年前后，最多的有120间、240张，最少的仅20间、40张；1937年前后，最多的有120间、最少的仅18间。 就价格看，一般是按设施设备来制定的，也会考虑楼层、面积、朝向甚至淡、旺季等因素，1929年前后，最贵的0.5—6.4元／间，多数在0.2—0.6元／间；1937年初，最贵的20—22元／间，多数在0.4—3元／间，差距已经拉开，前者是后者的55倍。 房间价格总体呈上涨的趋势，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每间已经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法币，实在离谱。为吸引游客，提升入住率，旅馆会在开业或淡季时打折，如，西湖饭店开业时，承诺房价一律六折；城站旅馆对团队游客1—3折、用餐游客1—4折；“倘就一年四季而论，自然春季里定价最贵，秋季里稍微好些，夏季又次之，冬季取价，只有春天的一折和两折”。 近代杭州旅馆这一社会空间具有不同的分布和规模，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杭州城市生活的需要。至今仍保留的许多旅馆建筑，不仅与学校、医院、银行、邮政、百货公司等城市功能设施一道，是当时城市的风景线，也是如今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 二 家庭之外的空间 旅馆已具备空间的架构，成为城市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之外“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的另一个空间。它们首先是作为消费对象或经济部门而存在的，追求利润是其根本的目的，但早已不同于传统旅馆。近代杭州旅馆设施设备齐全，消费种类繁多，娱乐功能明显，更重要的是来旅馆消费的除了外来游客，也不乏当地居民。 
大华饭店 传统旅馆最重要的功能是向游客提供住宿及临时休息的地方，近代杭州旅馆自然保持这一“住”的功能，但已被赋予了更多的其他功能，越来越多地向游客提供各种消费和娱乐，开始成为超越家庭的另一个空间。在旅馆里面，衣食住行，不必操心；相对于家居，身心愉悦，更是舒服。虽然一些旅馆的服务质量还有待于提升，如，在部分外国游客眼里，新新旅馆的卫生条件并不令人满意。但管理者吸取西方“客人永远不会错”的服务理念，努力改善服务质量，要求服务人员注重礼节，讲究仪表梳妆，待客热情诚实，务使游客满意，主动、热情、耐心、周到是服务的底线，如，大华饭店“严格训练”，“对于服务礼貌，尤加注意”。同时努力塑造旅馆文化，做出自己特色，而改善卫生条件则成了吸引游客的聚焦点，如，聚英旅馆广告的第二点就是“注意卫生”，强调“被褥和饮食的清洁”。“里西湖一带的旅馆，有很好的Lounge，很好的房间和浴室。是专给高等洋人和华人居住的，这些高等旅馆，最妙的所在，莫过于很长的走廊，当你晨起或将睡的时候，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喝着茶，四周的山色波光，将你整个的心灵都笼罩了。会让人想起北平的西山、意大利的Forence，瑞士的Interlaken，会想起你生平一切的浪漫事迹。湖滨一带的旅馆的好处，是交通便捷，饮食方便。假使你是不欢喜寂寞的人，在午夜，在凌晨，可以随时到湖滨去散步。建筑虽然没有里西湖高等旅馆的华美，但有洁白的床帷，柔软的卧榻。”因此，杭州旅馆不仅能让游客“宾至如归”，而且还使他们“乐不思蜀”。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馆的服务要比家里体贴，这体现在“衣”和“食”上。中国人最关注温饱问题，衣食住行中最讲究的是穿衣和吃饭，而旅馆里的服务显然更上一层楼，似乎可以做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穿的方面，如果你想换套新衣服，可以叫人去把裁缝叫来，量身定做；衣服脏了，也有专人来取，给你洗涤、熨烫，“若有大批衣件可向昭庆寺前之杭州机器洗衣公司洗之，普通零件可向就近旅馆交付茶房转嘱洗衣专人洗之”。在吃的方面，不用自己下厨，甚至不必去餐厅用餐，有专人给你送到客房；还能吃到国内甚至国外美味佳肴、特色小吃，如，沧州中西大旅馆“中西大餐一应俱全”，清华兴记旅馆“并设大餐馆以备宴会之用”， 西湖饭店为满足上海游客的需求，“特聘上海一枝香名手烹饪”。 第二，旅馆的设施设备要比家里全面，这体现在“住”上。近代以来，城市生活的一切都在变化，辐射到旅馆业上，就是为了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设施设备不断引进，包括开辟浴室，供应冷热流水，再到电话，又有供暖制冷设施、汽车泊位。杭州作为著名风景旅游城市，也是同样如此，旅馆里面不仅“大率为床帐被褥台桌椅凳类”，而且努力做到“内容设备更能尽善尽美，应用器具力图日精月新”，从晚清到民国，当有了电力和自来水后，旅馆很快安装，甚至被当作吸引游客的噱头，如，新新旅馆称，“最近杭州市新办之自来水，本旅馆亦已通水启用”。其他的如电铃、电话、电扇等也开始引进，湖滨旅馆“备有电灯、电话、电铃、邮箱、游艇以及舆马花木”“夏设电扇，冬设壁炉”；城站旅馆“房中电灯通明、铜床清洁、陈设木器均极雅致”。 西湖饭店的开业广告更是详细罗列了设施设备，“凡礼堂餐间，男女浴室，电术整容，剔脚擦背，电炉电扇，电灯电话电铃，铜床珠帐，汽车马车包车，籐舆湖船汽艇，冷热自来水……无不应有尽有”。尤其是冬天或夏天，杭州被凛冽的北风或炎热的酷暑侵袭，游客的游兴会尽了吗？不会，他们将去另一个空间度过寒冷或炎夏，这就是旅馆。 第三，旅馆的外出交通要比家里方便，这体现在“行”上。外来游客到了杭州后，人生地不熟，也会随时外出；当地居民外出旅游，也会寻求帮助，旅馆尽量地给他们关于“行”的帮助，提供类似于旅行社的服务，如，服务人员穿着自己旅馆的店服、戴着旅馆铜牌的帽子去接站，也就是被看作“穿着一身稍嫌怪异西服”的引导者；又如，“如果需要预订房间，可托上海四川路中国旅行社或杭州湖滨路杭州饭店代订。如由上海乘车到杭州宿杭州饭店，次晨乘该馆直开汽车上山，行李物品交该店转运最为妥捷。如果该店派员陪同上山，不另取劳资”。再如，大华饭店设立导游部，派专人提供游览相关服务，“初次莅杭，则欲寻奇探胜，则有问津无从之苦。大华饭店之组织，原以服务旅客，使旅客于身心方面获得充分享受与最大满意为目的，爰为便利游客起见，特设导游部，延聘专员，伴客游览，并随时以当地名胜掌故，缕举以告。此在游客方面，既不致走马观花，索然无味，复可免顾此失彼或寂寞寡欢之苦”。此外，游客也可以叫服务人员“代行”，如，送信、接人、巡夜、叫早、送洗脚水、保管钱财物品等。 近代杭州旅馆除了房屋器具都比较考究外，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据时人观察，当时上海的娱乐活动“其列于娱乐之门者仅如下项：（1）电影；（2）游艺；（3）舞场；（4）哥而夫球场”。杭州旅馆努力追寻这股风行于上海的时代潮流，在里面开辟了看电影、吃西餐、喝咖啡、跳交谊舞、打高尔夫等娱乐活动的地方，如，城站旅馆有客厅、酒吧、大餐厅、阅报室、屋顶花园等，“实为杭州第一大旅馆”；大华饭店“建有屋顶花园、露天电影、网球、跳舞厅、钓鱼台等，所以为旅客健身计者，至尽至备”。不仅方便了外来游客，不用远走，而且吸引了当地居民，乐此不疲。此外，还有弹子房、游戏厅，只要城市生活里正在时髦的娱乐，都尽可能引进。尤其是节假日，一些游客更把旅馆当作享乐之所，在里面打麻将、喝花酒。由此可见，近代杭州旅馆并非是单纯的住宿之地，其功能除了“住宿”，还有“娱乐”和“消遣”。 
清泰第二旅馆遗址俯瞰 
清泰第二旅馆遗址内部 那么，有哪些人在旅馆住宿、娱乐呢？首先，杭州旅馆是社会精英的社交场所，其中最风光的是政要、富商、明星，如，何应钦、蒋经国、蔡元培、郁达夫、鲁迅、巴金、徐志摩、丰子恺、梅兰芳、周信芳等曾入住新新旅馆；孙中山在清泰第二旅馆，搬迁到仁和路后，邵力子、沙千里、沈雁冰、于子三等均出入过；曹聚仁、郑振铎曾下榻葛岭中西大旅馆。其次，外来游客尤其是上海游客，杭州作为上海的后花园，节假日、周末常常客满，所谓“杭州旅馆拥挤过甚，不能有充分之供给”，如，1936年清明前后，“4月7日8日两天仅坐火车到杭州去的就有一万余人，大大超过去其他城市如金华兰溪（500人）、苏州（400人）、无锡（300人）、黄山（100人）、天目山（约80人）、莫干山（50人）旅行人数，这样多的游客，为杭州旅馆业带来了非常好的生意，像西泠饭店、新新旅馆等等，所有房间，早已预订一空”。 以至于必须事先预订，杭州旅行社曾拟就《游客注意事项》，在“住的方面”，建议“杭州节日期间，旅馆通常客满，最好先托友或旅馆代订房间”。 最后，杭州有旅游、娱乐的传统，如，南宋时就有杂剧、蹴球、讲史、相扑等娱乐活动，“富者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竞日嬉游，不醉不归”。当旅馆这一消费场所兴盛，里面又有各色时尚的娱乐项目，当地居民自然欣然前往，但只属临时性的住宿或娱乐，人数难以完全统计。 余 论 旅馆作为介于城市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之间一个“半公开”的场所，不仅是经济消费的对象，也是社会生活的空间；不仅有住宿的功能，也有娱乐的作用。旅馆在反映近代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生活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卖淫、赌博、吸食鸦片等在旅馆里司空见惯的事情。政府作为管理者，既要促进它的发展，又会针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多种法令章程，并由警察来执行，还通过成立旅馆业公会的方式，推行政府政策、约束会员行为，推进行业发展，维护同业利益，杭州的旅馆业公会成立于1915年，也制定了《杭州市旅馆业招待顾客促进办法》等法令章程，旅馆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努力地规避这些管理。他们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过。 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旅游与休闲研究中心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