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序/梁韦弦

《宋代文书违法及防治研究》是钟文荣博士所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成果。关于宋代的文书违法，如文书伪造、不依格式、传递违滞等问题，前人或有专题研究，或于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但这些研究显然尚不能系统地反映宋代文书违法问题的全貌。因此，我们也不能说这种研究是深入的。

钟文荣博士的这部著作，最大限度地搜罗了各类相关文献，对宋代各类文书立法的内容和特点，特别是宋代文书违法的各类情形及防治措施作了全面翔实的论述并讨论了其对今天的启示意义。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至目前为止，有关宋代文书违法及防治问题研究的较为完备、系统的著作。这一成果填补了前人尚未及研究的内容，故具有很强的原创性。这一点相信只要学界同仁认真读了此书，应知我此言不虚。我们可以认为钟文荣博士的这一研究成果将宋代文书违法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对古代文书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

钟文荣同志2004年于吉林大学档案学硕士毕业后来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档案系工作。2007年随我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其博士论文出版后曾获得第十届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十余年来，文荣同志与我，亦师亦友，其为人严谨睿智，做事周到勤勉。遇事说得少，做得多，做得比说得好。这部著作能写得如此扎实，这与其做人的修养是分不开的。

多年来，文荣同志担任历史文献学、档案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其指导学生不做无谓批评，而是耐心给予具体指导，在学生中口碑甚好。在百忙的工作中又为我指导的学生修改论文，提供种种帮助，在我们五十多人的师生圈里有很好的亲和力。现在高校青年教师面临不小的压力，文荣同志能耐住性子，踏踏实实做学问，诚恳地做人，令人敬佩。

梁韦弦2021年1月

农历小寒于吉林四平

后记

本书是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文书违法及防治研究》的最终成果。

2004年硕士毕业到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任职后，我不曾想过今后要继续沿着古代文书档案违法研究的路子走下去，也没有意识到硕士期间播下的种子已经在我的潜意识中成长了。2011年博士毕业后，为了增加国家社科基金获批的机率，我重新审视自己在硕士和博士期间所留下的各种痕迹，发现宋代文书违法问题在宋史研究中还是一块尚待开垦的荒地，于是埋头陆续写了18万字，2017年以此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幸运获得资助。

我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及本项目的各位匿名评审专家。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本项目的支持和信任；感谢各位匿名评审专家，在本书还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是你们的宽容、鼓励和提携激励着我继续前行，此份奖掖之情，我将深藏心中，感恩前行。

我要感谢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各位领导、同仁。在课题的申报中，各位领导和同仁给予了诸多的帮助和提点，他们分别是：叶青院长、陈尚旺书记、孙建党副院长、钟兴言副书记及档案教研室的各位同仁。

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分别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孙瑞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梁韦弦教授。两位导师在不同阶段为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感谢你们将我引入学术的殿堂，并鞭策和鼓励我不断努力前行。

我要感谢同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大家一起鼓劲，相互问候，互相提携，共渡难关。

我要感谢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的赵彦昌教授，感谢在课题申报中赵教授所给予的诸多帮助和建议。

我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赫编辑。从第一次接到电话、签订出版合同、寄送样稿、修改文稿，每一个环节，王编辑都如此耐心、细致、专业和温暖。

最后我要感谢家人。感谢父母、岳父母、妻子、女儿及远在内蒙古通辽市的亲友，是你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能够安守清贫，不问世事，在学术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本人能力所限，书中一定还有许多疏漏和不足，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钟文荣

2021年1月18日于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