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潜，字毅夫，號履齋，生於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卒於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寧國府宣城縣（今宣城市宣州區）人，南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詞人。
吴潜先世多業儒，父柔勝（1154—1224），字勝之，淳熙八年進士，歷任州郡長官、國子學官、秘閣修撰，有德業政聲，亦是著名的理學家。三兄吴淵（1191—1257），字道夫，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中外，屢任要職，官終參知政事。吴潜早承庭訓，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嘉定十年（1217）二十三，以進士第一登第，殿試策論得寧宗賞識，時人比之爲西漢晁錯、董仲舒的賢良文學對策①，這不僅見其文才，更見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品格。理宗即位後，吴潜正式步入仕途，由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數載之間，内而省寺，外而麾節”②，進入朝官之列。從此積極建言獻策，參政議政。
①見李曾伯《可齋雜稿》卷一一《賀吴僉書》、趙孟堅《彝齋文編集》卷四《賀嘉興倅吴履齋就除守啓》。
②《再論計畝納錢》。
紹定四年（1231）九月臨安大火，他利用居朝爲官的機會，連續給理宗上奏疏，給宰相史彌遠上書，論致灾之由，把這次火灾看作是上天的示警，認爲是朝政闕失、國家變亂的象徵，歷數理宗登基六七年來的内憂外患，造成今日“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衢之間，又垂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湘、京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内又大困於火。軍國空虚，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污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
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熬熬，海内洶洶。天下之勢，譬如以漓膠腐紙粘綴破壞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觸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希望理宗“齋戒修省，恐懼對越……明詔二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弦轍……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灾可息”③。這是上給理宗的奏章，如此危言聳聽，大膽陳詞。同時他又上書丞相史彌遠，希望史彌遠以理宗繼位定策大臣的身份“犯顔逆鱗”，“繩愆糾謬”④。這都可以看出甫登政壇的鋒芒和論政的取向、膽識。
就在此時前後他開始執掌地方政務。在嘉興他創建了居養“鰥寡孤獨而癃老疾廢”者的廣惠院。在《廣惠院記》中他説：“自念畎畝孤生，幼被先人之教，既長，蒙先帝大恩，錫之上第，摧頹剥落之餘，又蒙主上大恩，内登館殿，外領麾牧。當四郊多壘之時，不能宣勞疆場，致命戎行，徒有撫問閻閭，蠲除疾苦，護養元氣，共培國脉，庶幾報稱之萬一云爾。”看出他是自覺地以“撫問閻閭，蠲除疾苦”爲地方行政出發點。廣惠院是他初任地方官就做的一項惠民事項，之後不久任淮西總領、暫攝沿江制置，又不久權江西轉運副使、主管江西安撫司，在較大地區繼續踐行這一行政理念。江東任上一年多，他將積剩的錢款爲江東四十三縣貧户預交了第二年的夏税。江西任職十個月，連上奏章，蠲免、注銷幾年前江西一路民間所欠賦税，核定税額，杜絶濫徵和計量作弊。這些做法得到理宗的贊許，吴泳代擬的《吴潜授秘閣修撰兼江西路計度運副制》稱贊吴潜“爾頃使江東，蔚有治狀”⑤，袁甫代擬的《吴潜除知隆興府制》稱贊吴潜“持節江右，暫攝閫寄，威行惠洽，政平俗安”⑥。這都表現了作爲一位監司、州郡長官所具有的優良才幹和品質。
③《奏論都城火灾乞修省以消變異》。
④《上史相書》。
⑤見《鶴林集》卷八。
⑥見《蒙齋集》卷八。
端平元年（1234）正月金國滅亡，前一年史彌遠死，理宗親政，國勢朝局，出現了新變化，爲標榜“更化”，這年正月理宗“令内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吴潜迅即上《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奏札。九事爲：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乏絶，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鍳前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盗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洋洋一萬餘言，全面闡述了他在内政外交、政治經濟、學術文化諸方面的看法，是吴潜多年潜心體察國是特别是目下國情的精心結撰。
此九事吴潜似乎是以重輕爲序排列的，前三事特别重要。第一事先陳“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之機一”，希望理宗正視“可畏之機”，“上稽天命，内立聖心”，在“柄臣（指史彌遠）淪亡，權歸上聖”的親政之時，抓住機遇，撥亂反正。第二事針對理宗登基十年且三十尚無子嗣的情况，提出應遴選宗室子，以爲萬全之策。理宗亦是以宗室子身份繼位的。寧宗無子，原選宗室子趙竑爲太子，在寧宗駕崩時史彌遠擁立理宗，黜趙竑爲濟王，後逼死廢王爵。這無異是一場宫廷政變，朝野有不少人士爲濟王抱不平。第三事吴潜提出要爲濟王洗冤，“復爵賜謚”，以平復人心，敦厚人倫。此二事是當時政治現實中的大事，也是理宗的大忌諱，吴潜在這樣高度敏感的問題上進諫，又一次表現了他的過人膽識。第四事“正學術”，力言程朱理學爲儒學正統，説：“學術既歸於一，則文章必趨於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列聖之治化可興矣。此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也。”聯繫下第五事廣蓄人才，他籲請以理學要旨治國，進用君子賢人，實現開明政治。在第五事的貼黄中他還特别提出要用特殊辦法選拔邊地人才。第六事言賦税過重，指出地方官“以劫盗之威，行一切之政，奪民之食，剥民之衣，少應公家，多備苞苴，兼充私橐……東南民力……至近歲殫窮見底，可爲痛哭”。
就中論述最詳盡的是第七事“邊事當鍳前轍以圖新功”，幾占此篇奏折的三分之一。這裏條分縷析，總結了前此軍政的六大失誤，特别分析了新敵蒙古的情况，認爲蒙古有五可疑、三輕我，亡我之心，無日無之，面對“貪而無厭”的蒙古，“惟當急修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虚文謾語，而聽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備强形，以壓其驕驁無禮。謹節而應，舒徐而俟，不使隙開，亦不輕發，以觀其勢之所趣何如而圖之耳”。也就是要在加强戰備上下功夫，不輕易挑起事端，在外交上與其虚與周旋，觀其動静，以待其變。金亡後南宋從君相到朝野瀰漫着一片樂觀氣氛，有提出趁機北伐的，如吴潜所概括的：“乘韃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畫河而守。此誠大有爲之規模，不可失之機會也。”但吴潜認爲：“量吾事力，實有難言。”闕兵闕餉，難以支持，“韃非小敵，和戰非細事”，不可輕舉妄動。也不可“以玉帛與之講信修睦”，甚至他還認爲，即使蒙古放棄河南北去，或提出歸還河南，都可能是圖我、誘我之計，不能上當，説“生民休戚之關，决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可貪也”。這是金亡之初對如何處置與蒙古關係、如何對待收復中原問題的最審慎、最切實、最有遠見的意見。這篇奏札上於金亡之初，也是今天可以查考的發表關於這個問題見解的最早文獻之一。
第八事“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楮幣”即紙質貨幣會子，當時發行新會子，而舊會子不能及時收回，造成新舊會子貶值，物價高漲，吴潜認爲“楮者，誠國家之命脉也”，提出品搭鹽鈔、挽救危機的辦法。第九事“盗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論述也頗詳盡，説：“比年以來，緑林之風，遍於内地。”其因在民貧官貪。認爲應“精擇守令，奉宣德澤，以和輯其民……使吏寡於求，而民安於自養，則盗永不作矣”。這樣的看法在上面所上第六事中也説過：“使陛下之至心實德，從此霈發，實及細民，民力必寬，民怨必减，盗賊必不作。”意思致盗之因是官逼民反，弭盗之方在整肅吏治，施行仁政，這表現了他的超人識見。
……
本書是我的業師宛敏灝先生三十五年前布置的一件“作業”。那是1983年秋，我去看望先生，他對我説他早年研究過宋代文學家、著名詞人吴潜，發表過《吴潜年譜》，也想對吴潜詞進行編年箋注，但一直未能着手，希望我能與他合作完成這個課題。那時我碩士畢業纔一年多，在專業上剛剛起步，對於古籍整理還没有什么經驗，心裏有點猶豫，但我知道這是先生對我的愛護和提携，於是就愉快地答應了。先生當場確定了本書的書名和大致體例，告訴我，《全宋詞》所收吴潜詞依據的是《彊村叢書》本，有文字錯誤，要認真校勘，明代的《百家詞》本較好，設法取閲。又告訴我，吴潜的生平有的地方還不太清楚，《吴潜年譜》也還要進一步修訂，説曾接到浙江平湖一位先生的書函，説那裏有吴潜家族的一部《義門吴氏譜》，有機會去訪查一下（後來獲知此譜大概，經比對，與吴潜世系全不吻合）。
我接受了先生的指教，從那年下半年起就開始了準備，先認真閲讀吴潜詞，做札記，再按照《吴潜年譜》的綫索，閲讀、查找吴潜傳記資料以及相關的歷史文獻。到1985年夏根據《全宋詞》文本寫出了注釋編年初稿，交給先生審閲，至於版本校勘、《年譜》修訂、家譜訪查都未來得及進行。稿子放在先生處大約一年，先生抽看了近一半篇幅，不太滿意，作了一些批閲，涉及到一些典實、用語和資料問題。我自己也發現了更多的問題，編年有的也拿不準，心想，對吴潜詞的整理要擴大範圍，擴大到吴潜的全部詩文，全部問題。全部詩文、全部問題都搞清楚了，詞的問題、生平問題、《年譜》的修訂也會解决得順手些。隨後我向安徽古籍整理委員會申報了安徽古籍叢書《吴潜集》的整理項目，并獲得了批准。當時計劃與《吴潜詞編年箋注》一并於五年内完成，但在進行中涉及的文獻資料問題還是太多，進展緩慢。那時我的教學工作負擔很重，又是職業生涯的“爬坡”階段，職稱的晋升要憑學術論文等成果，而古籍整理不算學術成果，這件事就成了不急之務，再加上工作調動，家庭變故，書稿的寫作就擱置起來了。雖然還不時留心有關問題，也積累了不少資料，但何時完工，心中無數，一拖就拖了二十多年。
在我退休前後的十餘年又忙於《全宋詩輯補》，2014年該書完稿，我纔有了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做這件未了的工作。現在的文獻條件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吴潜詞及其本集許多版本和相關的文獻差不多都查閲了，《吴潜集》的整理進展順利，《吴潜詞編年箋注》中的相關問題也解决得較爲順手。關於吴潜年譜的修訂也獲得了更多的資料，原打算以箋證的方式對先生的《吴潜年譜》進行整理，但因變動、補充的文字太多，超過了原譜三倍，遂改題爲《吴潜年譜新編》。
這裏要特别申明：年譜新編的最後完成得力於宣城市寧國學友高生元先生的無私幫助。生元先生幾年前於寧國訪得清道光丙申（十六年）《寧東茭笋塘吴氏宗譜》，發現其中附刻有《許國公年譜目録》，經查證，即明代編刻的《許國公年譜》的節録本。《許國公年譜》經吴潜明代五世孫、八世孫、十世孫連續編輯、刻印，入清後失傳，其節本意外地被生元先生發現。此書所載吴潜一生大量的傳記資料，很多爲傳世文獻所未見，十分寶貴。生元先生還在宣城、寧國等地訪得吴潜家族族譜多種，民國九年綏禄堂刻《宣城吴府族譜》，其中吴潜的傳記資料多可與《許國公年譜目録》相印證。生元先生把這些資料都提供給了我。没有這些文獻資料的支持，《吴潜年譜新編》肯定會有很多缺漏和失誤。
這是一件遲交的作業，在業師宛敏灝先生謝世二十多年後纔完成，感到很慚愧。是先生引領我踏上研究吴潜的學術道路，并取得了相應成果，原打算與先生聯署出版此書，經與先生哲嗣、師弟炳生商量，覺得還是以不聯署爲宜。這裏謹向先生的在天之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永遠的懷念。
湯華泉
201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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