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是个内科医生，解放前在嘉兴、湖州一带行医。1949年4月，湖州解放，由我兼任所长的诊所由解放军接收。部队首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入伍。但我这时已有两个孩子，均在老家萧山，我表示无法入伍。于是，部队给我出具了遣散证明，发给了遣散金。我回到了萧山，在戴村开办了一个诊所。到1950年下半年，我们当地的一些医生，组织起来开设了戴村区中西医联合诊所，我和沈植民负责，还有几个医生在当地也是颇有名的，我记得有沈仰鸿、陈德谊和一个叫乔先生的中医。1951年11月，我被政府指派到诸暨参加预防、治疗血吸虫病的培训班。这一去，改变了我一生的生活。

这个培训班，是浙江省卫生实验院举办的。我们萧山一共有4个人参加，我是代表戴村区的，河上、进化、临浦区也各有1人。在培训班上，我们知道了血吸虫病是何等的恐怖：浙江开化县池淮畈因血吸虫病导致大批人口死亡，3800亩田荒芜；苏南青浦县（现属上海市）任屯村有11户农家死绝；1949年在上海郊区的某驻军41589人，在半年时间里仅因下河洗澡就有13284人染上血吸虫病。在血吸虫病流行区，此病又叫“鼓胀病”，就是病人肚子发胀如鼓，四肢细如麻杆，死亡率极高，有“穷在债，死在胀”之说。1个月以后，培训班即将结束。省卫生实验院领导动员我们参加血防工作。我们经过教育，深知血吸虫病危害，早已热血沸腾，就毅然决定投身于预防、治疗血吸虫病的伟大事业。

在培训班结束后，绍兴血吸虫病防治所建立起来了，我也就成了绍兴血防所的一名成员，被派驻到萧山工作。与我一起分配到萧山的，还有几个新昌、嵊县人，我们一起到萧山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报到。不久，卫生院也推荐了5个人去参加省第二期血吸虫病预防、治疗培训班。在这一期学员培训回来后，连同我们第一期的4个人在内，萧山从事血防工作的共有9个人了，我们编成2个组，绍兴血防所指定我担任两个组的中心组长，萧山血防工作从此走上了轨道。

1952年9月，我们9个人挑着被铺行李，步行到戴村、河上区，开始血防调查。每个区调查两个乡，戴村区是戴村乡、白墅乡，河上区是紫霞乡、白堰乡。我们2人一组，我在紫霞乡，并负责整个面上的工作。我们萧山的血吸虫病，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煞人。紫霞乡钉螺（传染血吸虫病的主要载体，形同螺蛳，米粒大小）密度高达2000只/平方米，而且该乡有不少村庄因血吸虫病的危害人烟绝迹。孙桥头村在三十年代尚有48户200多人口，解放初期死于血吸虫病的有51人，其中15户死绝。镇桥王村原有近百户人家，全村因血吸虫病而毁灭，在我们去该村调查时仅存1户，母子2人，且均患此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镇桥王村是残垣断壁，瓦砾废墟，田荒地凉。此外，像紫霞乡的戴家村、进化区的董家畈村，原来都是有相当户数的人家的，也因为血吸虫病，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早已人绝烟灭，以至于许多年纪轻些的人不晓得当地曾有这个村名。

萧山血吸虫病的严重情况，立即引起了上级重视，萧山血防所迅速成立，从事血防的人员也增加到56人，这使钉螺的普查工作也具备了条件，从当时的2个区向全县扩展。到1952年7月底，萧山130多个乡的查螺工作基本结束。从整个面上的情况看，水稻地区比较严重，以河上区紫霞乡、桃源乡，戴村区戴村乡和进化区青化乡为最甚，而以种植棉麻为主的沙地片竟没有发现一粒钉螺。我们在血防调查中，总结了钉螺分布规律，发现低洼田、荒田钉螺密度最高，沟渠次之，河溪最低，旱田则没有。由此可见，钉螺是以水为生存、繁殖条件的。

现在回想起来，搞钉螺普查是我这一辈子血防工作中最辛苦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睡的是祠堂破庙，吃的是百家饭菜，有时几个月洗不上澡，身上发出阵阵臊气。下村调查别说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我在区与区、乡与乡之间来来往往，全靠两只脚走路，每天走四五十里路是很平常的事。年纪轻，今天走累了，晚上睡个觉，第二天精神又养好了。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呀，也有挡不牢的时候。一次，我从进化翻山去联东乡调查（现为夏履桥，属绍兴县）傍晚即将返回进化村，突感四肢无力，并有热度，不得不住下。乡里没有招待所，我就在乡政府的一张桌子上躺下，一位当地乡干部从家里拿来一条薄毯给我盖上，我仍是不停地打颤。次日一早，我自觉病情未好，但又不得不赶回驻地汇总情况。回驻地的路本该是走3个钟头就行了，这次却走了将近1天还未走到。途中，见一农民卖杨梅，遂记起“杨梅治病”之说，买了几粒杨梅吞下，但仍振不起精神。走到泗化，两只脚怎么也抬不起来，我问到了村长的家，把证件掏给村长看，要求住一晚。村长熬了一碗米汤给我喝下，又拿了我自开的一张药方，去尖山药房给我买来药。短短2天，人像经历了一场生死，以至于多日后仍恢复不了元气。

在调查完钉螺分布情况后，我们开始摸清血吸虫病病人的底子，方法是查大便。紫霞、白堰2个流行病区的群众非常害怕这种“鼓胀病”，听说政府查病，都自觉地把大便送来。流行病区的病人普查结束后，我们第一批就收治了132个病人，用锑钾注射20天疗法进行治疗。这么多病人弄在一起，不仅管理有困难，连睡觉都是问题，好在紫霞一带祠堂多，我们动员群众把祠堂里的匾额、门板等卸下，拿来当床铺。病人在临时食堂吃饭，每人交30斤大米，3元钱菜金。这样，一期一期地集中治疗，使大批病情较轻的得到了康复，病情较重的得到了控制。但是也有个别脾脏已经肿大的晚期病人，还是无法挽救其生命。紫霞乡板桥村有个病人肚子胀得很大，用了多种药物仍然无效。病人有2个孩子，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病人死亡后，其家人、亲友硬说是我们“医死”的，缠住我们不放。这时，快过年了，我一面给他们讲道理，一面出于人道，动员全体血防工作人员把发给每人过年的0.6元补贴拿出来，再从食堂的“伙食尾子”中凑一些，总共凑了20多元钱，去买了一担年货，有猪肉、鲢鱼、白鲞、红糖等给送去，硬把这个事情摆平。

血吸虫病的传播途径是从患有血吸虫病的人体内排出带有虫卵的粪便，虫卵在水中脱壳孵化成毛蚴，毛蚴在水中钻入钉螺内形成囊蚴，并在钉螺内发育变为尾蚴，人或耕牛在有钉螺的田间活动时，被尾蚴入侵体内染上血吸虫病。而在流行病区内的农民常常将新鲜的粪便当作肥料在田间施用，有的露天茅坑中的粪便在大雨中外溢，流入河道、田间，给血吸虫病的繁殖、传染创造了条件。因此，加强粪便管理是切断血吸虫病在人体内外循环的重要一环。我们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实施了粪便三格池管理，在三格池中放入五氯本酚纳药物进行毒杀，使粪便中的虫卵不再具有孵化成毛蚴的活力，加大了粪便施用的安全性

用药物毒杀粪便中的虫卵只能是控制新的繁殖，而对于在水中孵化的虫卵和在钉螺内发育的尾蚴，必须采用其他方法进行灭杀。别看血吸虫侵入人体内猖獗无比，但它在外部的生存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有好多途径可以将其灭杀。我们通常采用的办法是新土盖老土，将有钉螺的沟渠填死，另开一条新沟。另一方法是在有钉螺的低洼田里撒入药物灭杀，对于一些有钉螺繁殖又必须保存的沟渠，则用火焰喷射器烧杀。有一些地方还发动群众到田间、沟渠捕捉钉螺，钉螺只有米粒大小，附着在草丛、泥土上，不易发现，即使捉到一些，也是很难捉尽

这样年复一年地灭螺、粪管、治疗血吸虫病人，使血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58年7月1日，为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毛主席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绿山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主席的诗给了血防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这时，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也作出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3条标准：95%以上人口接受检查，查出的病人，95%以上接受治疗；消灭钉螺面积占有螺面积的90%；粪便已作适当管理。省血防办组织一批人去海宁县验收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我也是验收组成员。我们在海宁县钱塘江人民公社实地踏看时，看到钉螺还是很多，感到按照这3条标准，海宁县距离基本消灭血吸虫病还相差甚远。不料有个领导向我们打了招呼，意思是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血防工作不要拖后腿，不然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成绩全没了。这样，也就使海宁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得到验收。同样的道理，1958年8月中旬，萧山也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同样的目标。

平心而论，萧山对查出的有螺面积的灭杀和血吸虫病人的治疗，都超过了95%，粪便管理也是比较出色，但问题确确实实还不少啊，有谁能比我们在第一线的人员更清楚呢?严格地说，萧山是没有达到“基本消灭”的目标的，因为萧山只是对已知的有螺面积的灭杀和已知病人的治疗达到了95%以上，那么未知的有螺面积和病人呢?限于人力、物力、财力，还有很多没有普查，如果细查，有螺面积和血吸虫病人还是很多的。

在大跃进年代，所有目标、指标因“事在人为”而轻而易举地能够实现，而人们也极易为虚渺的成果和目标陶醉。萧山在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以后，这项工作就不再继续了。我被派去做预防勾端螺旋体的工作，其他血防工作人员也改干行当。然而，血吸虫病人仍在不断地出现，大桥（原紫霞乡）等流行病区到1961年还因血吸虫病的猖獗和蔓延，无法向部队输送兵员……

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上级似乎也看到了血吸虫病卷土重来、或者根本没有消灭的严峻形势，强调“社教运动搞到哪里，血防工作要抓到哪里”，血防工作终于又一次被提到党委、政府的工作日程上。对于从1959年起血防工作的失管失抓和基本停顿，人们也找到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即受3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从而遮盖了主观意识失误的原因

我们这批专业血防工作人员在几年“不务正业”之后，又集聚在血防工作大旗下，打起背包，奔向流行区域。紫霞乡的百姓们早就望眼欲穿，说：“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 

正当血防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且起色渐显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一片夺权声中，武斗加剧。我既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更为一大批极有参研价值的血防原始资料担忧，生怕被当作“黑材料”付之一炬。忽然我想到一个极妙的存藏之处—萧山麻风病院。这医院座落在村桥公社（现属义桥镇），一般人“谈麻色变”是不会光顾那儿的。这些血防原始资料在麻风病院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中最疯狂的岁月，但我个人却无法躲过一劫，被诬指窝藏“黑材料”而受到关押、暴打。

1970年，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但无政府主义状态明显制住，早已有名无实的县血防领导小组得到了充实加强，使得停顿3年之久的血防工作重新启动。我们一群血防战线上的老兵，抱着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态度和强烈的使命感，不知疲倦地投入了工作，培训了查螺员、粪管员、化验员和赤脚医生1680多名，发动了有30余万人参加的血吸虫病普查活动，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对有螺面积进行翻把填埋、药物灭杀、火焰喷射，并在流行病区和非流病区分别设立36个和16个游疗点，收治早、中、晚期的血吸虫病人，流行病区内的粪便也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查出的患有血吸虫病的耕牛，也由农林局落实了治疗方案。应该说，1970、1971年两年，是从1952年血防工作开展以来工作最扎实、成效最显著的两年。1971年，省里公布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5条技术标准。我们依照这个标准进行了全面检查，认为基本达标，在这年的国庆节前夕向省里上报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由于有了1958年的教训，我们对血防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在上报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后，工作没有丝毫的松懈、停顿，而是更加细致、绵实了。第一步，反复搜查残存钉螺，在1972年至1974年中，共发现残存钉螺2100多平方米，全部用药物灭杀。此后在每年春秋两季均进行复查，没发现钉螺；第二步，继续查清疏漏病人，1972、1975年，分别对流行病区内人群和非流行病区内到过流行病区工作生活的人群进行检查，发现一批病人，及时作了治疗；第三步，流行病区社队全部建造了无害化三格粪池轮封池，设专职粪管员，负责粪便的收、支、封、启工作。此外，建立了血吸虫病监察室和血防档案，健全了各项血防管理制度。

1982年8月22日，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向省委血防领导小组正式报告：萧山消灭了血吸虫病。《报告》说，从1952年以来累计灭杀686888平方米有螺面积，铲除钉螺的滋生条件，目前已无螺情；累计查出的血吸虫病人1266人全部得到治疗，治愈率达94.7%；流行病区内9岁以下儿童无发现新传染病人。1983年4月，萧山正式宣告消灭了血吸虫病。

从1952年搞血防调查到1983年宣告消灭血吸虫病，历时30年，我是萧山唯一的全过程参与者。如今我已是八十有三的老翁，每每捧起国家卫生部颁给我那本“从事卫生防疫工作30年”的荣誉证书，我的思绪就被牵回到“送瘟神”那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