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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任冯根生管理胡庆余堂
来源:《杭州记忆》第二辑  作者:  日期:20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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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余堂国药号


胡庆余堂是杭州的商业老字号,它的创立和发展与两位掌门人密不可分。早期胡庆余堂的当家人胡雪岩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红顶商人,他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是举足轻重的。第二位人物是冯根生,他1949年进入胡庆余堂后就一直在这里,虽然1972年后被分到了杭州第二中药厂,但到1996年他又回来担任胡庆余堂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他们两位相比,我只能算是胡庆余堂的职业经理人,严格来说算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我很荣幸,这辈子能在胡雪岩、冯根生当老板的企业里工作。这是偶然的机会,也是缘分。感谢冯根生董事长对我的信任和培养,让我接任管理胡庆余堂。

 

当兵复员到杭州第二中药厂


我出生就在杭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杭州人。读书的时候,我比较乖巧、守规矩,在杭十一中就读的时候担任团支部书记。1976年高中还没毕业,我就去江苏一个炮兵侦察部队当兵了,那时还不到18周岁,算是小孩。在部队的4年里,我从战士当到班长,还入了党,自己的言行和举止、生活方式等都得到了锻炼。应该说,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都是非常传统的,不管是家里、学校里的,还是在部队里的。


1981年初,我复员到杭州第二中药厂。相比较全市的工业企业,当时的中药二厂在杭州还算是比较好的企业。“文革”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杭州有一些很好的企业,如手表厂、自行车厂,今天就不行了。当时的中药二厂也不能说是一流企业,但也是排在前列的。杭州第二中药厂是1972年正式成立的一个企业,它的前身是胡庆余堂的一个制胶车间,杭州第一中药厂也就是胡庆余堂,当时的中药二厂没有用胡庆余堂的牌子。


董事长冯根生,原来就是胡庆余堂制胶车间的主任。制胶车间独立以后,他就成为第二中药厂的厂长。第二中药厂早期是做胶的,但做胶会影响周边环境,因此这个车间就从杭州市区的吴山脚下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一开始,这个厂没有什么好的产品和资源,冯根生厂长全部都要从头开始,只能创新。20世纪80年代开始,杭州第二中药厂创新开发了一些口服的保健品之类,比如说青春宝口服液。这些创新产品出来以后,因为当时的环境和形势,受到很多人包括我们这代人以及比我们更年轻一代的欢迎,也受到当时老年人的欢迎,在杭州很有名气。关于口服液的定位,在当时也有一个不好的评价,说我们的产品是为有钱人开发的。那时候,物质比较贫乏,任何东西包括买个火柴、肥皂等,都是计划凭票的,所以人们的需求大概是能吃饱饭就可以了。所以,那时有人认为研发长寿、健康的药品,不符合为广大人民群众和老百姓服务的宗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保健品这一类东西慢慢被人所接受,中药二厂进入到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阶段。因此,冯根生在领导杭州中药二厂走向中药现代化的道路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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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根生在胡庆余堂


由于我是从部队回来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强项,可能在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方面比较好,所以我在第三车间做了一年的生物药之后被调入保卫科。一开始我是借用的,后来就变成了保卫干事,再后来就当副科长、科长。那时候的科室相当于现在的部门,是有编制的。我们保卫科是比较大的,不同于现在的保安,是编制属于企业、管理属于公安局的经济民警。经济民警是国务院专门设立的一个警种,它以服务企业为主。当时比较大的企业,如杭钢、杭氧等都有这些编制。那时,我也是经济民警的队长,大概有10多个人分了两三班,算是发挥了我在部队当兵的强项——老班长带兵,加上保卫科的干事和其他一些人,总共有几十个人,负责所有的安全保卫和消防。当时是国有体制,建制还是比较规范的。保卫科隶属于公司政治部,政治部下面还有党工团组织人事这一类。后来,我又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由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兼任,同时他又兼任组织人事处的处长。90年代初,中药二厂就具有八九百人的规模了。

 

加入青春宝保健品事业部


1992年,杭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就是以香港中策与杭州的国企合资。当时杭州的啤酒厂、电缆厂、橡胶厂全部与中策合资了,我们也参加了谈判,但没谈成。后来,我们厂跟泰国的正大合资了,从1992年开始也变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与中策的合资是杭州市政府主导的,与正大的合资是我们自己谈判的,但也要经市政府批准。这次合资的反响还是比较大的,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当时两个中药企业中,胡庆余堂没有合资,而第二中药厂合资了。


1992年合资的时候,我从政治部调入了办公室,担任办公室主任。当时,企业就叫正大青春宝医药有限公司,在机构调整的时候,让一部分干部退了休,用了一些年轻人。当了办公室主任以后,我就把工作就转到行政方面,也就是怎样去贯彻总裁的想法、思路,以及协调部门之间的关系。1994年,公司分别成立药品事业部和保健品事业部,董事长把我调到保健品事业部担任常务副总,后来叫保健品分公司。事业部制这种形式是向美国的企业学的,当时这两个事业部都是独立核算的,考核也是分开的。自改为事业部制以后,我们青春宝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胡庆余堂因为没有改制,几乎没有变化,别人都在比较快地上升,它就显得落后了。到1996年的时候,社会上各个方面,包括政府、专家层面,以及关心中药发展的一些干部,对胡庆余堂都有一些微词,认为胡庆余堂可惜了,那几年发展和变化不是很理想。当时,所有的企业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过程。过去产品都是政府排计划,感冒药要多少、咳嗽药要多少等,都是由杭州医药二级批发市场调拨的。从80年代末期开始,这个计划越来越不明确、越来越不严密了,很多路要企业自己去摸索,胡庆余堂从那个时候就比较困难了。


胡庆余堂是制药厂,属于国有企业,当时市里就提出来,如果胡庆余堂再不变化,那么这个品牌就要湮没衰败了。而我们青春宝分为两块:


一块就是现在的我们的中国青春宝集团,是国有的;

另一块就是正大青春宝,严格来说是青春宝集团投资的一个公司。


后来,胡庆余堂被青春宝集团兼并了,但是对外没有这样说,因为“胡庆余堂”这个牌子被兼并也不好听,当时就说胡庆余堂并入中国青春宝集团,实行强强联合。市里面为这个事情还专门给我们作出解释。我们公司还有些人思想不太通,有人说是胡庆余堂并入我们,如果是纯粹的并入,那政府还要有财政上的支持;如果是两者强强联合,政府就不需要注资了。这个合并在我们公司内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积极主张要合并,理由是冯根生董事长是胡庆余堂出来的,包括他的爷爷和父亲,都在胡庆余堂工作过,所以现在胡庆余堂日子不好过,理所当然要去帮它一把,有能力也有这个义务要把胡庆余堂做好;

第二种则主张不要去合并,理由是这个企业比较老又是国有的,体制和人事都很复杂。


今天,冯根生董事长功成名就,社会评价都很好,但是万一做得不好,就会前功尽弃。因为我当过办公室主任,和冯根生董事长很熟悉,虽然年纪上我们相差24岁,但他还是很喜欢我的。当时,我在青春宝任事业部副总,刚好跟他一起出国,董事长就问我怎么看这个事情,我告诉他我是积极主张合并的。他问我理由的时候,我说因为是一脉相承,杭州的中药发展包括你的家族从1874年开始就在胡庆余堂工作,这是顺理成章应该做的事情,我积极支持董事长去做这件事。在支持的过程中,我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因为当时我充其量也就是分公司的一个副总,总公司还有其他的副总,还有其他很强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能看出来,董事长是想做这个事情的,但是确实也有压力。


1996年,我38岁,在青春宝只能算是一个中层干部,资历和专业都不算出色,此外我也不是老药工,不是专业性人才。那时,董事长提出让我去胡庆余堂,我说我肯定是吃不消的,水平经验不够丰富。董事长说:“你不要怕,都是这样过来的,去做就好,反正我会支持你的,法定代表人是我。”说实话,董事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我的经验积累、社会阅历增加肯定是好事情。当然董事长坚持这样说,那我就去试试看了。然后,董事长还给我准备了几千万元的资金,真不行的时候,在前期还可以帮我,让我放手去做。

 

调任胡庆余堂,带领企业走出困境


当时的胡庆余堂大概有六七百名员工,规模比杭州第二中药厂小很多,它的销售金额在四五千万元,而青春宝那个时候已经有四个亿左右。当时,胡庆余堂的厂在江干乌龙庙,就是现在的杭海路口、四季青服装城这里,现在已经搬到临平。当时正好赶上胡庆余堂搬迁,需要大量的资金,所有的厂房设备都需要更新,积蓄全部耗费完了,再加上生产的产品比较传统,销售规模也没有上去,企业处于困境。


我1996年到胡庆余堂的时候,公司因为经营思路赶不上形势变化,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前任厂长在办理移交的时候,给了我一台传呼机,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做厂长是需要它的,可以通过它知道公司账户里现在还有多少钱。我当时一看,账户上只有二三十万了。那时已是12月份,马上要过年了,年终奖还没发,12月份的工资也没发,但又不能不发员工的工资,只能去借钱。我就跑到杭州的一个工商银行,找到他们的领导。为了好说话,我还找了一位领导陪我一起去。去了以后,银行一听说是来借钱的,当时就说不借给我们。我说我们胡庆余堂是老企业,在杭州市是很有名气的,跟你们工商银行关系也是很久了。他说不是我不借给你们,是你这个公司在我们系统里已经上了黑名单,不能再借钱了,我也没有办法,这个程序就是这样规定的。当时,他还给了一两罐茶叶当作小礼品送给我们,表示歉意,按理说应该是我们送给他东西。最后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借到。


之后,我又找了他们一个技改处处长。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在搬迁,厂房还没造完,我说这个方面需要用钱。他说盖房子,做技改项目,国家是有专项资金的,钱可以给的,别的流动资金是不给的。他跟我们强调说:这个钱你必须用于盖房子,不能用于其他途径。我当时就想钱到了我账上,我先把工人工资的事情解决好,这是最紧迫的。现在回过头看这段经历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时这个坎过得了还是过不了,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过不了就没钱,没钱员工工资发不出,就没人帮你干活,他们也没有别的收入,是靠这个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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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在“戒欺”匾下留影


我一直觉得我的运气比较好,公司最后也运行得比较好。我去的那一年公司已经亏损了715万元,但到了第二年开始就有了盈余。到2002年我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每年的利润都在百分之百左右,大概4000多万元。当时跟我一块去胡庆余堂的,还有其他三个人:一个副书记,一个副总,还有一个财务经理,那边原有的干部也留了四个人左右。

 

接手胡庆余堂集团,融入新时代


当时,青春宝集团公司是国有企业,旗下有正大青春宝以及胡庆余堂。由于我在胡庆余堂表现得还算可以,2002年被调回来担任集团总经理。这里面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领导觉得我还可以,另一方面是当时规定国有企业要分设,而过去都是冯根生董事长一个人兼任。胡庆余堂经过几年发展,又成立了一个胡庆余堂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有许多的子公司,包括胡庆余堂国药号以及医药厂等,所以我当时也兼任胡庆余堂总裁。这样,我就在集团上班了,不再担任医药厂厂长了,当时医药厂是胡庆余堂下属的一个企业。


2016年,杭州市政府响应国家号召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胡庆余堂收购了青春宝集团66.6%的股权,成了青春宝的控股公司。现胡庆余堂集团下属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一块是以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为龙头的一系列药品生产、销售企业,这就是胡庆余堂和青春宝的历史沿革和股权现状。


传统制造企业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基因,这就是它的匠心,但是我们也确实缺乏另一个基因,这就是互联网基因。作为传统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推进企业与互联网、新零售的结合。2010年,我们就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先在淘宝后在天猫开店,这在杭州算是比较早的。目前,我们正积极推进胡庆余堂与新媒体的招商会,努力对接各类网上平台或服务商。我现在还兼任浙江省老字号协会的会长,在做好自己企业的同时,还有责任带着传统老字号企业找寻新的出路,这是一个老企业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努力并且勤奋地跟着这个时代的步子前进。

刘俊口述  孙昌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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