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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赠书陈立夫先生,他致函于我的琐忆
来源:《杭州文史》第22辑  作者:顾志兴  日期:2021-03-12

我与陈立夫先生是两代人,就年龄而论,他长我37岁,比我父亲的年龄还大。从地位说,以1949年杭州解放为标志,我还是一个高小五年级的小学生,一个平民子弟,而他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到台湾去了。以常情来看,我们根本无交集的可能。就是缘自我的赠书和他的信函,在海峡两岸隔离的情况下,竟然将我们联系起来了,造就了一段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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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


大概是1993年的八九月间,我接到浙江省出版协会副主席谭克先生的一通电话。他说,老顾,有人要回台湾去,我想将你写的《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和《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两本书赠送给台湾的陈立夫先生,你可同意?我答,好哇,我们也为台湾回归祖国做点事吧。就这样我到了老谭的办公室,他拿出我的《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让我签送给陈立夫先生。我大致就写了“立夫先生雅正,顾志兴1993年 月 日”两行字。日期忘记了,年份不会错的。


谭克先生邹身城先生暨顾志兴先生:

奚复一先生返台,携来所赐《浙江出版史研究》两册,及丁甘仁先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一册,均已收到。谢谢。此类著作,使人易于查考,助益良多。专函申谢,并颂

道祺!

陈立夫八二.十二.


陈立夫先生的字我是认识的,盖因前段时间上海的《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将他的手书上版,信的格式、字迹和此件如出一辙,简短而明白。


老谭对我说,原信作为我们的一项工作,我要保存下来,这份复印件你拿去保存。我说好的,好的。就这样这封信在我的抽屉内躺了20多年。近日,找东西无意中见到,觉得值得说两句。


谭克同志是南下的山东老干部,据他告诉我,南下前曾在山东的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担负一定的负责工作。南下到杭州后,先在《浙江日报》后调浙江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退下来后任浙江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


我和老谭的认识,源于我为当时省出版局的内刊《出版研究》撰文,主编是我的朋友蒋德闲先生。蒋先生有次对我说,能不能为我编的刊物写点稿?我说你们是专家,岂敢班门弄斧。他说,局社系统有人研究,但都是当代的,没有搞古代的,你给我们写点。此时,忽然想起前阵子向恩师胡道静请教过如何入手研究浙江刻书史,胡先生回答:回去读王国维先生的《浙江古刊本考》。在老师的指引下,我就边读边写,大概在《出版研究》上发了一两年的连载文章。


一天在德闲兄的办公室闲聊,进来一位老者,蒋兄作了介绍,原来就是谭克先生。他说:“老顾,我正要找你商量件事,你发在《出版研究》上的文章我都细看了,觉得很有价值,总结整理了浙江历史上的辉煌的刻书历史,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缺口。我想将这些文章汇总起来出一本书,在你和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研究成果,阁下以为如何?”我当然没有反对的理由。老谭说:“老顾,你负责修改,增订稿件,老蒋是这本书的未来责编。我来筹划公开出版事宜。老顾,有言在先,稿费一定给的,但经费困难,只能象征性地给一些,务请支持谅解。”我说:“无所谓。”就这样开始行动。后来出书时,他们请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浙江版协主席马守良先生写了一序,我请胡道静先生作一篇专家序,谭克先生亦写一序,商定后就很快行动了起来。


我的书稿大约有70来万字,加上我搜集的历代书影图片,恐在80万字左右。责编蒋德闲兄建议删去背景材料和图片等约20万字,这样还有55万字,出一本太厚,决定改出两本。我将有关情况向胡道静先生做了汇报,他是行家,很赞成这个方案,还应我之请,特地请他的老友文献学家、书法家顾廷龙先生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书分别于1991年、1993年出版。


通过以上简述,可以看出这次向陈立夫先生赠书,纯是一种民间行为,是在“九二共识”发布以后做的一件小事,反映了大陆和台湾两岸学人文化交流的共同愿望。


因为我这两本书实际是浙江版协的一项工作成果,谭克先生作为礼物赠送给陈立夫先生,他完全有权出送,我估计他请我签名赠送可能含有对陈立夫先生和我的尊重之意。对此,他当年没说,我也没问。


最后,对陈立夫先生的复信略作解读。一是谭克、邹身城两位先生,应是他们联名给陈立夫先生写信,而我只是送书,写信未署名,所以陈立夫先生用了个“暨”(和、及、与)来表示,以示对对方的尊重。奚复一,不详,当是认识双方的人士。谭克已在上面作了交代,邹身城先生认识,不是很熟,仅知他早年在出版社工作过,后在大学教书。谭克先生托他将我的书携台,转送陈立夫先生,尔后才有陈立夫先生的复信。


陈立夫信中称“此类著作,使人易于查考,助益良多”,当是指我的小书而言。从信中看,我估计他翻过两书才有此言,题签者顾廷龙先生和作序者胡道静先生是陈立夫先生的同辈同代人,顾先生的学问陈先生当有所知,胡先生除擅长文献外,还是一位中国科技史专家,是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好友。他的《梦溪笔谈校证》一书获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评价。据网络所载林颖曾在《我的公公陈立夫》一文称,1965年陈立夫先生应蒋介石先生电邀回到台湾后,“开始专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还主持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技与文明》”,如此看他对胡道静先生应有所知。胡先生作序的书,我想他会翻一翻。我这本书以时代为经线,以地域为坐标,对浙江历史上各府州刻印的一些重要著作都一一例举,其中他的家乡湖州历史上刻书很有名,故而他认为“此类著作,使人易于查考,助益良多”,可能并不是单纯的客套话,而是有家乡感情在。人在老年,思乡情切,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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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笔谈校证》


如今与赠书有关的人,除邹身城和我外,顾廷龙、胡道静、马守良、谭克、蒋德闲均已作古,我感到有必要告知大家当时在“九二共识”指引下,祖国和台湾民间联系的一段佳话。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顾问、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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