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俸禄制度是宋代官制史的重要内容，但因没有完整的宋《官品令》《禄令》留存，使其研究成为难题。本文探究、梳理了宋代俸禄制度的历史渊源，从多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内容包括：（一）宋代俸禄制度分期的四个阶段；（二）宋代俸禄的分类：料钱（包含衣赐）为主干，包括添支、职钱、禄粟、贴职钱、职田、给劵、杂给、公使钱等；（三）俸料支付方式：以支货币为主，衣、粮为辅；支付方式有全支、真俸、折支、借减等;（四）俸禄发放机构及支付流程；（五）宋代实行的“益俸”政策;（六）关于两宋俸禄制度若干问题的认识。宋代俸禄制度显示出宋代祖宗家法的几手：一是“益俸以养廉”；二是优待宗室，以换取宗室参政权力；三是隐性策略——在权力上抑武重文、待遇上重武抑文，相互牵制，从而保证赵宋王朝内部统治的稳定。 关键词：北宋 南宋 俸禄制度 评价与影响 由于没有完整的宋代《官品令》《禄令》留存下来，宋代俸禄制度已难窥全貌。迄今能看到的宋代俸禄制度史料比较零散，详略失衡，变化脉络也不清晰，这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常用的记载宋俸禄制的史籍主要有《宋史》《宋会要辑稿》《职官分纪》《文献通考》《宋大诏令集》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群书考索》《玉海》等类书的官制门中也有一些与俸禄制有关的史料，其它一些史作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笔记、文集、方志等文献中的零散记载也不容忽视。 自20世纪衣川强发表《以文官为中心论宋代俸给》《官吏与俸给》后，[1]汪圣铎、张全明等也发表论文对宋代俸禄制作了研究，[2]由杨果执笔的《中国俸禄制度史》第六章《宋代俸禄制度》作了更为详细的讨论。[3]除以上专门研究成果之外，汪圣铎《两宋财政史》、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日本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韩国申采湜《宋代官僚制研究》等制度史著作中，都有关于宋代俸禄制度章节。[4]并且对俸禄制的局部研究如职田、公使钱等及其它相关的方面也有众多成果。这些丰硕成果与积累，都为笔者能较全面理解、认知、总结宋代俸禄制奠定了坚实基础。[5] 宋代俸禄制度是职官制度的重要内容，更是百官酬劳制度的核心部分，然而由于其繁杂多变，这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本文拟从纵向、横向对宋代俸禄制进行全面考察。纵向方面，主要追溯其历史渊源、沿革变迁；横向方面，着重探讨其分类、名色、等级、支付手续、支付方式等。在此基础上，来比较客观而全面地认识宋代俸禄制，并望有助于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宋代俸禄制分期 宋代禄制是历代俸禄制的一个阶段。要了解其历史地位，须先了解其前的发展沿革。纵贯周秦至宋的俸禄制度，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周代爵禄制、秦汉秩禄制、隋唐五代品禄制以及宋代阶官寄禄制。 周代行封建世袭之制，周王以“爵秩次”分封分配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在官者之禄食。《汉书·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6]显然，俸禄最早是和爵联系在一起的，禄制为三等封土，这三等禄制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禄制。 自春秋战国开始以实物作为俸禄，爵禄制度逐渐一分为二。秦汉时爵与秩分离，产生了秩禄制。禄与官员等级挂钩，禄制以秩等为中心。秦汉时官员以秩石为等，如西汉郡太守、司隶校尉秩二千石，部刺史六百石，这里的“××石”，不是俸禄，而是秩级名。汉代秩级与月俸相联系，但在官衔上是分离的。百官月俸据秩级决定，其以“石”为单位之秩级，相当于宋代寄禄官。两汉俸禄制已从封邑制演变为按秩等支付货币与谷物二种名色的月俸制，这在中国俸禄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开启了后世俸禄制的先河。然，在百官行秩石制同时，宗室、大臣封王、侯之爵，仍行爵禄之制，封爵为食禄之资，“唯得衣食租税”，并无职官月俸。可见两汉爵禄制尚未废除，作为秩石制的补充继续实施。此与宋代宗室既封爵、又授节使或环卫官不同。 魏晋又有品禄制新生。三国魏在沿袭汉代秩级制同时，开创了按品级定等之制，在确定俸禄时，两者互为补充。虽然《晋书·职官志》未能完整记载百官九品之等，但品官分九品是毫无疑义的。《晋书·食货志》有九品占田的完整记载，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这说明，晋升九品不分正从，品阶太少。其次，占田作为品官俸禄内容，依官品高下定占田数，与秩石无关。据此推测，占田划分等级较易，而文武百官及僚属之俸禄，高下尊卑等差构成复杂，仅以九品定俸禄，显然有困难，仍需沿用秩石制作为辅助，增加等差级数以便拉开差距。两晋南朝俸禄制基本上实行官品、秩石并用的双轨制。之所以存在双轨制，是因为这一时期既实行官吏的九品划分，等级太少，故惯性沿用秩禄制。品禄与秩禄双轨制的转型完成于北朝。此外，在俸禄支付上，除钱、谷之外，两晋南朝新增占田，成为后世职田的前身；北朝又以帛来支付俸禄，这亦成了后世以绢、绵赐春冬衣的前身。 及至隋唐，九品官品方成为主流的官等。隋京官以官品、州县外官以所治州县户数定俸禄。[7]值得注意的是，一、隋品禄制以石为单位，但包含何种名色之禄给，未见明确记载；二、百官定禄有京官与外官之别；三、“官不判事者”不给禄，无职事之散官不给俸禄，而是依职事官品定禄。这说明北朝本品定禄制至隋已变为依职事官官品定禄之制。 唐沿隋制，以职事官官品定禄，分春、秋二季给粮斛。[8]唐高宗永徽元年（650），改半年（春、秋季）俸粮制为月俸钱制。[9]这是禄制的重大改革，即京官俸禄由食物禄制为主改为以货币禄制为主。唐代俸禄名色以俸料钱为主，辅以食料钱、杂用钱、防阁钱及职田等。[10]唐代官员俸禄依职事官品确定。有学者据《册府元龟》所载干封元年（666）八月诏“京文武官应给防阁、庶仆俸料，始依职事品，其课（力役）及赐各依本品”，[11]提出“干封元年以前，京文武官所给俸料及防阁、庶仆等，均是依据的本品，至此‘始依职事品’”的观点。[12]这一认识把文武官之“防阁、庶仆俸料，始依职事品”与文武官俸料相混了。唐俸禄之制从一开始即沿隋制依职事品定俸禄，何来依散品之有？上引干封元年诏中按职事品给文、武官“防阁、庶仆俸料”，“其课（力役）及赐各依本品”则指给文、武官力役与赏赐依本品定。职事官之外，又有文、武散官，凡入仕者皆带散官。文、武官所带散官为本品，定章服，“无禄俸”。[13]散官官官品确定章服之制五代相承。 五代禄制虽名为沿唐制，然因战乱频仍，贡赋匮乏，很难实施。如后梁太祖《给百官俸料诏》：“秩禄所以养贤而励奉公也。兵革未戢，贡赋莫充，朝谒甚勤，禄廪盖寡。朕今启建都市已毕，郊祀职采至多，费用差少，其百官逐月俸料，委左藏库依例全给。”[14]依例全给，当指依唐禄制全给，这说明此前未能依制给百官俸给。据胡三省注此事谓：“唐自（僖宗）广明丧乱以来，百官俸料额存而已，至是复全给。”[15]但这亦只给京官，地方官尚不能全给。其后，月俸额比唐前期减半，且这减半之数也得不到保证。《宋史·职官志》对唐五代俸禄制有简要概括：“唐贞元四年（788），定百官月俸。僖、昭乱离，国用窘阙，至天佑中，止给其半。”后唐同光元年（923），“租庸使以军储不充，百官奉钱虽多，而折支非实，请减半数而支实钱。是后所支半奉，复从虚折。周显德三年（956），复给实钱”。[16]后周虽比后唐稍好一点，也只是取消“虚折”给实钱而已，其俸禄止为唐制之半，未能有所改善。唐中后期施行的“手力当直”，本是力役，后变为纳资，成为官员俸禄来源之一。五代虽沿，但又复为服现役，不许纳资。[17]五代因财政支绌，钱币阙乏，故俸禄名色多样，有料钱、厨料米、面、蒿、柴春冬服绢、绵等杂给；后汉干佑三年（950）七月增设州县令录佐官，“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俸户”禄制，构成一个特色。[18]宋代俸禄名色多样花，也是承继了五代禄制。但有所取舍，如手力当直之类，即废罢未置。 关于宋代俸禄制度的分期，日本学者衣川强在其《宋代文官俸给制度》著述中提出三分期的观点：第一期——从赵宋建国至神宗元丰官制改革；第二期——从官制改革起至北宋末；第三期——以及整个南宋时代。[19]衣川强三期分期，值得商榷之处，在于没有将北宋前期以本官阶寄禄与元丰寄禄官新制区分开来，这是明显的混淆，应当划分为二个不同发展时期。笔者按两宋禄制的变迁情况，则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北宋前期以本官阶寄禄为主、辅以差遣给禄时期；二、无丰新制，以寄禄官为中心禄俸制的形成；三、徽宗时期，大幅增俸与武选阶、选人阶改名寄禄官；四、南宋适应用兵需要，文官宰执略有减损，战守统兵官有所增。 总领这四个时期的纲，是从宋太祖起实行的“益俸”政策。曾巩《禄制》： 太祖哀怜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烦扰，欲高吏之行以便民，于是定俸户之制，修益俸之令。[20] 国朝乘五代之弊，艺祖初兴，有省官益俸之诏。自是以来，禄秩每从优厚。[21] 此政策两宋推行始终，由此，宋代俸禄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同时，总体上呈从低走高的态势。南宋因用兵出现过宰执官自陈削减三分之一或一半俸禄的情况，增俸势头虽有所抑制，但这是一时权宜；部分文官寄禄官俸略有减损，但统兵官官俸提高，地方官职田与茶汤钱也都略有提高。其具体的阶段性增俸，马端临《文献通考》有所概括，转述如下： 乾兴以后，俸禄、添给、傔人、餐钱之制，更革为多，至嘉佑始着于《令》，今自宰相而下至岳渎职庙主簿凡四十一等。熙宁以来悉用《嘉佑禄令》，无所损益。元丰一新官制，职事官职钱，以寄禄官高下分行、守、试三等。大率官以《禄令》为准。而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既请大夫俸矣，又请郎官职钱，视嘉佑时为优。至崇宁间……于寄禄官俸钱、职事官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蔡）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其余傔从钱米并支本色，余执政皆然。视元丰制禄之法增倍矣。中兴俸禄之制，参用嘉佑、元丰、政和之旧，少所增损。惟有兵兴之始，宰执请受权支三分之一或支三分之二或支赐一半。隆兴及开禧，自陈损半支给。皆权宜也。其后内外官有添支料钱，职事官有职食、厨食钱，纂修者有折食钱，在京百务官有添支米，选人、使臣职田不及者，有茶汤钱。其余禄粟、傔人悉还畴昔。[22] 笔者沿着两宋300余年曲折起伏的“益俸”轨迹，进行了一番追寻，大体上理出四个阶段。 （一）北宋前期：本官定禄为主、差遣俸禄为辅的四十一等禄制的确立 因唐末战乱，唐哀帝天佑中官员俸禄“止给其半”。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始令全给”。然至后唐“因军储不充”，既减半数，又不能给现钱。后唐同光元年（923），“百官奉钱虽多，而折支非实，请减半数而支实钱。是后所支半数，复从虚折。周显德三年，复给实钱”。宋初俸禄之制，“大凡约后唐所定之数”。而官俸不给现钱，只给货物。[23]王栐《燕翼诒谋录》称： 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经冻馁，然艰窘甚矣。[24] 鉴于宋初官俸较低，宋太祖思有所改革，遂下省官益俸诏，于是干德四年（966），有州县官《复置俸户诏》： 诏曰：“应天下令录簿尉判司等，宜准汉干佑三年敇，复于中等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俸户。据本官所请料钱折支物色，每一贯文，给与两户货卖。逐户每月输钱五百文，除二税外，蠲免徭役。”[25] 开宝四年（971）十一月又有《幕职官置俸户诏》：“今诸道州幕职官，并依州县官例置俸户。”即将州县、幕职官月俸分摊给俸户，每一贯俸钱，由两俸户逐月各输500文，以此类推，从而保证亲民官之禄足以代耕，“既责其清节，宜示以优恩”。[26]值得注意的是，诏书所称“据本官所请料钱折支物色，每一贯文，给与两户货卖”。 北宋初已开始以本官定俸禄，这是古代俸禄制度的一大转变，即从职事品禄制向本官阶禄制的转型，本官阶已成为北宋前期的寄禄官阶。如太宗雍熙四年（987）七月，“赐礼部侍郎李至月给本官全俸。”[27]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俸禄·古今源流》： 国朝乘五代之弊，艺祖初兴，有省官益俸之诏。自是以来，禄秩每从优厚……我朝自京朝官以上，或加合职，或开国，等而上之如加使相、如封真郡，而俸禄之等级，亦各有差。虽在外郡之小官，其江浙等处，自本身官给外，各有职田之俸。[28] 太宗继续执行“益俸”政策，取消文武官折支俸钱扣除20％的比例，以100％“实价”支付；幕职州县官月俸由三分之二折色改为现钱与折色对半；京官30个月满任后继续给俸；致仕官始给半俸等等。[29]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制定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官月俸五等： 供奉官，俸钱七千五百； 殿头，四千； 高品，三千； 高班，二千五百； 黄门，千五百。[30] 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所定内侍官五等俸禄制可以看出，俸禄之等与官品无关，而以本官阶为主体。大中祥符五年又降诏定百官俸诏，虽非《官品令》，但这是迄今能见到的北宋文武百官俸禄分等的最早记载。[31]大中祥符定百官俸，是一次全面性的增加俸料钱，如三师、三公、东官三师、仆射各增20贯，三司使、御史大夫、六尚书、御史中丞、两省侍郎、太常、宗正卿、内客省使、诸卫上将军各增10贯，朝官、诸司使副各增3千，京官、大使臣各增2千，横班诸司各增5千，小使臣增1500文或1000文。[32]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本官阶禄制，没有显示宰相、监司、知州等差遣奉禄，也没有殿阁职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禄制史上的重要转折，正式完成了由唐以前按官品定俸禄向按本官定俸禄的转变。但真宗朝之禄制种类未多、涵盖面未广，由于真宗朝以前《禄令》不存，已难以窥其原貎。天一阁藏《官品令》残本经戴建国考证，实为吕夷简、庞籍主持纂修的《天圣令》，[33]其首卷原为“官品令”，钞本之书名乃抄书人以首卷“官品令”为书名。惜经清代战乱及偷盗，仅存后20卷，“官品令”已佚。[34]故《天圣禄令》已难以复见。 仁宗朝将乾兴（1022）以来增俸“更革”固定下来，编为《嘉祐禄令》。值得庆幸的是，《嘉祐禄令》在《宋史·职官志》中保存下来。不过，《宋史·职官志》未明确写明是《嘉祐禄令》，《嘉祐禄令》由三司使张方平等编，于嘉佑二年（1057）十月一日颁行。[35]《文献通考·职官考》说得很明确：“干兴以后，俸禄、添给、傔人餐钱之制，更革为多。至嘉佑始着于《禄令》：自宰相而下至岳渎庙主簿凡四十一等。熙宁以来悉用《嘉祐禄令》，无所损益。”[36]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文献通考·职官考》与《宋史·职官志》皆说“自宰相而下至岳渎庙令，凡四十一等”，其实“岳渎庙令，十千”并不是四十一等之最后一等，在其后尚有“（岳渎庙）丞、主簿，七千”一等。这是一；其二，《宋史·职官志》所载宋代俸禄制所引《嘉祐禄令》，不是按俸给自最高往最低排列的，宰相月俸三百千，而节度使月俸四百千，是最高的，却排在宰执官、京司文官本官阶之后，俸禄最低也不是“岳渎庙令、丞（十千、七千）”，而是内侍省“郢、唐、复州内品（三百钱）”。《嘉祐禄令》比较全面地规定各官种的俸禄。以本官阶定百官俸禄为核心，辅以少量差遣（如三司检法官、权知开封府判官、三京留守判官、京畿知县等）宗室官俸、职钱等多元禄秩种类。 北宋前期禄制成熟期，反映在仁宗朝《嘉祐禄令》的完成。这是北宋前期文、武官、宗室、内侍官俸禄综合之禄令，既制定了文、武官本官阶俸钱，又制订了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京官知县、州县幕职官等差遣增给，殿阁职钱及中书堂吏俸钱，包括衣赐等不同名色请给。《嘉祐禄令》中，除本官阶为中心，辅以差遣禄制之外，尚制定了职（职名如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学士，龙图、天章阁直学士、待制龙图、天章阁学士等），职事官（御史中丞，、州司户参军，知县，县尉，枢密副都承旨，入内内侍省内侍官都知、押班等），宗室官（如皇子节度使），宰执吏（中书堂后官，中书、枢密院主书、守当官、令史）等禄俸，自皇子节度使、至末等内侍内品共分四十一等。[37] 不过，《宋史·职官志》所载《禄令》原无年号，之所以定为《嘉祐禄令》，是据《禄令》中所列官皆嘉佑之官。最典型的是所列诸阁学士、直学士，至天章阁止。天章阁始置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天章阁学士、直学士则始置于仁宗庆历七年（1047）。天章阁之后，英宗治平元年（1064），始置宝文阁。[38]《文献通考》称：“熙宁以来，悉用《嘉祐禄令》，无所损益。”徽宗大观二年（1108）敕令所引《嘉祐禄令》内容，与《宋史·职官志》所载《禄令》吻合，如： 检会《嘉祐禄令》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前两府除节度使，料钱四百贯文，禄粟二百石。[39] 所载《嘉祐禄令》条文，与《宋史·职官志》所载禄令条文是一致的： 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并前两府除节度使，（料钱）四百千。 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上，并前两府除节度使，（禄粟）月给二百石。[40] 《嘉祐禄令》是至今史籍记载中能见到的北宋首部较全面的禄令，显示了以本官阶定禄为核心（文官以本官阶、武官以武官阶、内侍以内侍官阶）、辅以差遣、职名俸禄的北宋前期俸禄制度的全貌。但同时，差遣与职也有俸禄之制。汪圣铎指出： 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元丰改制前的俸禄，就会发现：官员的俸禄并不全由本官决定，在确定具体官员的俸禄时，差遣时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作用。[41] 的确，北宋前期“官员的俸禄并不全由本官决定”。不少官员的俸禄，比如《嘉祐禄令》定宰相差遣俸钱300千，此外，宰相又有本官阶俸禄。如仁宗嘉佑三年六月，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富弼，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为首相差遣，俸钱300千；此外，富弼任首相所带本官阶为礼部侍郎，俸钱为55千。就宰相来说，差遣俸钱要比本官阶高五倍多。正如汪氏所说，对具体官员来说，差遣“起着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作用”。那当然不是所有文官都是差遣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多数文官的俸禄主要依靠本官阶。因为大量差遣在《禄令》中没有定俸禄。 《嘉祐禄令》自皇子节度使、至末等内侍内品共分四十一等，构成北宋前期官员最基本俸禄等级的载体是本官阶，这也北宋前期未可撼动的禄制特色。但差遣是宋代官员俸禄的中的一种，北宋前期称差遣添支或增给。白文固谓： 由于正官与职事相分离，因此就就别立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由于俸禄与职相分离，如果国家单纯根据寄禄官等级支付俸禄，无疑会产生事重俸薄或事轻俸厚的现象，这就导致了“职钱”（也称“差遣添支”）的出现。官吏除根据寄禄官筀等领取俸钱（也称料钱）、禄米外，另视差遣高下领取职钱。这也使宋代官吏的待遇优厚。[42] 这里要注意，差遣之俸称“增给”或称“添支”，不称“职钱”，如： 元丰六年（1083）四月十八日，诏：“前宰臣、执政官宫观官差遣添支，依知大藩府《禄令》给之。”[43] 在元丰改制之后，职钱为职事官本俸钱（料钱）之称。带学士之官有添支钱，徽宗大观间曾改称“贴职钱”，宣和六年（1124）改回，仍依《元丰法》，不增贴职钱，曾支添支： 契勘《元丰法》，带职人系依《嘉佑禄令》该载：观文殿大学士以下至天章阁直学士等职（职名），除料钱随本官外（按：料钱要视何京官、朝官或侍从官，即本官而定），等第支破添支。内钱三等，自三十贯至一十五贯。米面二等，自八石至五石。昨于大观年后来，因敕令所节次起请，将添支钱改作贴职钱：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自一百至一十贯九等等支散。兼增添在京供职料麦，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自五十石至二十五石四等。比之旧法，增多数倍……欲望应带职人请给，并依《元丰法》施行。”诏：“并依《元丰法》。”[44] 可见《元丰法》仍沿《嘉祐禄令》，徽宗宣和间，对大观间蔡京纂改《元丰法》之处，奏请改正。 （二）元丰新制：以寄禄官为中心俸禄制的形成 神宗元丰三年（1080）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史称《元丰寄禄格》，自特进至承务郎为24阶；[45]如开府仪同三司算在内，为25阶。一改依本官定禄为依寄禄官定禄（武选官阶、选人幕职州县官七阶直至徽宗崇宁才改名），同时与职事官职钱（在京）、外任官职田并存，这样就形成了以寄禄官请给为本俸（基本俸料），职钱为辅的双轨主导俸给制，当然，本官阶、差遣、宗室官俸禄等旧制依然存在。 资料来源：《宋史》卷171《职官志》十一《奉禄制》上《奉禄·元丰官制行》，第4110页 从上列元丰新寄禄官阶可以看出，文臣本官阶不再具有寄禄功能，新寄禄官决定月俸请给；而文官本官阶官官复原职，成为职事官，职事官有“职钱”，在京百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46] 资料来源：《宋史》卷171《职官志》十一《奉禄制》上《奉禄·职钱》，第4117页。 元丰改制，官员既定寄禄官请给，又领职钱，领双份工资。《宋史·职官志》指出： 元丰一新官制，职事官职钱，以寄禄官高下分行、守、试三等。大率官以《禄令》为准，而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既请大夫奉，又给郎中官钱，视嘉祐（《嘉祐禄令》）为优矣。[47] 如苏辙元佑二年十一月为“朝奉郎、试户部侍郎”，[48]其寄禄官为朝奉郎，月俸钱30贯；职事官为试户部侍郎，职钱45贯。苏辙“户部侍郎”官前系“试”字，乃因其寄禄官（朝奉郎正七品）低于职事官（户部侍郎从三品）二品以上之故。据《禄令》，职钱分“行”、“守”、“试”三等，以寄禄官官品高下为准，凡寄禄官比职事官高一品以上，为“行”；同品，不带“行”、“守”、“试”，职钱与“行”同等；低一品者为“守”；低二品以上为“试”。[49]朝奉郎为正七品，户部侍郎为从三品，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二品以上，故职事官户部侍郎之前加“试”，支职钱45千；同时，苏辙又支寄禄官朝奉郎请受月料钱30千，衣赐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 还需注意的是，寄禄官虽有品，但其本身定禄却与官品无关。如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三阶，同为正九品，俸禄却分别为10、8、7贯三等。 元丰新官制，文臣本官阶改为寄禄官，而文官选人幕职州县官七阶本官阶，与武选官自正任、遥郡、横行、诸司使副至大、小使臣本官阶，未及触动，仍保留《嘉佑禄令》旧制。直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政和二年（1112）、政和六年先后易为郎。[50]但在《宋史·职官志》中，已将徽宗朝增改之制，一律视为“元丰制”，在使用《宋史·职官志》俸禄史料时，需要加以鉴别。 《元丰禄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保留了《嘉佑禄令》部分旧制，除上述武选官仍按《嘉佑禄令》作为寄禄本官阶之外，文官带职有添给（增给）钱，亦是如此。据《宋史·职官志》： 增给：观文殿大学士三十千，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元丰添保和殿大学士）二十千，资政、端明、龙图、天章学士（元丰添保和、延康、宝文、显谟、徽猷学士），龙图、天间直学士（元丰添宝文、显谟、徽猷直学士，保和、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待制）十五千。[51] 以上所引“增给”则为《嘉佑禄令》，此可从《宋会要辑稿》记载中得到印证。[52] 值得一提的是，神宗熙丰变法期间，设定了吏人俸禄，这在之前，吏人是无吏禄的。宋初，“天下吏人素无常禄，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53]神宗熙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立定《仓法》，设重法以杜绝吏人请托受贿之弊，自政府百司以至诸州胥吏，皆赋以禄： 其后，内则政府百司，外则监司、诸州胥吏，率多增俸而行此法，谓之“仓法”。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54] 元丰八年八月，定：吏人兼局，除照付本职请给之外，兼局虽多，止许给一处兼职添给钱，从多给。[55] 吏禄之制，入南宋不废。绍兴十三年（1143）六月，重申严格执行吏人重禄法：“人吏受赇，法所不容……近世增立《重禄之令》，给重禄者，为重禄公人。夫既享其俸入之饶，则处以峻法，彼亦何辞？”[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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