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学术纵横 | | | | 孟宪实：张骞的“不得要领”与丝绸之路的开通（上） | | 来源： 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孟宪实 日期：2021-03-10 | |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激发下，丝绸之路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很多问题值得深入追究。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贯通，因此具有了世界史意义。但是，张骞出使的直接目的，是联络月氏和乌孙，建立共抗匈奴的联盟。就此而言，张骞出使并没有达到目的，史称“不得要领”。但是，“不得要领”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后来的研究更强调丝绸之路的主体方向，这个最初的问题，常被忽略。略加考辨，就正方家。张骞出使西域共有两次，一次出使月氏，一次出使乌孙，但具体出使目标，两次皆未达成，这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没有达成？最初的解释见于《史记》。《史记·大宛列传》披露张骞事迹，内容如下：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史记》的这段记载，是我们回顾这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始记录，这里引用全文，因为信息有限，无不重要。与本文关系最重要的两个内容需要重点提示，一是张骞出使大月氏的目的；二是大月氏对汉朝建议的反应。正是因为大月氏的反应，《史记》称张骞“不得要领”，这是史书的评述，相当于总结张骞出使失败之因由。《汉书·张骞传》这段记载，尽数来自《史记》，其文如下：“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史记》《汉书》文字相同，所谓“不得要领”，是张骞不得大月氏要领。“不得要领”当如何解释呢？《史记》的诸家解释重点在语词。《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要领，要契。”《索引》李奇云“要领，要契也”；小颜以为衣有要领；刘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颇是其意，于文字为疏者。对此，《册府元龟》也有类似的解释，其原文与史汉相同，括号部分是注释：康居传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以大夏为臣，为之作君也），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下远音于万切）。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要，一遥切，衣要也。领，衣领也。凡持衣者则执要与领。言骞不能得月氏意趣，无以持归于汉，故以要领为喻）。有关要领的解释，用衣领来比喻，要领即要害。《册府》的解释有所扩展，认为不得要领是“不能得月氏意趣”。这个解释，也被胡三省移用在《资治通鉴》注释中。以“意趣”比喻要领，从外在的关键进入内在的需求，有深入解释的方面。而张骞虽然在大月氏滞留一年多，依然不能把握大月氏的“意趣”。所谓“意趣”即内在需求，因为不能掌握，自然无法说服，张骞只能无功而返。张骞出使西域，主要的战略任务并没有完成，通常研究者比较赞同或满足于传统史书的解释，进一步讨论的并不多。陶喻之先生著《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新解》一文认为，是大月氏信仰了佛教，从而不愿意听从张骞的主张：“显而易见，张赛出使大月氏时外交上失利的原因，是双方没有一致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主张。”究竟如何理解张骞的“不得要领”，需从多个视角观察。张骞的历史功绩是开辟了丝绸之路，但这并不是汉武帝朝廷交办的使命。他的使命是寻找大月氏，并与之实现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匈奴。这个使命的前半部分是寻找大月氏，张骞完成了，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要达成战略联盟，却没有成功。张骞没有说服大月氏，结盟的战略只好放弃，而史书的解释便是“不得要领”。应该承认，《史记》所记内容肯定来自张骞，所以“不得要领”，完全可以看作是张骞自己的解释。
在今天能够阅读的历史文献中，汉朝的这个联盟月氏战略并不是表达得很完整，文献记载又很有限，所以我们今天的研讨，不得不有所推测。最早涉及张骞出使的《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的使命表达得就不完整：“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够读出联合月氏共击匈奴的战略，但是到底怎样实施这个战略，语焉不详。《汉书·张骞传》的文字完全来自《史记》，几乎没有增加新的信息。有关张骞出使的记载，《资治通鉴》晚出，但比较完整。其言为：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馀，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汉朝要联合月氏，有两个背景最为重要，一是月氏原来的居所，“故居敦煌、祁连间。”其二，月氏与匈奴有仇，但苦于力量不足，即“无与共击之”。《通鉴》介绍月氏的“故居”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汉朝联合月氏的重要依据之一，那就是邀请月氏返回故地，与汉朝联合攻打匈奴，这样既可以解决月氏“无与共击之”的难题，又可以解决汉朝的匈奴之患。《通鉴》引入的新资料，是《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传》未曾措意的，但这资料来自《汉书·西域传》，并非《通鉴》发明。《汉书·西域传》有大月氏条：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有关大月氏的原来居住地，从《史记·匈奴列传》中也能略有感觉，但不如《汉书·西域传》说得明确。在匈奴崛起之前，月氏很强大，匈奴的冒顿单于曾经作为人质居住在月氏。打败月氏和东胡，是匈奴崛起的标志。匈奴打击月氏，按照西汉的理解是过于残暴，所以大月氏才有报仇之心，可惜无报仇之力。这是西汉月氏战略的出发点，认为对方有结盟的可能性。《资治通鉴》在书写张骞出使西域背景时，对于月氏的介绍更全面了，但也忘记了《史记》和《汉书》都强调的西汉背景，即“汉方欲事灭胡”。正是因为汉武帝的朝廷决定与匈奴开战，才有张骞出使西域，希望建立联盟，消灭共同的敌人匈奴。张骞没有说服大月氏，《大宛列传》中其实已经有交待：“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大月氏的现状是土地肥沃、社会安定，局势良好且十分满意。如果同意汉朝的建议，他们需要放弃眼前的安定生活，长途跋涉，再回东方与匈奴作战。因为生活安定，距离遥远，报仇之心已经消失。对于大月氏而言，张骞的建议是国家重大战略变化，是否能完成报仇目标，事实上也不清楚。这就意味着，接受张骞的建议，具有风险性。对比风险与收获，即使能够打败匈奴，敦煌祁连之间河西走廊的自然条件，也不能与大夏相提并论。张骞如何能说服大月氏人放弃手中的西瓜去抢夺遥远的芝麻？所以，“不得要领”是正常结局。张骞两次出使，第一次因为不得月氏要领而失败。第二次，张骞出使乌孙还是没有成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重点是说服乌孙返回原来居住地，情况与大月氏相似。而所有乌孙的情况，都是张骞介绍给汉武帝的。当时，张骞因为战场失期，被免为庶人，他渴望重新工作的心理很清晰。张骞说服汉武帝，在战略上联合乌孙抗击匈奴是可行的。《汉书·张骞传》有如下完整的记录：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语在《西域传》。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这次结果是“未能得其决”。而《史记》对此的描写还是“骞不得其要领”。对此，《汉书·西域传》的记录更详细。其文为：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在乌孙再次遭遇失败。《汉书》这里所谓“未能得其决”与《史记·大宛列传》中“不得其要领”含义一样，即未能说服乌孙响应汉朝的战略建议。张骞出使乌孙时，与第一次出使环境已经完全不同。第一次出使对于汉武帝的朝廷而言，完全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找到大月氏，是否能够结盟，全然未知，试探的成分居多。事实上，张骞还在途中，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已经正式开场。到张骞出使归来，汉朝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在北方取得重大胜利。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击陇西，大破匈奴西方浑邪、休屠二王。这导致匈奴内部矛盾爆发，单于要诛杀战败的二王，催发二王向汉投降。后来，虽然浑邪王杀休屠王，只有四万人投降，但是通往西方的道路却畅通了。对于此事，《汉书·张骞传》说法更明确：“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转年，匈奴在正面发动反攻，代郡、雁门和右北平都发生战斗，汉朝损失几千人，博望侯张骞等人误军期，赎为庶人。此时，汉朝连续大胜，匈奴虽然坚持不称臣，但汉朝全面掌控了战场局面。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再次出击，胜利成果扩大，迫使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一段关于张骞的文字，如同张骞简历，其文曰：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由此看张骞的经历，简洁明了。第一阶段是通使大夏；第二阶段归来后为校尉；第三阶段从大将军有功，封博望侯；第四阶段，因罪赎为庶人；第五阶段，再使乌孙，归国不久去世。可惜具体时间未详，需要其他资料补充论证。张骞封侯时间是准确的。《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记载，元朔“六年三月甲辰，侯张骞元年。以校尉从大将军六年击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绝域大夏功侯。”张骞封侯，不仅是因为立有军功，也包括此前的出使绝域。此事，《汉书》也如此记载，三月甲辰，一字不差。元朔六年，是公元前123年。至于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一事，时间也是清楚的，《史记》记为“后三岁”。《汉书·功臣表》明确写作“元狩二年”，《通鉴》写作“夏”。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汉朝取得巨大胜利，直接导致秋天浑邪王率众降汉，河西走廊无人居住。上文引《汉书·张骞传》“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正是指这件事。
这就成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背景。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间依然模糊不清，《资治通鉴》置于元鼎二年（前115）叙述：“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因为张骞要劝说乌孙回到河西走廊，出发的时间最晚也是公元前121年之后。张骞第二次出使失败，史书记载远比第一次清楚，因此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次的问题所在。首先，西汉对乌孙的要求是清楚的，乌孙回到原来住地，双方通婚结为兄弟，共同抗拒匈奴。西汉要与乌孙建立平等的联盟，所谓“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就是兄弟之国。乌孙的情形与月氏相似，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对于大月氏的建议也应该相似，邀请大月氏东归，双方建立平等的联盟，共抗匈奴。乌孙对张骞的回答，内容清晰。乌孙是匈奴的手下败将，长期折服于匈奴，深知匈奴强大。但是，乌孙与汉朝的关系却是“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乌孙亲眼见到了张骞庞大的使者团：“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但是，乌孙事实上对于汉朝的大小、强弱却并不了解。即是说，虽然张骞率领一个庞大、富有的使团，依然不能证明汉朝的强大与否。在这种前提下，乌孙如果投身与汉朝的联盟，如果汉朝没有使者说的那么强大，还要公然与匈奴为敌，后果恐怕是灾难性的。这是根本性的战略，乌孙不敢贸然行事，找了一系列借口，如乌孙王没有实权，不能独立做主等等。最后，乌孙很礼貌地赠送汉朝几十匹骏马，还派使者亲自来汉朝致谢，而真正的意图是侦察汉朝的实际情况。乌孙所在地是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比较大月氏所在，距离汉朝要近得多。由乌孙的情况来分析大月氏，张骞不得月氏要领，理由变得更容易理解。大月氏对汉朝的了解一定少于乌孙，乌孙尚且需要对汉朝摸底侦察，距离汉朝更遥远的大月氏具有类似想法，当然不奇怪。张骞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到达乌孙，而张骞到达大月氏的时候，除了手中的使节有一定的证明力以外，匈奴夫人和孩子，另外就是堂邑氏奴甘父。原本，张骞出使大月氏的时候，也有一个一百多人的使团，但最后到达大月氏的只有两人。从乌孙三百人使团都不足以证明汉朝之强大的事实看，即使一百多人的全部使团成员都能到达大月氏，也未见得能够取信大月氏，何况事实上只有两人！仅凭张骞两人，要说服大月氏改变国家战略，放弃现有的和平富足生活投入与匈奴的全面战争，说服力过于弱小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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