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巩亭位于教七前下沉小广场，正方形，平屋顶，现代建筑造型。柱身悬挂有原校党委书记张浚生撰写的楹联：“肝胆照日月奇冤难雪，风范沐桃李浩气长存”。1997年百年校庆时，为纪念原浙江大学训导长、政治经济学家费巩烈士，由费巩女儿费盈如女士等捐资修建。2005年厅内新增费巩铜像。

费巩铜像

费巩13岁时和他的哥哥费福焘一起到上海，进了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后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进入复旦大学政治系，1928年赴法留学，次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

“九一八”事变后，费巩从牛津大学毕业，转道苏联回国，他看到挂着日本国旗的船只在海面上肆意横行，悲愤至极，将自己惟一的西装抛入大海，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费巩, 寓意“固我国土”。

回国后，他最初在中国公学任教，并兼授复旦大学一些课程。1933年秋，应复旦校友、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之邀请， 费巩受聘于浙江大学，任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并兼注册课主任，此后一直在浙大任教，直至1945年遇害。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浙大西迁，费巩携全家由杭州逃难上海，安顿好家人后，毅然辞别家人，跟随浙大踏上艰难的西迁征途。

1938年浙大迁到宜山后，学生们生活十分艰苦，有的学生患了病，由于缺医少药而不治身，亡费巩看到后心情很是沉痛。他给竺可桢校长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被称为“香公奏议”的五点建议: 关心健康、宽大贷金、行政改进、减轻功课、言论自由，并提出推行工读之主张，竺校长一一采纳。

1940年7月，浙大训导长姜琦因站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对立面上而被学生赶下了台。浙大一时间没有了训导长。这时, 竺可桢想到，费巩是最合适的人选，“三顾茅庐”请费巩出任。费巩以“不参加国民党、不领取训导长薪酬、把省下的钱用于改善学生生活”为条件，遂同意就职。

费巩首先积极推行和改进导师制，发表《施行导师制之商榷》、《施行导师制之我见》等文章。他主张教师不能只管学生学业成绩, 更要重视品性德行的培养。他身体力行，诲人不倦，既作学术的传授，又告以种种做人的道理，与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所以费巩在校期间，选他做导师的学生最多，一期多达50 余人。

浙江大学西迁时期，条件艰苦，学生用的植物油灯光线弱，不耐风，且有浓烟，严重影响学生视力。竺可桢校长请束星北、杨守珍两位教授改良设计植物油灯。他们在废弃的铁香烟罐放上植物油和灯芯，加盖玻璃灯罩，并在罐子上戳了许多小孔，还设计了铁片用来导热，这样一来，油灯既明亮稳定又不会有浓烟。

费巩灯

费巩任训导长后，为了推广改进油灯，保护学生视力，用自己的津贴，订做了八百多盏油灯，让学生领用。从此西迁途中的浙大学子夜晚就能在比较明亮和稳定的灯光下看书、做功课。同学们把它亲切的成为“费巩灯”。

费巩在担任训导长期间，同时还创办了《生活壁报》，批评时弊，关心国事，撰文不接受任何审查和限制，作者姓名绝对保密，成为了合法斗争的阵地，被称为浙大的“民主墙”，深得人心。在费巩遇难后，学生们为了纪念他将其改名为《费巩壁报》。

1931年9月，费巩刚回到国内，上海民智书局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此书提出了“民仆”的主张，即政府工作人员应为人民的仆人，为人民效劳。他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的官员们“俨然以民之父母自居, 进而剥削之鱼肉之”，“民国以来，号称维新，而政界之恶浊腐败，甚于往昔”，大胆地抨击当时国内的腐败统治。

1933年，世界法政学社出版“世界法学丛书”，收入了他23万字的新著《比较宪法》，“既欲取法异国，以制吾宪，所谓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则于其典章制度，当先下评估，乃能知其利弊，衡其优劣。”

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能救中国，鼓吹法西斯主义，污蔑共产主义。费巩撰写《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等文章予以回击：“宪法颁布后，中国仍未踏入宪政时期。名为宪政，实为独裁。”

1944年2月起，费巩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国名党的腐败统治，要求废止国名党一党专政，此外还多次公开演讲，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蒋介石等国名党当局对费巩十分忌恨。

1945年3月5日，费巩在去讲学的途中，在重庆千厮门码头遭国名党特务秘密绑架，终被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年仅四十。

1978年9月5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次年浙大隆重举行纪念会，又年安放衣冠冢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正厅，供人民瞻仰，师生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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