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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规定台基高度为五至六倍材[38]。一号遗址参《思陵录》，享殿、龟头殿七等材，台基高三尺。门殿表二举高、举折数据尺五寸。均符合《营造法式》对台基高度的规定。门殿台前檐衬石外边缘距台基约6尺，遗迹结合《营造法式》[39]，设定踏步五级，每级厚五寸，踏面宽一尺二寸，较《营造法式》加宽。门殿后檐、享殿踏道仅按《营造法式》，门殿后檐五级，享殿踏道六级，每级厚五寸，踏面一尺。3 处踏道副子均宽一 尺八寸。
(四）建筑用瓦 一号陵园遗址虽出土较多瓦件， 但集中于遗址西侧， 脱离原生层位，距 离遗址本体较远，故是否为一号陵园遗址用瓦尚且存疑。本文仅作简要分析。 遗址中筒瓦分布广泛，由此可推断一号陵园内各处建筑普遍釆用筒瓦屋面。公布的最大尺寸瓦当（S3E1T0406①:4)直径14厘米，以营造尺320mm计，约合4.3寸；最大板瓦(S3E1T0104①:4)宽245厘米，约合7.65寸。上述筒瓦、板瓦长度均残，宽度相对完整，稍小于《营造法式》三间厅堂建筑用瓦[40]。更小的筒瓦可能用于附属建筑之上。 出土瓦饰有迦陵频伽与火珠，据《营造法式》，当用于房屋转角处[41]。火珠尺度不一，说明用于不同级别的建筑，用法比较普遍，符合《营造法式》规定。
根据简报，垣墙宽度约为3尺。因此推测原墙尚至少9尺[42]，若墙顶铺瓦，总局度应在3米左右。郭黛姮和孟凡人依据《思陵录》复原的永思陵上宫平面，均将红灰墙南部再延伸出一段，形成一围合空间。据笔者亲赴一号遗址发掘现场检视，垣墙东南角并无向南延伸痕迹。本文认为一号陵园遗址门殿前并无郭、孟复原方案 中的闭合空间。一号陵园遗址作为帝陵上宫，参考《思陵录》，应有三重垣墙。考古发掘出的垣墙未知。本文仅做示意复原。《思陵录》记载永思陵上宫有棂星门南北共2座，鹊台1对。一号陵园遗址垣墙北段无缺口，因此本文暂将两座棂星门 作为里篱、外篱正门。鹊台介于两棂星门之间。一号陵园遗址若是帝陵上宫，还应有附属建筑，但本次发掘面积有限，未见相关遗迹。《思陵录》记载永思陵上宫的附属建筑包括火窑子、水缸、土地庙、巡捕房等。一号陵园遗址的附属建筑可大体参考。
四、相关问题探讨
一号陵园遗址三处踏道与建筑开间呈现出了多样的关系。据《营造法式》，踏道沿建筑开间方向为长度，“长随间广”[43]，但享殿踏道长度12尺，明显小于明间面阔16尺，门殿前檐踏道长14尺，大于明间面阔12尺[44]，仅后檐踏道与明间面阔相等。其他考古遗迹中，踏道长度小于间广不乏实例，如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恭圣仁烈皇后宅F1、F3踏道（图一一）[45]；河北曲阳北岳庙麟德殿北宋踏道（图一二）[46]；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行宫遗址F9北踏道（图一三）[47]等等。《营造法式》对台基做法的规定较为简略，“造踏道之制”只说明了单 个踏道的尺度，而未说明布局[48]，以及“长随间广”是否包含副子。钟晓青对宋代台基的研究认为应是“红灰墙”，其外尚有里篱、外篱，但长度其高度与《营造法式》规定并无必然联系，而对于开间较大的建筑，踏道若机械地“长随间广”，未必实用、美观[49]。
综合来看，踏道长度小于开间的做法，在两宋时期南北方可能普遍存在，而踏道长度的具体设计，《营造法式》虽有规定，但仍保留了机动空间。一号陵园遗址门殿前 檐踏道明显长于间宽，结合散水宽于后檐和享殿，以及地表柱洞、斜向的砖铺路面等做法，本文认为此处的加长踏道，可能为了使门殿前 檐更显恢弘。
宋六陵一号陵园遗址的3处踏道，集中出现了长于、等于、小于三种与开间的关系，长于开间犹为少见，可视为研究宋代台基、踏道做法的重要考古实例。一号陵园遗址的平面复原为讨论其等级、身份提供了初步线索。简报认其为某帝（后）上宫。诸陵中，哲宗昭慈圣献皇后陵及诸帝陵上宫神围方35步，其他皇后陵方25步，1步5尺。自宁宗永茂陵起，陵园转至北部山地[50]。一号陵园 遗址并不靠山，已发掘垣墙东段约179尺，北垣墙至少165尺，方35步即长175尺，25步长125尺，一号遗址垣墙均长于25步，而接近 35步，可以排除其他皇后陵。昭慈圣献皇后陵是陵区内修建的首座陵园，此后诸帝后陵园以其为基点，按国音赵姓所利，顺次向西北排列[51]。据早期航片，一号陵园遗址以东，以南都有大范围遗迹，近年经考古勘探确定，当为陵园（图一四），因此其方位与昭慈圣献皇后陵亦不相符，暂可排除。
通过立面复原，一号陵园遗址门殿与文献记载的永思陵颇为不同，不仅开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思陵录》记载永思陵上宫门殿为“直废造”，学界一般认为是悬山顶[52]，而一号遗址可能是单檐歇山顶。《思陵录》收录的是官方勘验文件，应较为准确，一号陵园遗址门殿的诸多出入，说明二者并非同一。而在享殿、龟头殿、垣墙长度都较为相似的前提下，一号陵园遗址门殿以较小屋身与单檐歇山屋顶，对应永思陵上宫门殿的较大屋身与悬山屋顶，似乎 体现了不同帝陵上宫在相同等级准绳下的局部调和。综上，本文认为一号陵园遗址当为徽宗、孝宗、光宗三位皇帝中某位的陵园。
五、结语
通过对一号遗址的整体复原（图一五〜二〇），其建筑呈现出了在《营造法式》的造作框架，与《思陵录》永思陵的等级框架下的灵活调整，如门殿体量缩小，但屋顶为单檐歇山等，最终得到一座既与永思陵规制相当，但又有其自身特点的帝陵上宫，丰富了我们对南宋皇陵的认识。本文认为一号陵园遗址可能属于徽宗、孝宗、光宗之一，未来可结合陵位研究，就永思陵、永祐陵做针对性考古工作。一号陵园遗址的发现与复原展示了建筑遗址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也体现了考古工作的特殊价值，如踏步与开间尺度的不同关系，以及散水对平面台基尺度、立面屋顶形式的双重限制作用等，丰富了既有建筑史认知。复原过程中，本文发现关于一号陵园遗址瓦件倒塌、堆积情况的记录仍有不足，未来发掘过程中需要更多引入建筑的整体认知，谨慎处理各建筑遗迹，全面记录现场信息。一号陵园遗址的建筑考古复原研究采取了积极、动态地介入田野考古的工作方法，建筑复原团队多次参与田野考古工作，配合考古工作的不同阶段，进行数字记录和复原研究，强调学术交叉融合，与考古队实现了良性互动，既充分熟悉了遗址，又发挥了建筑考古的专业优势，辅助考古发掘，提升考古发掘、记录、整理工作的全面性、科学性，为后续的建筑复原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可靠的基础资料。未来，在宋六陵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将继续推行和完善建筑考古复原研究，争取在研究理念、记录方法和成果形式等方面，形成可供推广的研究范式。
除本文作者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建筑考古研究团队参与宋六陵一号陵园遗址测绘、研究的人员还有：黄青岩、袁琦、张子欢、毛静彦、王藏博、铁莹、马铭悦、赵玉琦、巴天宇、刘云聪、侯柯宇、王子寒、赵小雯、周珂帆、王卓、田雨森、王悦荻、毛少弈、王凤歌、张文鼎、王志成。另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俞莉娜 为复原研究提供了资料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通讯作者：徐怡涛 李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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