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接着提一个问题：陈宝箴在杭期间下榻于何处？
清代地方大僚到任，在前任尚未腾出住房或其他原因导致未能及时入住衙署的情况下，地方上早已预备行台，以作短期居停、办公之用。这类事有两个专用语叫做“办差”“供张”，一般由省会的首县（在杭州是钱塘、仁和两县）操持。用作行台的地方，可能是专门接待钦差（如乡试主考）的皇华馆，也可能借用会馆。这次杭州方面最先考虑位于三元坊的湖南会馆，但最终决定将新臬台的行台设在积善坊巷的八旗会馆。
浙江省方面于三月二十九日忽然接到驿报，获悉新任台陈宝箴的官船已在由苏州来杭州的路上，三十日，前导人员至省报知宪舟已抵塘栖停泊。臬司署内三位首领十分忙乱，即刻至码头乘船开往塘栖迎接长官。该署之六房书吏等亦于当日傍晚登舟往迎。杭州府知府及钱塘、仁和两县县令及各候补官员等均于次日黎明出城迎接。据传来的消息，臬台大人因体恤各地方官，来杭路上不发马牌，所以突然而至。
陈宝箴的官船于四月初一日抵达杭州运河码头。次日入城拜谒巡抚及其他大员，巡抚指示于初三日申刻（15：00-17：00）举行接印仪式。当晚仍住在船上。当日，陈宝箴在有关方面的陪同下还去行台阅视了一番，感到很不满意，说：“我非旗员，居此不宜!”这下使钱塘、仁和两县县令捉急了。两县立即将位于仓桥的部院大行台（闽浙总督在杭州的行台）铺设整齐，供陈大人暂住。其实，两县在办差之时原也考虑过大行台，只因近日适值提督来省，大行台已成为军门之行辕，不得已才将新臬台的行台设在八旗会馆。幸好，大行台分东西两院，原准备为乡试正、副主考驻节之所。这次，提督大人住在了东院，那么就让臬台大人住西院吧。
陈宝箴当了一任浙江按察使，却没有在自己的衙门里住过一天，但即使如此，无奈臬台衙门的邪门太过厉害，陈大人最终还是中了招，只实际做了107天的长官，即被劾免官，情节端的有些蹊跷。看到这一幕的人，或许会想，幸好陈大人防范在先，所以未搭上性命。然以后视昔，陈宝箴的命岂是能够轻易摧折？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在浙江臬台任上的这一顿挫，乃是“苦其心志”之关键一步，经此历练，“增益其所不能”，为之后在维新变法历史大剧中扮演重要角色伏下了远脉。
当然，陈宝箴绝对不可能预知自己今后宦途之腾达。但在当时，一个人即使有何等坦荡之胸怀，面临如此顿挫，也不免有所意气。陈宝箴在给好友的信中说，自己获知免官消息之后，举动食息与平常无异，故今日之事，若固然有之，漠然无所动于心。只是出山十余年来，迄今仍未置下一所房屋、一亩田产，突然被免，八口之家的生活恐怕无以为继。但是我本贫瘘之人，贫贱是我的老朋友了，如今遇此变故，我也不是不能够设法生存下去，所以朋友们不必替我担心。信中接着说：
至于无官之后，此身便为我有，澄怀一室，万卷横陈，乐天地之宽闲，进古贤于宾从，采山钓水，鱼鸟亲人，岂复知宇宙间更有他乐？又差幸有子能读父书，粗通知古今义理，两孙亦颇颖惠，扫径谢客，已足自娱。……而既竭吾材，渐觉难以枝柱，一旦脱然事外，无案牍之劳形，始信“无官一身轻”之语亲切有味。……然尚有未能恝然者，区区忠爱之悃，受之生初，万劫不可磨灭。
引文可见，陈宝箴颇有无官一身轻，了无挂碍，优游林下，含饴弄孙之想，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惯常的进退之道。除了少数人不耐官场规则挂冠而去或在仕途中碰了一鼻子灰而中辍，从此摒绝仕途之外，多数人则在遭遇挫折之初，大有一副决绝之势，过后则又心生东山之望。两种态度都是正常的选择，而后者尤其正常。士子以“学而优则仕”为志业，修身齐家之后，求售于帝王家，参与治国平天下，若自绝仕途，则何以遂平生之志，如何对得起先师之教诲？此外，读书人不会或不屑其他营生，若无官缺在身，又如何赡养一大家子人？以此来看陈宝箴在信中所表露的心迹，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故虽然无官一身轻，但此身并未为我所有，所以然者，乃在于对君上尚未尽忠爱之悃。范仲淹所谓“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陈宝箴其时之心境，庶几近之。
陈宝箴于七月二十二日（8月24日）交卸臬篆之后，原计划于八月初六日（9月6日）离开杭州，但因一些人际上的关系而推迟了数日。据《王文韶日记》，陈宝箴自降级调用至离开杭州，与闲居仁和县故里的前军机大臣王文韶会面了7次，其中：
5次系陈宝箴登王宅拜访，
1次是王文韶回拜陈宝箴，
另有1次共同游览西湖。
陈宝箴登王宅，常常久坐相谈，谈什么呢？以两人密切之关系，可谈的太多，惜乎日记简略，不得而知。八月初七日（9月7日）日记曰：“下午，偕桐侯、筱饮，并挈桢儿出涌金门，登湖舫，约陈右铭同年一游，至三潭印月，设行厨晚膳，乘新月放舟毛家埠，宿灵隐。”此次出游可能就是陈宝箴给好友欧阳润生的信中提及的“西湖佳处，从前几至抹杀者，至此时始省识真面目矣”之本事。
八月三日（9月3日），陈宝箴公馆前面来了吹吹打打的一班人，他们是来欢送臬台大人的。原来，城中各绅董得知陈宝箴即将离开杭州，就自发集资制了两顶万名伞、八对德政牌，既为陈大人送行，也一表杭州人的爱戴。所谓“万名伞”，亦称“万民伞”，伞上缀有许多小绸条，上书赠送人姓名。在清代，地方官离任时，当地绅董都得表示一点挽留的意思，表达的方式，隆重的，建一座生祠，或树一块去思碑；比较通行的方式则是送万民伞，意思是这位父母官，像伞一样蔽护着一方的老百姓，送的伞越多，表示对这位官员的政绩愈加褒扬，这位官员也愈加觉得有面子。《官场现形记》里有贪得无厌的官员设法让地方上给自己张罗送上万民伞的情节，是为清季官场丑态之一端。然而，这事情发生在陈宝箴身上，不免令人疑惑。陈氏不过当了107天的按察使，而且又得降职处分，杭州地方何以要送万名伞、德政牌给他？《申报》有报道说出了原因：“盖廉使在官未久而惠政在人，故共切攀辕之慕。”“惠政在人”是关键词，可见杭州百姓的的确确看到了这位臬台大人的勤政，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陈廉访的爱民。由此亦可见对于一官之评价不在于任职之久暂，而在于其是否秉公执政、真心做事、心系百姓。不知陈宝箴收到万名伞、德政牌时的心情如何，以他的秉性，是不需要这样的东西的，但在此时他可能也会为杭州人对自己在杭州为官的肯定而感到一丝丝欣慰。
八月初十日（9月10日），陈宝箴赴王宅向王文韶辞行，因王氏外出而未值。十一日（9月11日）上午，再赴王宅话别。下午，陈宝箴在儿子陈三立等陪同下，在运河码头登舟，先到上海，再乘长江轮赴长沙。前来送行者中有王文韶。不到两个月之前，六月十五日（7月18日）中午过后，退职回杭的王文韶所乘之舟甫抵登云桥，除家人亲属前来迎接之外，杭州官场中人亦颇有往迎者，其中有陈右铭（宝箴）、盛旭人（盛宣怀之父），王文韶日记中说陈氏等“枉驾至此”，因王氏系落职回里，故有此说。而今日，则是王文韶送陈宝箴，同为落职之人，自不免惺惺相借。
陈宝箴走了，杭州给他留下了无奈和遗憾。此后，他再也未抵杭州。但是，陈宝箴此次在杭州短暂的任职经历开启了其家族与杭州的因缘之门，这是他未曾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